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呈是早上写的。
研判股的屋子在洪公祠二进东厢，三张桌子，一张空着。空着的那张是股长的，股长没到任，桌上一层灰，灰上压着他昨夜送上去又退回来的簿子。老虎桥核证词的簿子。退回来的意思只有一个：再写一份，写成能签字的。
他把簿子翻到末页，铺一张签呈纸。
抬头：为拟准七十六号旧人高丽生列为污点证人事。
正文他写得慢。慢不是想，是誊。隔栅那一头讲过的话，他一句一句记着；记着的东西要挑，挑出来的东西要变成公文的字。公文的字只认三样：卷、宗、页。
一，该犯供璩宏达民国三十一年在沪西滥捕十七案，与沪字结案卷第三十一至四十七宗相合。二，该犯供蓟连奎二十九年冬押解途中戕害四人，与沪字经费册二十九年十二月“处置费”一栏相合。三，该犯所供，凡有卷可证者准录，无卷可证者不录，不计折罪。四，本局出具证明，该犯供词以本局旧档核校为准。
第三条他写完看了一遍。看的不是字，是这一条底下压着的东西。
高丽生记性好。好到什么地步，他比谁都清楚。七年前弄堂口那两条三炮台，那人捏了三息才收；五年前书店里四只粢饭糕，那人隔着铁栅还讲得出是油纸包的。这样的记性进了法庭，讲什么都像真的。第三条的意思是：像真的不算，纸上有的才算。纸在洪公祠。洪公祠的纸，过他的手。
第四条是写给席之桓看的。
五月底的南京，早上已经热了。东厢的窗开着，院里那棵老槐把光筛下来，筛在纸上一片一片。他誊完，吹了吹墨，等干。等的时候把昨夜那份簿子又翻了一遍。簿子上记的是隔栅里的话，一句不落。落到签呈上的，只剩四条。旁的那些，纸上没有，就当没讲过。
席之桓的屋子在头进正房，门开着。他进去的时候，席之桓在看另一份东西，看完才抬头。
签呈递过去。席之桓看得不快，一行一行。看到第三条，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
“无卷不录。”
“是。”
“他记得的，比卷多。”席之桓说。这不是问。
“多的那些，法院不认。”陆行舟说，“法院认纸。”
“法院认纸。”席之桓把这四个字重了一遍，像在重庆重“文案的事”那一回。他把签呈搁下，没签。“璩宏达一案是首都高等法院的，蓟连奎也是。本局出证明，证明的是纸。纸对不上，是本局的脸。”
“所以要核。核一桩，录一桩。”
“谁核？”
“研判股。”
席之桓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长。“股长没到。”
“副股长核。”
席之桓提笔。笔停在批语的位置，又抬起来。“有用，就活。”他说，“这句话，你写不写？”
“不写。他自家晓得。”
笔落下去。批的是“如拟”，底下一个签字。签完，席之桓把签呈推回来，讲了半句：“他供的每一桩——”
后半句没有。陆行舟接住了：“先过研判股。”
“过你。”席之桓说。
他退出去。走廊那头是改组委员的屋子，门也开着，里头的人抬头看了他一眼，没点头。他也没点头。两边的人在一条走廊里走了半个月，一直是这样。签呈夹在腋下，纸很薄，一张纸，一个人的命。
高丽生这张嘴，是他从隔栅里领出来的。领出来做证人，是他签呈上写的。这张嘴往后每讲一句，先到他桌上过一遍。
下午去老虎桥。
监狱在城北，墙高，门小。路上走了小半个钟头，城北的街比城南宽，也比城南空，两边墙上去年刷的标语叫雨冲得只剩一半。门房验了公文，登了名，放他进去。上回来是核证词，这回是送话。探视间隔一道铁栅，栅这边一张桌，栅那边一条凳。看守把人带进来，铁镣在地上拖。
高丽生瘦了一圈，囚衣宽，肩头空着。金牙还在，一张嘴先亮那一颗。
“陆先生。”他坐下，凳子响了一声，“又来了。”
“签呈批了。”陆行舟说，“璩宏达、蓟连奎两案，你做证人。”
高丽生的头点下去，点了三下，像捣蒜。点完抬起来，眼睛里那点油还在。
“折罪？”
