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子是老太太一早拎回来的，还是半只，油纸包着。
“今日的鸭子不叫盐水鸭。”她把油纸往天井里的小桌上一搁，“叫桂花鸭。”
曼丽掀开纸看。鸭子还是那只鸭子，皮白，肉红，一股卤香。
“哪里有桂花？”
“桂花开了，鸭子就叫桂花鸭。”老太太朝墙头一指，“闻。”
曼丽闻。巷子那头不晓得谁家的墙里头有一棵，风一过，甜味就进来，跟鸭子的卤香混在一处。她闻了两口，把油纸重新包好。
“多大事啊，改个名字。”
“改个名字，贵两成。”老太太说，“过节嘛。”
天井里的葱长到一尺高了，两盆，靠西墙根。桐油灯还挂在檐下，白天不点。曼丽昨夜问过一句上海，他没答。今早她也不问，只管剥芋头。
芋头是老太太教的第二样。芋苗，小的，拇指大，剥了皮煮烂，糖、桂花、一点碱，煮到红。老太太说这一样南京人中秋家家做，叫糖芋苗，甜的，配鸭子的咸。
曼丽剥。芋头的浆水沾在手上，痒。她不去抓，剥完一个丢一个进盆里。剥到第十个，她停下来，看盆里的水。
“老太，北平有这一样伐？”
“北平我没去过。”老太太说，“我儿子信上讲，北平中秋吃兔儿爷。”
“兔儿爷是啥？”
“泥捏的兔子。摆着看，不能吃。”
曼丽把手上的浆水在围裙上擦了擦，又剥。
陆行舟是晌午回来的。
本部放了半天假，午后不办公。梧桐树底下贴了一张纸，两行字，中秋放假半日，值日照旧。研判股三个人，跑腿的值日，他和誊录的走。走的时候誊录的说了一句，陆副股长，过节好。他应了一声。
回来的路上过夫子庙。河沿上比往日热闹，卖灯的摊子一早就摆出来了，荷花灯，兔子灯，鲤鱼灯，竹篾扎的，糊着纸，一串一串挂在竹竿上。灯还没点，白天看着是纸。他没停。
到家，曼丽在天井里煮糖芋苗。锅在一格灶上，灶是从灶间里挪出来的小风炉，炭火。她拿勺子搅，一圈一圈。
“回来了？”
“回来了。”
“鸭子老太买了。月饼街口的，椒盐的，苏式。”她搅一下，“糖芋苗还要一刻钟。”
他在门槛上坐下。
曼丽搅了几圈，勺子搁在锅沿上。她没回头。
“上海。”
“不能。”
她把勺子拿起来，又搁下。
“一日的船。”她说，“早上上船，晚上就到。看一眼，第二日回来。”
“不能。”
“为啥不能？”
“公务。”
她回过头来看他。他还是坐在门槛上，帽子搁在膝盖上，领章上两颗星，铜面在日头底下不亮。
“秋里定编。”他说，“这一个月，本部的人一个都走不开。席秘书交代的。”
“席秘书交代你一个人不能走，还是交代大家不能走？”
“大家。”
曼丽看了他一会儿。她转回去搅锅，搅得比先前快。锅里的糖水翻上来，红的，一个一个小芋头在里头滚。
他看着她的背。
上海不是一日的船。上海是四马路，是书店，是当年他自家写下的那三个字。上海有人打听书店陆先生，一条是齐同光的嘴，一条是老虎桥隔栅后头的那张嘴，第三条，白玫的信里讲了，戴圆眼镜。他领口上多一颗星，那三条线不会少一条。
这些话没有一句能讲。
“糖芋苗好了。”曼丽说。
晚饭摆在天井里，三个人。
小桌，三张板凳。半只桂花鸭斩了，一碟；糖芋苗一人一碗，红的；月饼四块，摞在碟子里。老太太从正房端了一碗藕出来，糯米塞的，切成片，淋了糖。她说过节要有藕，藕有孔，通的。
曼丽尝了一口鸭子。
“跟上回的一样。”
“一样的鸭子。”老太太说，“桂花开了，就不一样。”
曼丽没再讲。她夹了一块藕，糯米从孔里漏出来，粘在筷子上。
老太太吃得慢。她吃两口，抬头看一眼月亮。月亮还在墙那边，没上来，天是亮的。她说她儿子走的那年也是中秋，走的前一夜就坐在这张桌边，吃的也是这半只鸭子。
“写信讲，北平的鸭子是烤的。”她说，“一只一只挂在炉子里。他讲好吃。我讲好吃你就在那边吃，多大事啊。”
“信几日到？”曼丽问。
“快的十来日，慢的一个月。”老太太说，“上回的信是去年冬里到的，走了一个多月。”
曼丽算了一下。她替老太太写的那封回信，是八月底发的。到北平，也要九月底。
“太太给我写的那封，到了他就晓得了。”老太太说，“晓得你们要去。”
曼丽把筷子搁下，又拿起来。陆行舟在旁边，没讲话，把鸭子那一碟往老太太那头推了推。
