蒜是老太太拎回来的。
一篮子新蒜，带泥，梗子还是青的。老太太把篮子往天井里一放，搬了两张小板凳，一张自家坐，一张拿脚勾过来，朝曼丽点一点下巴。
“坐。剥。”
曼丽坐下来剥。天井里的青石板早上还凉，太阳一过墙头就烫了。两盆葱在墙根，是她前几日种的，叶子刚立起来。
老太太剥蒜不用刀。拇指指甲一掐，外头那层皮就下来，掐到第三层停手，留一层。曼丽跟着掐，掐到底，露出白生生的蒜瓣。
“多了。”老太太说，“留一层。剥光了，糖进不去，醋也进不去，蒜是蒜，水是水。”
“留一层做啥？”
“留一层挡着，慢慢进。”老太太把她剥光的那一头丢进另一个盆，“这一头不算，晚上炒菜。”
曼丽重新掐。掐了三头，手上一股蒜辣气，往眼睛上一擦，眼泪就下来了。老太太看了一眼，没笑，把自家剥的一头递过去。“看。”
那一头蒜圆圆的，一层薄皮裹着，紫里透白。
“端午前后的蒜，皮嫩，腌下去两个月，透。”老太太说，“过了这几日，皮老了，就腌不进了。多大事啊，一年就这几天。”
曼丽把那一头蒜捧在手里看了半天，又搁回篮子里。“重庆没有这一样。重庆腌的是萝卜，辣椒，盐水泡的。”
“南京也泡。”老太太说，“泡是泡，腌是腌。”
坛子在堂屋门口，粗陶的，一尺高。老太太先倒糖，再倒醋，醋是河沿酱园打的，一斤半。她拿筷子搅了一搅，把蒜一头一头码进去，码得平。曼丽在旁边看，看她码到第三层，伸手也码了一头。
老太太没拦她。
蒜剥完了还有一半，醋不够。老太太拎起醋瓶，曼丽跟着去河沿。
出巷口往西，过一座桥，就是河。河不宽，水是绿的，绿里带黑，河房的木柱子一根一根插在水里，柱子底下堆着菜叶。对岸有人在河里淘米，再远一点是文德桥，桥上有人挑担子过。
酱园在桥头。柜台上一排缸，缸口盖着木盖。伙计拿提子往下打醋，打了三提，往瓶里倒。老太太眼睛盯着提子，没讲话。伙计倒完，她把瓶子举起来对着光看。
“一斤半，你这一瓶，一斤三两。”
伙计说满的。
“满的是瓶口，不是提子。”老太太把瓶子搁回柜台，“你那提子底下垫了什么，拿出来我看看。”
伙计不动。老太太也不动。柜台后头的掌柜从账本上抬起头，看了一眼，往伙计那边一挥手。伙计把提子里头一块木片抠出来，又打了半提。
老太太拎起瓶子，走了两步，回头讲了一句：“犯嫌。”
曼丽在旁边听着。出了酱园，她问：“犯嫌是骂人？”
“骂人。”老太太说，“不重。你要骂重的，我不教。”
“为啥不教？”
“重的骂出去，人家还嘴，你听不懂，吃亏。”老太太把瓶子换一只手拎，“先学轻的。轻的骂出去，人家晓得你是本地人，就不欺你。”
曼丽跟在后头，嘴里试了一遍。“犯嫌。”
“调不对。”老太太说，“你那是上海调。”
“那你再讲一遍。”
“犯嫌。”
曼丽又讲一遍，尾音压下去了，前头还是往上翘。老太太听了，摇摇头，没再改。
“七成像。”她说，“七成够用了。”
下午是郑太太家。
郑太太的房子在城南另一头，两进，中间一口井。井台上摆着一盆水，水里镇着一只西瓜。堂屋里三桌牌，桌子挨着桌子，风从前门进来，从后门出去，中间那一桌吃不到风，坐的是本部几位太太。
曼丽在第三桌，靠后门。这是郑太太排的，她进门时郑太太拿扇子往后头一指，讲那一桌风大。风大的那一桌，离主桌也远，主桌上讲什么，听得见，插不上。
这一桌四个人，郑太太不在这一桌，她坐主桌。方太太在第二桌，嗓子隔着一桌传过来，还是那一句“我们科长”。第三桌是钟太太领头。钟太太话多，出一张牌讲一句，讲的都是听说。
“听说旁听券紧得很。听说一张券在外头炒到几万法币。听说本部一个科才分到两张。”
“两张分给谁？”对面的太太问。
“听说是科长一张，太太一张。”钟太太打出一张七万，“老钟那个科小，一张都轮不到。”
曼丽摸了一张牌，看了一眼，打出去。是一张她要的牌。她打了。
“陆太太不要这张？”
“不要。”