“每供一桩，有卷可证的，记一桩。”陆行舟把话讲得很平，“无卷的，不记，不折。”
“有卷的。”高丽生把这三个字咬了一遍，“陆先生，卷在洪公祠？”
“在。”
“卷里有的，我都记得。”他笑了，“卷里没有的，我也记得。”
“卷里没有的，法院不认。”陆行舟说，“你讲一句，法官问一句有据否，你答不上，就是攀咬。攀咬的证人，一句折不了罪。”
高丽生不笑了。他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镣子跟着响。隔了一会，他讲：“那一桩呢？”
“哪一桩？”
“民国三十年那一桩。”高丽生压着嗓子，“我家先生那把刀。”
“那一桩，在本局的档里，是功。你上回自家讲的。”
“是功。”
“功是本局的功，不是你的。你供出来，替本局记一笔，折不了你一天。”他停了停，“卷里有的，你讲，对得上，记你一桩供述属实。卷里没有的，你多讲半句，记你一桩供述不实。哪一样合算，你比我会算。”
高丽生盯着他。盯了很久，久到看守在门边换了一次脚。那颗金牙又亮了。
“陆先生，我懂了。”他说，“说书的讲书，讲到哪一回是哪一回，不添词。”
“不添。”
“上了堂，人家问到先生呢？”这一句他问得轻，像顺口，“当年那本账，是我替先生写的。”
“照档答。”
“照档。”高丽生点头，又是三下，“档上八个字，我记得。”
看守叫时间。高丽生站起来，镣子拖着往里走，走到门口回头，还是那一笑。
“老陆，四只粢饭糕，油纸包的。”他说，“太太还好？”
陆行舟没答。门关上了。
门外的走道很长，看守走在前头，钥匙在腰上响。他走得同看守一样快，不快，不慢。
回洪公祠，天还亮着。
档案股在第三进，管卷的是个年轻人，只认调卷单。调卷单上要写事由，事由写得对，什么卷都调得出；写得不对，一页也不给。他填了一张：为核对高犯供词，调本局旧人在沪七十六号露面者备案，全宗。全宗七册，抱回来一摞。
他自家那一页在第四册，夹在中间。
三页。民国二十八年七月的派遣备案，签字，印。摘抄的考语，八个字，旁注“原卷万逆朱笔勾销”。二十七年年终考功，忠厚有余，才干不足。这三页他在重庆见过一回，方鉴清柜子的底格。如今纸随本部到了南京，还是这三页，黄的更黄了，印还红。
他没有抽出来。抽出来，就是抽出来。他把第四册翻到这一页，夹一条纸签，写“备核”，同旁的六册一道搁在股长那张空桌上，压在核证词的簿子底下。有人问，是调来核证词的。没人问，它就在那儿。
八个字是他攒的。攒了三年，高丽生写的，万啸卿勾的，本局摘的。三家的手，一个人的名字。写的人在老虎桥，勾的人废了，摘的人不认得他。纸认得。
他把那一摞对齐，桌上的灰擦了一道。
门东的天井里，老太太在收晒的萝卜干。
曼丽蹲在井台边洗鸭血，手上一盆红水。这是老太太教的第二样菜，头一样是盐水鸭，还没学成。他进来，她没抬头。
“郑太太今朝讲的。”她说，“汉奸要审了，首都高等法院，六月十几，日子定了。满南京都在讲。”
“嗯。”
“审的是上海的。”曼丽把鸭血捞出来，一块一块码在碗里，“上海那个副区长，还有七十六号的。”她码完了，才抬头。“太太们都要去看。郑太太有券，方太太在托人。”
“旁听券，法院发的。”
“法院发的，局里能拿。”曼丽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当家的，你在局里管这个案子的纸，我晓得。你别讲你不管。”
“我管纸。”
“管纸的，拿一张券。”她站起来，一盆红水往天井角上一泼，青石板上一道印。“我要看看那些人。”
老太太收完萝卜干，端着簸箕从旁边过，讲了一句南京话：“多大事啊，一张票。”她进屋去了。
曼丽转过身来，眼睛望着他。“一张。”她说，“就一张。”
他没有答。隔栅那头最后那一句，还在耳朵里。太太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