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时间总是煎熬的，苏禾反复预想见到这位唐阁老会是什么情形。而这一天，也很快到来了。
苏禾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对着铜镜反复确认没有失仪之处，才出了门。
唐府的门面不算显赫，青砖灰瓦，门上悬挂着一块儿黑漆匾额，上书“唐府”二字，字迹清秀端正。
苏禾在门前站定，抬手叩门。
来人开了门，通传之后，引她穿过前院，沿着一条小径往后园走。
唐府不大，却极为雅致。院中种着几株老梅，虽已过了花期，枝干却虬曲苍劲。墙角一方小小的石池，几尾锦鲤悠闲地游着，尾鳍一摆，池中就泛起圈圈涟漪。
到了一处敞轩前，领路的老仆停下脚步，躬身退下。
苏禾整了整衣襟，迈步进去。
敞轩里已经坐了人。
唐奕清坐在左侧，见她进来，微微颔首。主位上则坐着一个老人。
唐旻年过六旬，须发花白，面容清瘦，颧骨微高，一双眼睛不大，却极为有神。他手握一卷书，正低头翻看。听见脚步声，他抬起眼来，目光落在苏禾身上。
苏禾上前一步，恭敬行礼：“学生花苏禾，拜见唐阁老。”
唐旻打量了她几眼，点了点头：“坐。”
苏禾在右侧空位坐下。茶已经备好了，唐奕清亲自过来给她倒了一盏。苏禾双手接过，道了声谢，将茶盏握在手中，余光打量着唐旻。
他翻着手中的书卷，似乎忘了屋里还坐着人。
轩中安静得能听见院中锦鲤摆尾的水声。
唐奕清看了看祖父，又看了看苏禾，没有出声催促。
苏禾也不急。
唐旻在等她沉不住气先开口，如果连这点静气都没有，那就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苏禾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茶是上好的雨前龙井，入口清冽，回甘绵长。
她放下茶盏，目光落在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字上。字写得是“静观”二字，笔意苍劲，落款是唐旻自己的名字。
唐旻终于翻完了那一页，合上书，抬起眼来。
“瞧你方才在看那幅字。”他说，“看出什么了？”
苏禾收回目光：“回阁老，学生看那‘静观’二字，笔力沉稳，转折处却极锐利。观字如观人，学生斗胆猜，阁老题的这两个字，不只是自勉，也是自况。”
唐旻向左侧投去一眼。
唐奕清几不可察地摇头。
唐旻“嗯”了一声，目光重新落在苏禾身上：“奕清跟我说，你读《通鉴考异》读得细，唐纪部分能校出传抄之误。你读了几年书了？”
“回阁老，学生自幼失怙，读书较晚，正式入学不过两三年。”
唐旻目光微动，难掩诧异。引荐苏禾的唐奕清同样看过来，对这个回答感到意外。
这可能吗？
姜还是老的辣，唐旻收敛神色，说道：“照你所说，你岂不是神童？”
苏禾微微摇头：“学生所言非虚，并非夸大其词。十二岁之前，我流落在外，那年运气好，得了老天眷顾，才与姐姐们相认。回家之后，才有机会读书识字。”
“这么短的时间，能读《通鉴考异》，也算用心了。你方才说，校《通鉴》要对当时人的文集、行状、墓志铭。那你举一例，唐纪中哪一处纪年有误，你如何校的？”
苏禾略一思索，答道：“《通鉴》唐纪则天朝，载‘长寿元年九月，李昭德贬钦州南宾尉’。学生翻阅当时张说所撰《李昭德墓志铭》，墓志载其为‘长寿二年春’贬。再查《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亦载长寿二年正月李昭德罢相。三处对照，《通鉴》‘长寿元年’当为‘长寿二年’之误。司马温公编纂时，可能取用了某一来源的纪年，未及详考。”
唐旻听完，拿起茶盏，慢慢饮了一口。
轩中安静了片刻。
唐旻放下茶盏，又问道：“你觉得，《通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
苏禾想了想：“司马温公编《通鉴》，以‘资治’为要，叙事求通贯，有时为了史事连贯，会择取某一来源的纪年，而暂时搁置其他来源的异说。他在《考异》中往往注明‘从某书’，但未必尽举异说。这是编纂取舍所致，非粗疏之过。”
唐旻微微颔首，却又追问了一句：“若司马温公择取某一年代，是为了叙事通贯，那被搁置的异说，是否意味着不重要？”
苏禾摇头：“回阁老，异说未必不重要。司马温公在《考异》中保留异说，就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同一件事，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后人若发现正文有误，可以回到《考异》中寻找线索。这是司马温公的谨慎之处，他不隐藏异说，也不强行统一，而是留给后人判断。”
“留给后人判断？”唐旻垂眸，片刻后，反问道，“那你觉得，后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苏禾略作沉思：“依据是事实。异说再多，事实只有一个。可事实不可直接得见，只能通过不同来源的记载去逼近。离事实越近的记载，越可信。离事实越远的，越可疑。判断异说，就是要看哪个来源更接近事实本身。”
唐旻笑了一声，对唐奕清说：“你没看走眼，这人真有点儿本事在身上。”
唐奕清以笑回应。
视线又转回苏禾身上，她保持好谦逊的微笑。
“你方才说，校《通鉴》要看文集、行状、墓志铭。”唐旻缓声道，“那我问你，若这些材料本身就有偏颇，你如何判断？”
苏禾答道：“回阁老，材料有偏颇，是常事。文集往往溢美，墓志铭往往隐恶，行状往往片面。可正因为它们各有偏颇，放在一起对照，反而能互相纠正。文集说某人如何好，墓志铭可能说某人如何好，但行状可能提到某件事，而这件事在文集中被刻意隐去。把这些都摆出来，真相自然就浮现了。”
唐旻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他忽然换了个话题：“你方才说，你自幼失怙，读书较晚。那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回阁老，学生父母早逝，我与家中两位姐姐相依为命。父亲生前……是走镖的。”
