扩版后的《京华简报》在京城卖了三天，翰林院那间朝南的值房里，已经没有人能安安静静地喝茶了。
第一天的报纸送来时，几位编修还按着往常的习惯，各自把自己那份折好放进案头待阅的公文堆里。到了第二天，有人忍不住先拆了封，翻到版。看见一个路人那篇议论清田令的文章时，他把报纸折了又展开、展开又折了三次，最后拎着那页纸去找了隔壁的同事：你看了没有？这个写的是什么？隔壁的同事说看了，两人就着那篇文章聊了一刻钟，原本该批的公文堆在案角一动没动。到了第三天，七位编修、三位侍读、一位侍讲学士在午休时自发聚到了值房里，桌案上摊着三份不同日期的《京华简报》，版和读者来信版被折角的、画线的、写批注的，几乎每一行都有不同的颜色痕迹留下。
诸位同僚，我提议联名上一封折子。最先开口的是侍读学士周守正，五十出头，在翰林院待了二十多年，说话时声音不高但语气很定，报纸办成了朝堂之外的另一座朝堂。各色人等以旁观者一介书生之类的名号在报端议论朝政，刊载时不经通政司核验，不署名、不担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等风气若不遏止，日后朝堂之上的政令尚未出京师，民间的已经先写好了定论。
周大人所言极是。旁边一位编修接话，且不读经史的人看了几篇报端文章，便以为自己也能议论国事了。长此以往，人人皆可论政之风一旦成型，朝廷的威严从何而立？
角落里有人加了一句：我也看了那篇的文章，虽然没有攻击性，可它写了田清出来了，修路的工钱谁出——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刊登在头版以外的显着位置，跟朝堂上某位大臣提出同样的问题，分量是完全不同的。
几个人议论了一个多时辰。最后达成共识：必须上书，而且措辞要拿捏准确。不能直接说报纸该停，因为扩版是皇帝批的，驳报纸等于驳皇帝。应该说报端论政需有规制，防止无序扩散。这样的话既表达了态度，又留了让皇帝调整的空间，进退都有余地。
当天下午，周守正执笔开始起草。他写了五稿——第一稿太直白，第二稿太迂回，第三稿引典太多像是写史论，第四稿字数过多，第五稿才在字数适中、措辞得体、立场明确之间找到了平衡。末页落款处，他在自己名字后面留了半行空格。第二天一早，值房里的几位同僚各自看了一遍，陆续把名字签了上去，连带隔壁几间值房的翰林们也闻讯赶来签了名。最后落款的人数比最初聚议时多了将近一倍，有的名字排在前面，有的排在后面，但都是从的立场出发，对报纸上的讨论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
折子在当天中午递进了通政司。通政使拆开之后读了一遍，先看到署名那一长串名字，又从头看了一遍正文，然后没有立刻送出，把折子夹在了一摞待转的文书中间，等了一阵才送往暖阁。他向陈默递折子时，神情还算镇定，但语气里露出了一丝谨慎：这是翰林院同僚联名呈上的。陛下看过后若有需要，臣再转交内阁会商。
陈默接过折子，展开来看了一遍。
正文通篇引经据典——从《春秋》非天子不议礼到《礼记》下不议上，再到宋儒士不言政则天下乱的论述，层层叠叠，像一堵用典籍砌成的墙。折子到了后半段才开始落到这件事上，最后的结论是：报端可以谈学问、可以谈风物、可以谈天下大势，但不宜以私议之文干扰朝政之议。整封信的语气带着敬畏和克制，始终没出现或一类的字眼，而是将其包装成和的建议。
陈默读完，把折子放在案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忽然问了一句：这封折子，是周守正执笔的？通政使说。陈默没有评价这句话是肯定还是否定。他拿起笔在折子末页的空白处批了一行字：折子所言，不无道理。然在何处，可议。被谁定，亦可议。报端论政之初，朕愿以二字观其效。若终致无序，朕自有规制。若终致有理，朕乐见其成。
批完之后他放下笔，把折子递回给通政使说：原件存档，抄本送翰林院周大人。通政使看了一眼那行批注，没有念出声来，但他在心里默默读了一遍。他发现那行批注既没有同意翰林院的担忧，也没有否定报纸扩版的必要性，而是把二字放在了中间的位置上。
他合上折子退出了暖阁。
周守正当天傍晚收到了抄本。他坐在值房里看完了那行批注，把纸放在桌上，对旁边的同僚说了一句：陛下说。同僚问：这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周守正想了想：他给了议的余地。余地比同意或不同意都大——也都不容易填满。然后他端起桌上已经凉了许久的茶喝了一口，那盏茶在傍晚的光线里映出了他微微迟疑的表情。窗外有人在廊下低声说了句什么，他没有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