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压在罐头底下的。
他进门，曼丽坐在桌边，没起身。桌上一听牛肉罐头，罐头底下压着一只信封，露出一角。封口朝上，没拆。
“上海来的。”曼丽讲，“下晌邮差送到坡上，我签的字。邮差讲，坡上头一回收上海的信，问我是不是有亲戚在上海。”
“你讲啥子？”
“我讲，亲戚没有，冤家有一个。”
“没拆？”
“我拆了，你又讲我小心眼。”她把罐头拿开，信封推过来，推到桌沿，手没松，“信封是香的。”
“香得很。”曼丽又讲，“邮差递过来我就闻到了。坡上收的信，哪一封不是霉的、烟熏的。这一封，隔着一听罐头都压不住。”
他接过来。信封是洋纸，白的，右下角印着两个洋文花体字，字底下一行小字，静安寺路。邮戳是上海的，四月七日。收信人写的是坡上的门牌，写他的名，字瘦，往右倒。
这个字他认得。孤岛那几年，这个字写过多少张条子，条子上写的都是价钱。价钱后头，有时候多一句，有时候一句也没有。多一句的，比没有的贵。
曼丽没走开。她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缸喝水，眼睛从缸沿上头看过来。
他拆了。
信纸是舞厅的信纸，淡黄，抬头也是那两个花体洋文字，底下一行小字，印的是场子的名字。这样的纸，他八年前在场子后头的小间里见过一沓，压在她的粉盒底下，记的是各桌的输赢。三张，只写了一张半。
“陆先生台鉴：
场子腊月里重开，到今朝三个月了。门口的吉普，比当年的包车还多，一排排到马路那头。开吉普的都是接收来的老爷，牌桌上讲的是房子、车子、条子，输赢用金子算，票子不收，讲票子毛。
我不做台了，做账房。哪位老爷欠哪位老爷多少，哪栋房子过了几道手，账房一笔一笔记着。账房的生意，比台上的好。
你那几年的书店，有人打听。问的是老账，问到我头上。我讲，账本早烧了，烧的时候你还在上海。
上海还是上海。信不用回。
夜莺”
他看了一遍。一遍够了。
看完，信纸折回去，折成原来的三折，装回信封。曼丽还在看他，缸子搁下了。
“生意信。”他讲。
“生意信写在舞厅的纸上？”
“她的生意在舞厅里。”
“百乐门重开了？”曼丽的声气拐了个弯，“重开了也轮不到她做头牌。她比我大三岁，孤岛那阵就三十了。”
“她不做台了。”
“不做台做啥？”
“账房。”
曼丽哼了一声。“账房。好一个账房。”她想了想，又讲，“账房比头牌长久。头牌做到三十就要让台，账房做到五十还有人请。她倒会算。”
“她一向会算。”
“你倒晓得。”
他没作声。曼丽把茶缸端起来，又搁下，缸底在桌上磕了一下。
他起身，从灶间拿了火柴。信封连信纸，一头点着，火从洋纸上头爬过去，爬得快。那股香叫火一烤，先浓了一下，再就没有了。他捏着另一头，等火爬到指头边，松手，落进窗台上自家那只搪瓷缸里。缸里剩着半缸枸杞水，灰浮在水面上，一转，沉了。
“陆行舟。”
“嗯。”
“上海的信，倒是勤。”
“头一封。”
“头一封就写三张纸。”曼丽把罐头拿回去，摆回床脚那一摞上头，摆得齐齐的，“信封香一回，我就算一回。”
他没接。她也没再讲。
饭是豆瓣烧罐头，锅边照旧糊了一圈。吃到一半，曼丽放下筷子。
“赵太太走了。”
“四月的船。”
“船又黄了，退到五月。箱子四个月，人还在坡上。”她把碗里的肉拨给他两块，“票捏在手里三天，末了叫人挤掉了。她在朝天门站了一上午，箱子又拖回去。回来拉着我的手讲，南京见。我讲，南京见。讲完两个人都不晓得南京在哪头。”
“下水，往东。”
“往东我晓得。我是讲，到了南京住哪头。”曼丽拿筷子点了点桌子，“牌桌缺一个，方太太讲往后凑不齐了。方太太又讲，你们局里要分批走，她家那位是第几批，问了三回也不晓得。勾老幺的棚子，昨日又收了一张桌子，讲客人走一半，桌子摆着也是空的。收了桌子，棚子看着倒宽了，人坐在里头发空。”
“批次还没下。”
“还都，是还南京？”
“南京。”
“不是上海？”
“南京。”
“南京到上海，火车几个钟头？”
“几个钟头。”
“哦。”曼丽端起碗，扒了一口，又搁下，“那她的账房，离得倒近。”
