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通政司的汇总清单又添了一笔。
原先登记的三千零七件，到了三月初二又多了四百余件。数目虽不如前两个月涨得快，但投书的地域范围却比先前广了不少。钱谦益让书吏按行省分类造册，册子做出来之后，他翻了翻，发现投书的来处北到辽东，南到海南，西到陕西，东到沿海各卫所。有些地方他连名字都没怎么听说过，信封上盖着驿站的火漆，不知道在路上走了多久，纸边都磨毛了。
他把这份行省分类册摊在案上，看了很久。辽东来的投书有四十七件，居各行省之首，这倒不意外——孙传庭的新军驻扎在那儿，根本法的单行本寄了五百册过去。海南来的少，只有三件，是琼州府几个生员联名写的，纸用的是当地产的椰皮纸，厚实发黄，摸上去有股淡淡的涩味。陕西来的也不多，十八件，大多是用毛边纸写的，字迹粗笨，间或夹着几个错别字。江南各府最多，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应天府、苏州府、松江府三地最密。
钱谦益把辽东的投书全部挑出来，按日期排好。最早的一封是腊月底写的，寄信人是孙传庭军中一个姓吴的千总。信里说，营中将士传阅单行本后，议论最多的是“官阶越高罪加一等”那条。有个把总说，若是武将犯了法也罪加一等，那打仗的时候谁还敢做决断？吴千总问编纂局，这条法在军中怎么行？
钱谦益把这个问题记在笔记本上，在旁边写了自己的按语——“军法与民法有别。根本法管官员日常，不管阵前决断。但平日克扣军饷、虚报战功，当在法内。”写完之后他又觉得不够，补了一句——“是否在根本法后附‘军法别条’，请黄道周议。”
紧接着辽东投书的，是一封从皮岛辗转捎来的信。写信人自称是皮岛守军的幕僚，信里说得极简略，只说“岛上人心浮动，闻朝鲜已与后金议和，皮岛孤悬，守军不知为谁而守”。最后加了一句——“根本法可能管到皮岛？”钱谦益把这句话看了两遍，没有急着批。他把信搁在案角，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老槐树的新叶已经长到指甲盖大了，绿得发亮。他站了一会儿，回到案前，提笔在信尾写了一个字——“待议”。
海南的三件投书他是最后看的。三件都是琼州府学的生员写的，字迹各不相同，但内容相似，都提到一件事——琼州孤悬海外，商船往来不便，民间田宅争讼多靠族老调解，官府很少过问。生员们问，根本法颁行之后，琼州是否也要设律学馆、设民议堂、设登闻鼓院的派出机构？
钱谦益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在旁边注了一行字——“边疆远府，与内地不同。律学可设，民议堂可缓。登闻鼓院派出机构，需另议。”写完之后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此事当问周应秋。南京近海，应天府辖下亦有海岛州县，做法可参考。”
分类整理到第五天，钱谦益从辽东投书里翻出一封特别的。那封信写在桦树皮上，字是用炭条写的，笔画极粗极黑，像是怕看不清。写信人自称是辽东铁岭卫的一个百户，信很短——“铁岭去年被后金攻破，我带着十几个弟兄逃进山里，躲了三个月才出来。出来之后听说朝廷立了根本法。我想问一句，法上写没写，卫所将士失地之后，朝廷管不管？”
钱谦益把这块桦树皮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是用刀尖刻上去的，笔画深得快要穿透皮面。刻的是——“铁岭卫没了。人还在。”
钱谦益把这块桦树皮平放在案上，用手掌按了按。树皮粗糙的纹路硌着手心，像是一把没磨平的砂。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黄道周的住处去。黄道周这些天在看督法类的投书，腿脚不便，很少出门。钱谦益把桦树皮递给他看，黄道周接过去翻了两遍，沉默了好一会儿。
“铁岭卫。”黄道周开口时声音有些哑，“万历四十七年，铁岭卫被攻破。那一年我在京里，亲眼看着塘报进通政司。铁岭卫指挥使战死，全城被屠。塘报上写的是‘铁岭已陷’。四个字。后来没人再提了。”
他把桦树皮还给钱谦益。“这百户问的是‘朝廷管不管’。法上没写。但法上写了‘官阶越高罪加一等’，那守土失地的官，算不算犯法？”
钱谦益没有回答。他把桦树皮收好，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黄道周在身后叫住他。
“牧斋，这三千多件投书里，辽东来的最重。你知道为什么？”
钱谦益转过身来。
“江南的投书说的事，京里都知道。辽东的投书说的事，京里早忘了。铁岭卫陷了快二十年，没人再提。但这块桦树皮一来，就说明——那边的人还记着。”
钱谦益站在门口，风吹过来，吹得他袍角翻卷。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回到编纂局后，他把辽东、海南、陕西三地的投书单独挑出来，装进一个木匣里。匣盖上贴了签条，写的是——“边远行省投书。待御览。”
当天夜里，他把这个木匣和之前挑出的三件投书一起送进了乾清宫。陈默拆开木匣，先看了那块桦树皮，用手掌在上面按了按，像是想把它熨平。然后他看了皮岛幕僚的信、海南生员的联名折子、陕西的毛边纸投书。看完之后他把这些一一摆开，占了整个案面。
他从案角取过一张空白笺纸，提笔写了一份批语。批语不长，但分了三条。第一条——“铁岭卫失地将士，着孙传庭查报。查实之后，无论何部，皆收归新军。失地之罪，不在兵，在官。官已死，不复追。兵仍在，当抚。”第二条——“皮岛守军，着登莱水师按月送粮，不得断。根本法暂不宣。守将若有异志，就地处置。”第三条——“琼州律学馆准设。民议堂先择一县试行。登闻鼓院派出机构暂不设，由琼州府衙代转。”
写完之后他搁下笔，站起来走到门口。那块松木牌在夜色里稳稳地挂着，月光落在“此门之内，亦在法律之中”八个字上，泛着淡淡的银白。他伸手摸了摸牌子，忽然想起何大柱那封投书里写的两个字——“我信。”
三千多件投书，从辽东到海南，从卫所到州县，从生员到木匠。每个人都在问不同的事——桥修了一半怎么办，律学馆能不能设在府学里，卫所失地的人朝廷管不管。没有一件是问“皇权边界”的，没有一件是问“法高于权”的。那些词太大了，跟米价、工钱、修桥、失地比起来，太轻了。
陈默收回手，转身走回暖阁。他在案前坐下来，拿起朱笔，在海南生员的联名折子末尾添了一行字。写完之后搁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了眼。窗外，三月的风从南方吹来，比腊月的风软了不少，吹得乾清宫檐角的铁马轻轻响着。
而千里之外的南京城，周应秋正在民议堂里跟几个士绅商量律学馆的章程。他袖中揣着一封刚从北京送来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琼州要设律学馆了。南京的章程，抄一份送去。”
周应秋把信收好，望着窗外夫子庙前那面空了大半年的告示墙。墙上只有几道糨糊痕迹，和那块刻着六字总纲的青石碑。三月的风从秦淮河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远处画舫的丝竹声。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告示墙空了，但别处可以贴。律学馆的章程，单行本的续编，还有各省投书的摘录。墙空着，正好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