灯是天黑以后点的。
老太太领着走。出巷口往西，过桥，河沿上已经挤满了人。灯摊子上的灯这时候全点起来了，荷花的红，兔子的白，鲤鱼的一身金鳞，一串一串挂在竹竿上，被人潮挤得晃。河上更多。画舫的檐下一排一排，河房的窗口一盏一盏，倒在水里，水一动，灯就碎，碎了又合上。
月亮从东边的城墙上头上来。
大，圆，黄的，贴着城墙走了一截，才离开墙头。老太太站住，看了一眼，说了一句。
“北平的月亮跟这个一样。”
“老太看过？”
“没看过。我儿子信上讲的。”老太太说，“他讲南京什么样，北平就什么样。哄我的。”
曼丽没接。她看着那个月亮。
河沿上有人放灯。荷花灯，底下一块木板，中间一根小蜡烛，蹲下去，搁在水面上，手一松，灯就顺着水走了。走得慢，一盏跟着一盏，往东，往桥洞那边去。
曼丽从摊子上买了一盏。两个铜板。她拿在手里，走到河沿的石阶上，蹲下去。蜡烛是摊子上点好的，火苗很小。她把灯搁在水上，手没松。
“替我娘。”她说。
灯在她手底下晃了一下。她松了手。
灯走了。跟前头那些一样，慢，往东。走到桥洞跟前，黑了一下，又从那一头出来，还亮着。再远，就看不清是哪一盏了。
她蹲着没起来。
陆行舟站在她后头。老太太站在他旁边，没讲话。河沿上的人一拨一拨过，有人挤着他，他没动。
“我走的时候跟她讲，过年就回来。”曼丽说。她是对着水讲的，声音不高，河沿上闹，他要低下头才听得见。“四个年了。清明没去，七月半没去。七月半我在天井里烧纸，替谁都行，就是不晓得她收不收得到。”
“收得到。”
“你怎么晓得？”
他没答。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脸，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腿麻了，晃了一下，他伸手扶了一把，她把手甩开，自家站住了。
“月饼。”她说，“我藤箱里留了一块，椒盐的。想着带去，搁在她坟前头。她生前就吃这一样，一年吃一回，一回吃一块。”
老太太在旁边听着。她听不全上海话，听得懂月饼两个字，也听得懂坟。她把手伸过来，在曼丽胳膊上拍了两下，没讲话。
回到天井，桐油灯点上了。
曼丽把灯从檐下解下来，搁在小桌上。桌上还有半只鸭子，糖芋苗剩了半碗，月饼咬了一口的，搁在碟子里。老太太回正房去了，门虚掩着，里头没有点灯。
她在桌边坐下。桌上那一块咬了一口的月饼，她拿起来，看了看，又搁下。
“我娘的坟还在。”她说，“沪西，靠西边那一片，一块砖。砖是我立的，十六岁那年，唱了三个月堂会攒的钱。我走的时候跟她讲了，过年就回来。”
眼泪下来了。
不是河沿上那样。河沿上她背着人，擦一下就完了。这一回她坐在桌边，脸对着灯，眼泪一颗一颗掉在桌面上，她不擦。桐油灯的火苗矮，照着她半张脸，另外半张在黑里。
他坐在她对面。
他没有讲上海的事，一个字都没有。他把那碟月饼往她那边推了推，她没看。
哭了有一会儿。天井里的葱在墙根底下，风过来，叶子响。巷子里有人家放炮仗，两声，远。
“去北平的船，”他说，“兴许经上海。”
她的手停在桌面上。
“船？”
“北平不靠海，天津靠。天津有码头。”他说，“从南京去，一条路是津浦路，火车。一条路是走水，先到上海，上海换海船，海船到天津，天津再进北平。”
“走哪一条？”
“没定。”
“你讲兴许。”
“兴许。”
曼丽看着他。桐油灯的火头在两个人当中，她的眼睛是湿的，灯在里头晃。
她拿手背把脸擦了。左边擦一下，右边擦一下，擦完，把碟子里那块咬了一口的月饼拿起来，用桌上的油纸包好，四个角折进去，折得平。
“这一块，我留着。”她说，“留到上船那天。”
她把月饼揣进怀里，起身，进厢房去了。厢房里响了一声藤箱的盖子。
他坐在灯边，没动。
津浦路两天，走水要七八天。押运的事本部还没有下文，走哪一条路，不是他一个人讲了算。今夜他讲的那一句，只是一句话。
灯捻子爆了一下。他把它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