牌打到第四圈，她输了小半，赢了一把，又输回去。太太们的话在头顶上过，过一句，她记一句。券在本部手里，两张一个科；开庭在六月半，法院门口要凭券进；有人家太太为了一张券，把男人骂了三天。
“听说被告席上那位，当年在上海是副区长。”钟太太压低嗓子，“听说旁听的都是上海来的人，要看他坐在那里。”
曼丽手上的牌停了一下，又动了。她把一张牌打出去，还是打的对面要的。
“陆太太今日手气不好。”
“手气不好，听人讲话。”曼丽说。
第三桌散得早。她起身去井台上洗手，郑太太也过来了，扇子摇着，往井里看。
“陆太太，那券的事，老郑晓得了。”她说，“老郑讲，本部的券归本部分，陆先生在席秘书面前，有一句话讲得上。”
曼丽把手在水盆里过了一遍，甩干。“我不晓得他讲不讲得上。”
“讲得上。”郑太太说，“你回去跟他讲，我陪你去。”
曼丽应了一声。井里的水凉，比河里的凉。
天黑透了，陆行舟出门。
出巷口往东，不过桥，顺河沿走。夜里河沿没有人，夫子庙那头的锣声隔着水过来，闷闷的。河房的窗子有几扇亮着，灯光落在水上，一条一条，被水扯得长。他走得不快，穿的是一件旧夹衫，手插在口袋里。南京六月的夜里，河沿上有风，穿得住。
桃叶渡的旧码头在淮清桥下头。石阶七级，从河沿一直下到水里，末一级泡在水里，长着青苔。第三级石阶跟第四级之间有一道缝，缝里塞着河泥。他在第三级上站住，蹲下来，拿手指头把缝里的泥抠了一小块出来，把一卷纸塞进去，再把泥按回去。
纸卷得很细。上头写的是三行：沪档五十四箱进洪公祠东院，结案卷六十一宗在内；开庭在六月半；席秘书准了污点证人。没有落款，字是照相馆写在照片背面的那种正楷，谁都能写。
按完泥，他在石阶上蹲了一会儿。水在末一级石阶上拍，拍一下，退一下。
秦淮河从这里往东，出城，进长江。长江往下，是上海。
他站起来，靠在石阶边的栏杆上，脸朝东。夜里看不见河往哪里去，只看见水面上灯光的碎片，一片一片，随着水往东走，走到桥洞底下，就没了。
上海在下游。他想到上海，就停了。
停了有一会儿。河沿那头一个卖夜宵的挑子过来，梆子敲了两下，见没人，又走了。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指头上还有泥。他在栏杆上蹭了蹭，蹭不干净，就那样揣回去。
到家的时候，天井里那盏桐油灯亮着。
灯搁在井台边一块石头上，捻子拧得很小。灯边上坐着曼丽，面前是那口坛子，坛口用一块布蒙着，布上压着一只碗。
“老太回去了。”她说，“坛子讲要放在天井里，不能进屋，屋里闷，蒜要坏。”
他在她旁边的板凳上坐下。
“今日学了一句南京话。”
“哪一句？”
“犯嫌。”曼丽讲了一遍。尾音压下去，前头还是翘着。“老太讲七成像。七成够用了。”
“够用了。”
她把坛口那块布掀起来看了一眼，又蒙上。“郑太太讲，旁听的券归本部分。她讲你在席秘书面前讲得上话。”
“讲不上。”
“她讲你讲得上。”
陆行舟没接。他把夹衫里头口袋的一个信封拿出来，长条的，牛皮纸。他把信封递过去。
曼丽接过来，对着灯看。信封没封口。里头两张券，硬纸的，印着字，右下角一个红印。她把两张都抽出来。
一张写着姚曼丽。
一张写着郑太太的名字。
她拿着两张券看了一会儿，抬头。“郑太太的，怎么在你手里？”
“郑站长交代的。”他说，“两张，一道给你。他讲你们两个一道去。”
“你呢？”
“我在场。”
曼丽把两张券并在一起，齐了齐边，塞回信封里，信封搁在坛子上。灯捻子爆了一下，火头矮下去，又立起来。
“六月半。”她说。
“六月半。”
她没有再讲话。坛子里的醋味从布底下渗出来，混着蒜，有一点酸。她拿手按了按坛口那只碗，按得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