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瓜是老太太一早从巷口挑担子上拣的，十二条，青皮，一条一条排在天井的石板上晒。
日头过了墙头才晒得着。八月底的南京，晌午还是热，早晚有风了，风从秦淮河那边过来，带一点水味。老太太坐在正房门槛上，一把短刀，把瓜一剖两半，瓤子刮进一只破碗里，刮得干净。曼丽坐在她对面，也剖。她的刀走得歪，一条瓜剖出来一头大一头小。
“瓤子刮净。”老太太说，“留一点，坛子里就烂。”
“晓得。”
“盐撒一层，瓜码一层。盐不要省。省了盐，瓜是甜的，甜的不能过冬。”
曼丽撒盐。撒得多，老太太看一眼，没拦。石板上那十二条瓜，剖开是二十四片，白的瓤朝上，晒到下晌，皮就皱了。
坛子是六月里腌糖蒜的那一只，蒜早吃完了，坛子洗过，倒扣在井台边晾了三天。老太太拿手在坛子里头摸了一圈，摸完闻一闻手。
“干的。”她说，“湿坛子腌不得，一坛菜全坏。多大事啊，等三天。”
瓜码进去。一层瓜，一层盐，曼丽码，老太太在旁边压。压到坛口差两指，老太太拿一块青石头压上去，石头是河沿捡的，圆的，压过好几年的菜。
“封。”
封坛不用泥。老太太拿一张荷叶，是昨日在河沿买菱角搭的，铺在坛口，荷叶上头再蒙一块粗布，布上一根麻绳，绕三道，扎紧。扎完，坛沿那一圈槽里倒水，水满了，坛盖扣上去。
“水不能干。”老太太说，“干了，气进去，菜就臭。三天看一回。”
曼丽记下了。她把坛子搬到墙根，搬到两盆葱的旁边。葱长高了，叶子有筷子长，她天天掐一根，掐了还长。
“这一坛，过年吃？”
“过年。”老太太看着坛子，“往年腌两坛。一坛自家吃，一坛给春荣。”
“春荣是哪个？”
“儿子。”老太太说，“在北平。”
儿子的信是去年冬里到的。
老太太从正房抽屉里翻出来，一只信封，黄的，角上磨毛了。信封上头一行字是北平的地址，前门外一家南货铺，铺名写在末尾。信是托人写的，字很正，讲的话不像儿子讲的。老太太不识字，信是巷口豆腐坊的老板念给她听的，念过三回。
“春荣民国二十六年走的。”老太太说，“跟同乡去北平学生意。走的时候讲三年回来，仗一打，就没回来。信一年一封，有时候两年一封。”
曼丽把信封翻过来看，又翻回去。“十年了。”
“九年。”老太太说，“过了年才十年。”
曼丽没接。她把信封搁在桌上，去厢房拿了纸笔来。纸是陆行舟桌上的，她抽了两张。笔是钢笔，蘸水的那种。
“我替你写。”
老太太看着她。
“你讲，我写。”曼丽把纸铺平，“写了叫当家的明日拿去邮局。他晓得邮局在哪里。”
老太太讲得慢。她讲一句，看曼丽写一句。曼丽写字不快，一笔一笔，字大，一行只写得下十来个。她写着写着停下来问，这个字怎么讲，老太太讲了，她就照着南京的音写一个上海的字。
信不长。
春荣。娘身子好，牙掉了两颗，吃得下。今年瓜腌了一坛，封起来了，等你回来开。房子租给一家江上来的，先生在衙门做事，太太是上海人，鸭子学会了，汤还咸。你不用寄钱，寄钱不如寄人。
写到这里，老太太不讲了。曼丽等了一会儿，钢笔尖在纸上停着，洇了一点。
“还有？”
“没有了。”老太太说，“讲多了，他要哭。”
曼丽把笔搁下，看了看纸。纸上一大半是白的。她又拿起笔，在末尾添了一行。
替你写信的陆太太，秋里要去北平。到了北平去看你，给你捎一坛。
写完，她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听到“捎一坛”，笑了。
“坛子沉。”
“多大事啊。”曼丽说，“船上我抱着一坛豆瓣走了九天。”
老太太没再笑。她看着曼丽，看了一会儿。
“秋里就走？”
“印还没落。”曼丽说，“落了印才走。”
“落了印，葱怎么办？”
曼丽没答。她把信折成三折，塞进一只新信封里，信封是陆行舟抽屉里的牛皮纸的，她照着旧信封上那一行地址，一个字一个字描。铺名描到最后一个字，笔尖秃了，她换了个方向再描。
陆行舟到家的时候，信封在桌上搁着，两只。
一只牛皮纸的，封了口，上头是曼丽的字，大，歪，往上翘。一只洋纸的，白的，没拆，压在牛皮纸的底下，露一个角。