他把那两块肉吃了。
夜里曼丽睡了，他坐在灯底下，把日间那一张半纸在心里过了一遍。
过到“问到我头上”，停了停。
齐同光上车那天讲的是“有人”。供词那一行，是法院的纸。这一封，问到了她头上。三处问的都是民国二十九年，问法不一样。问齐同光的人，问的是牌桌；问法院的，是高丽生自家的嘴；问到白玫那里去的，是知道白玫同书店有旧的人。孤岛那几年，知道这一层的人不多。活着的，更少。
信上没写问的人是谁。她不写，是不能写，还是不用写，纸上看不出。写了的那两句，倒是清楚。账本早烧了，是讲她那头没有留下东西。信不用回，是讲这条路只准来，不准去。
她做了八年生意，信写得像生意。生意信里头，只有一句不是生意。烧的时候你还在上海。这一句是讲给问的人听的：账本没出上海，也没有跟着姓陆的走。这一句她不用写，写了。当年多出来的一句，是要算钱的。这一句没有算。
他把怀表上了弦，搁回枕头底下。
早上起来，窗台上的缸子空了，洗得白白的。
“灰倒了。”曼丽在灶间讲，“喝水的缸子，装啥子灰。”
罗家湾的楼里，人比上个月少了一截。
公文落印之后，缩三成的三成，是一个一个走的。译电室原先满满一屋子人，如今空了两张桌子，桌面擦得干净，抽屉拉开是空的。楼上倒热闹，整日有人搬箱子，绳子在楼板上拖，一趟一趟。搬的是档。分批装箱，箱子上贴条子，条子上编号。编号的活，头一批是他做的，往后几批，楼上另派了人。
晌午前，楼上下来一个人，是席之桓从南京带来的，讲话带江浙口音，客气。
“陆先生，第三批的箱子，火漆有两箱对不上册。席秘书讲，请造册的人去看一眼。”
他上楼。走廊里摞着箱子，一箱一箱贴着条子。对不上的两箱在最里头，火漆是新按的，花纹是一枚缠枝莲，按得深，蜡还新，指甲掐得动。册子上记的这一号，该是一枚回纹。
“印子换了。”他讲。
“换了？”
“上个月封的时候，用的是老库的印。老库那枚在薛先生手里，薛先生手烫着，印子没交出来。这两箱是重封的，用的楼上的印。”
那人看了看火漆，又看了看他。“册子上要不要改？”
“册子不改。加一行，重封，用印某某，日期。签个名。”
那人签了。他也签了。两箱抬走。
下楼的时候，他把那枚缠枝莲在心里过了一遍。回纹是老库的，缠枝莲是楼上的。往后一路，火漆是哪一枚，箱子就是谁的。
方鉴清从里间出来，手里捏着一张单子。
“行舟，总务那头讲了，官堆纸往后不发了。”
“不发了？”
“缩编。纸也缩。”方鉴清把单子递过来，上头是总务科的印，一行字，各科誊清用纸自筹，“自筹。局本部誊清用的纸，自筹。”
他把单子看了一遍。
“你常去的那家纸行，”方鉴清讲，“替科里带两刀。钱我出。”
“科长，两刀誊不了几天。”
“两刀先誊着。誊到南京，南京再讲。”方鉴清转身往里间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要官堆纸，莫要毛边纸。毛边纸洇。”
“晓得。”
他把单子折了，揣进口袋。总务科的印是红的，印得很匀，单子用的纸，是官堆纸。
下坡。
朝天门半坡的路，走了四年，石梯哪一级松了，脚先晓得。义丰纸行的门柱上，价牌又换了一张，一刀的价，比上月又多一截。学徒蹲在门里熬浆糊，竹片在锅里搅，一圈一圈。任小楼坐在裁纸案后头拨算盘，见他进门，算珠没停。
“陆先生，还是一刀？”
“两刀。官堆纸。”
“官堆纸涨了。”
“涨了也要。”
任小楼把算盘往边上一推，抽出两刀纸，麻纸包起来，细绳扎十字扣。手上不快不慢。
“北路歇了？”陆行舟问。
“北路歇了。”任小楼头也不抬，“陪都散了，纸行的生意也散一半。存货清一清，铺子缩一半。学徒回江津，我还在坡上一阵。”
学徒搅浆糊的手停了一下，又搅起来。
铺子里的纸架子空了一半，上头几格积着灰，下头几格还码着。门柱上那块价牌，墨一层压一层，最底下那一层是四年前的价，看不清了。
“往下走到哪儿？”
“走到哪儿，哪儿再开张。”
绳子扎完。任小楼把纸递过来，两手笼回袖子里。
“陆先生，明日得空，吃杯茶。”
“有事？”
“有上海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