“走镖的？”唐旻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意味，“那你两位姐姐，如今在做什么？”
这是干什么？查起户口来了？
苏禾心思百转，斟酌词句：“两位姐姐都出了远门，想在外游历……说起来，家母，您可能也认识。”
“哦？”唐旻来了兴趣，“是哪位千金？”
“姓花，和家里闹掰那位。”
唐旻脑子一转，就知道她说的是谁了。难怪她不直说是谁，花家也曾与他们是一道的，可惜下场凄惨，女儿靠早早断绝关系才逃掉一劫，确实不太好直言。
“原来如此。”他态度又温和了几分，“难怪，那丫头才学出众，可惜困于女子身份，你家里的姐姐得了她的真传吧？你是跟着姐姐读书的？”
苏禾一愣：“确是如此。”
唐旻又问了一些她们的近况，把话题拉回了正事：“你方才在沁芳园说‘执两用中’，用在朝堂上，是义利之间。”
“那我问你，若今日朝堂之上，有一件事，利国而害民，你做不做？”
不是故人之子，已经态度松动了吗？怎么又问这种送命题？
利国而害民，眼下打着“利国”的旗号，行的却是害民之实的事儿还少吗？
“回阁老，学生以为，若真有利国而害民之事，那这件事，从根本上就不是‘利国’的。”
唐旻挑了挑眉：“哦？”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害民之事，短期或可见利于一时，长远必动摇国本。所以利国与利民，本是一体。若有一件事，眼前看起来利国，实际却在害民，那它利的只是某一时、某一人、某一姓之‘国’，而非天下之‘国’。这样的‘利国’，终究会变成害国。”
苏禾继续说道：“所以学生以为，真正的利国之事，必以利民为前提。若两者相悖，那其中必有一处是伪装的‘利’。”
唐旻看着苏禾，目光深邃，不辨喜怒。
半晌，他忽然问了一句：“你方才说，事实不可直接得见，只能通过不同来源的记载去逼近。那朝堂之上，一件事是利国还是害民，你如何判断？”
苏禾答道：“回阁老，看结果。一件事做了之后，百姓的日子是好了还是坏了，这是最直接的判断。”
“若结果一时看不出来呢？”
“那就看动机。若做这件事的人，心里想的是百姓，那即便一时未见成效，也值得等。若心里想的是自己的乌纱帽，那即便眼前有利，长远也必害民。”
唐旻逼问的节奏慢下来：“你如何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苏禾抬眼直视他：“回阁老，学生不知道。可学生知道，一个人若把百姓挂在嘴上，却从不做对百姓有益的事，那他心里想的，一定不是百姓。君子论迹不论心。”
唐旻轻笑一声，将桌上那卷合着的书推到了苏禾面前：“你看看这个。”
苏禾双手接过。
书册不厚，封皮已经磨得发毛，扉页上写着《盐铁论》。
茶水凉了，唐奕清为二人递上新茶。
唐旻语气平常：“汉昭帝始元六年，郡国所举贤良文学之士，与御史大夫桑弘羊辩论盐铁之利。贤良文学说，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该罢。桑弘羊说，盐铁之利是国家大计，边关军费、河防工程、百官俸禄，都指着这些。两边吵了几个月，最后怎么着？”
苏禾翻了几页：“《盐铁论》记载，最后是‘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算是各退一步。”
唐旻笑问：“你觉得，谁赢了？”
苏禾低头翻了翻那卷书，书页间有唐旻自己的批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
“回阁老，学生以为，这场辩论没有赢家。”苏禾合上书，“贤良文学赢了道理，桑弘羊赢了实务。可道理和实务，本来就是一件事的两面。汉昭帝罢榷酤而不罢铁官，其实是把这个难题留给了后人。”
“你方才说，论迹不论心。”唐旻又问，“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迹是什么？是他替汉武帝敛了财，支撑了漠北之战、河西之战，让汉家疆域推到了西域。可心是什么？是他以此固宠，以此揽权，以此让天下人知道，离了桑弘羊，朝廷的钱袋子就得空。你说，这个人，你如何论他？”
桑弘羊是能臣，也是权臣。他的“迹”利国利民，他的“心”却未必纯正。可若没有他，汉武帝打不起那些仗，边关的百姓也未必能安生。
苏禾：“回阁老，学生以为，桑弘羊的‘迹’是实的，‘心’是虚的。实的东西，后人看得见，也评说得。虚的东西，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学生评桑弘羊，只看他的迹。盐铁官营利国利民，学生就认他利国利民。他以此揽权固宠，那是他自己的事，不影响盐铁官营本身的对错。”
唐旻的目光陡然锋利起来：“照你这么说，只要一件事的结果是好的，做这件事的人心里想什么，都不重要？”
“回阁老，学生不敢这么说。”苏禾摇头，“学生只是以为，评判一个人，迹比心更可靠。心不可见，迹可见。若人人以‘心’为标准，那天下就没有不可用之人，也没有不可杀之人。可若以‘迹’为标准，至少还有一条线，越过了那条线，就是越过了。”
唐旻又翻起那卷《盐铁论》，问道：“汉昭帝罢榷酤而不罢铁官，是把难题留给了后人。那你觉得，这个难题该怎么解？”
苏禾答道：“回阁老，学生以为，盐铁之利可以归国，但盐铁之利也必须归民。国与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一条河的两岸。所以盐铁之政，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国取一份，民留一份。国把取来的那份用在边关、河防、赈灾上，民就知道，这份利最终回到了自己身上。这样，国与民就不是争利，而是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