“下晌邮差送来的。”曼丽在灶间里讲，“我签的字。邮差讲，三条营头一回收上海的信。”
他把上头那一只拿起来看。北平，前门外。
“老太太的儿子。”曼丽说，“我替她写的。明日你拿去邮局。”
“晓得。”
“底下那一只，你自家看。”
他把底下那一只抽出来。洋纸，白的，右下角两个花体洋文字，底下一行小字，静安寺路。邮戳是上海的，八月二十三日。收信人写的是三条营的门牌，写他的名。字瘦，往右倒。
信封是香的。隔了一条江，一条河，香还在。
“她连门牌都晓得。”曼丽从灶间出来，手上一把葱，“重庆的门牌她晓得，南京的门牌她也晓得。”
“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晓得的多。”曼丽把葱往桌上一搁，“上海到南京，火车几个钟头。”
他拆了。
一张纸。舞厅的信纸，淡黄，抬头还是那两个花体洋文。字比上一封少。
“陆先生台鉴：
场子换了东家，牌子没换。先头开吉普的老爷，有几位进了里头，里头的又出来几位，房子过手过得快，账房记不过来。
有位客人，中年，圆眼镜，灰长衫，来坐了三回。不跳舞，不打牌，喝茶。头一回问你的书店，第二回问民国二十九年，第三回问账本。我讲，烧了。他讲，烧了的账，灰还在。片子上没有衙门，只有一个姓。我没记。
上海还是上海。信不用回。
夜莺”
他看了一遍。
圆眼镜，灰长衫。首都高等法院的院门口，报馆的人散完了，那个人上前半步，问法警，姓陆的哪个陆。那是六月里。八月，人在上海，静安寺路，坐了三回。
三回，问的是一件事。书店，民国二十九年，账本。三样是一样，一样的三个口。齐同光三月里回渝那两天在牌桌上讲的是有人打听，高丽生在证人席上讲的是眼线不止一个，白玫这里来的是一个坐下喝茶的人。前两个口，他晓得是谁的嘴。这一个，坐着喝茶，不递衙门，只递一个姓。局里的人不用这样问，局里有卷。
片子上没有衙门。她写了这一句，是讲这个人不是他们局里的，也不是市府的。这一句不用写，她写了。当年多出来的一句，是要算钱的。这一句没有算。这是第二回没有算。
我没记。这一句是讲给他听的。她记了，不写。写了，纸就是账。
他把信纸折回三折，装进信封。
“生意信。”曼丽在旁边讲，讲的是他上一回讲的话。
“生意信。”
“生意信一张纸？”
“生意淡。”
曼丽哼了一声。她没有再往下问。她把那一把葱拿起来，往灶间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第二封。”她说，“信封香一回，我就算一回。两回了。”
“两回。”
“信不用回？”
“不用回。”
她进灶间去了。
灶间里锅还没上火，灶膛里的余火是红的。
他把信封连信纸折了两折，掀开灶门，塞进去。曼丽在灶前择葱，看着他塞，没讲话。余火慢，纸先卷了边，那股香从灶门里冒出来，浓了一下，没有了。他把灶门合上，出来，在井台边那盏桐油灯旁的小凳上坐下。
牛皮纸那一只在他上衣口袋里。北平，前门外。明日去邮局。
墙根那一坛菜在灯底下，坛盖上的水亮着一圈。荷叶从布底下露出来一点，绿的。曼丽讲，这一坛是老太太给儿子腌的，封起来，等他回来开。他讲，等儿子回来开，是明年。曼丽讲，老太太讲，往年也是这样讲的。
“老太太晓得北平了。”他说。
“我讲的。”曼丽在灶间里应，“我不讲，信上怎么写？”
“晓得。”
“你不许我讲？”
“没有。”
灶间里锅响了一声。葱下了油。
“她问我，落了印，葱怎么办。”曼丽的声音从锅上头过来，“我没答。你答。”
他没答。风从墙头过来，坛盖上那一圈水，水面动了一动，又平了。
洪公祠那一进，早上八点前后最凉。
他到研判股的时候，跑腿的已经来过了。桌上一张纸，压在枸杞茶缸底下，纸角露出来。他把缸子挪开。
本部通知，油印的，字有些糊。后日上午九时，正房，情报会。到会人一栏，情报处各股，研判股一行是他的名字，前头一个副字。
议题一行。
北平。军调那个摊子，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