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时候，天没有亮。
窗户纸是黄的。不是日头晒的黄，是外头压过来的黄，一层一层，把屋里的光泼成了茶汤色。窗棂上沙沙地响，像有人拿指甲在纸上一下一下地刮。
曼丽睁开眼，先看窗户，再看窗台。窗台上一层土，细的，匀的，指头一抹，一道白印。
“啥物事？”她坐起来，“一夜工夫，桌子上能写字了。”
“打沙子了。”王妈在外屋，嗓子隔着门帘，“太太甭开窗。开一条缝，一屋子都是。”
门帘一掀，一股土腥气跟着进来。王妈端着一碗浆糊，胳膊底下夹一卷高丽纸，纸已经裁成了指头宽的条子。她先不说话，蹲在门槛跟前，把纸条蘸了浆糊，一条一条往门缝上贴。门框贴一圈，门槛底下再贴一道。贴完了，用手掌顺着按一遍。
“俺们通州一年两回，春天一回，秋天一回。”她说，“春天这一回厉害。风从口外来，带着沙，一层一层往城里灌。”
曼丽披了棉袍出去看。
院子里，天是黄的，日头在黄里头挂着，圆的，没有光，像一枚铜钱贴在纸上。枣树的枝子在风里抖，垂花门那道帘子拍得啪啪响。井台上一层土，井盖上一层土，西墙根去年冬储的白菜早吃完了，那一溜地方也是一层土。桐油灯挂在檐下，灯罩上蒙了一层，灯座那道磕痕看不清了。
胡同里没有吆喝。卖豆汁的没来，卖青菜的没来，天上那群鸽子也没起，鸽哨一声没有。只有风，在六条那棵老槐树上，一阵一阵，撕布似的。门墩上那只猫，平日趴在上头晒太阳，今天缩在门洞里，眼睛眯成一条缝。
曼丽拿手指抹了一下灯座，指头肚上一层灰。
“上海没有这个。”
“北平有。”王妈说，“年年有。”
侯太太是晌午前顶风来的。
蓝布棉袍外头罩了一件旧夹袄，头上一块蓝布包得只剩眼睛。进了门，她先站在门洞里，把包头解下来，抖。抖出来的土在门洞里打了个旋。
“牌局散了。”她进屋坐下，接过王妈递的茶，先不喝，拿茶碗盖子刮了刮碗沿，“郑太太说，这天儿，牌摸在手里都硌牙。三圈没打完，各回各家。我想着六条顺路，来瞧瞧陆太太的窗户纸糊严实了没有。”
“糊了。”曼丽说，“王妈一早贴的。”
“贴了就好。”侯太太喝了一口茶，“您呐这一冬，京话学得快。今儿我再教两句，沙天儿正用得上。”
曼丽把椅子往前拉了拉。
“头一句，劳驾。”侯太太说，“求人办事，头里加这两个字。让人让个道，劳驾。请人递个东西，劳驾。跟洋车讲价，也是劳驾。”
“劳驾。”曼丽学。
“驾字往下沉，别往上挑。”侯太太说，“您那个是上海的劳驾。上海人讲话，字是不是都往上飘？”
“上海不讲这个。”曼丽说，“上海讲对勿起。”
“对不起是赔礼。劳驾是求人。不一样。”侯太太又教，“第二句，借光。人挤人的时候，您从后头过去，说一声借光。人家就侧身。”
“借光。”
“对。借的是人家的光，走的是您自个儿的道。”侯太太满意了，把茶碗搁下。
曼丽把两句在嘴里滚了几遍。劳驾，借光。四个字，两个往下沉，两个平着走。
“陆太太，”侯太太压低了嗓子，往门外看了一眼，“外头传，南京那位陶老先生，到了北平不住公馆，不住饭店，要住站里头，住那几口箱子隔壁。”
曼丽没接。
“这话不是牌桌上传的。”侯太太说，“是门房先传出来的。昨儿总务那位胖科长跑上楼的时候嚷嚷了半句，门房听了一耳朵，门房传给送煤的，送煤的传到我们家老侯耳朵里。老侯回家一句话没说，是我问出来的。”
“住箱子隔壁。”曼丽说，“箱子有什么好守的。”
“可不是。”侯太太起身，包头往头上一裹，“我说这话，您听了就搁下。沙天儿，话传得比风还快。”
她走了。门洞里又是一个旋。
煤球是下晌去买的。
灶房那口炉子烧的是煤球，过了一冬，煤堆见了底。王妈说六条东口出去，东四北大街上有一家煤铺，门头沟的煤，煤球是他家自己摇的。
出了胡同口，风一头撞过来。曼丽把围巾往脸上又缠了一道，只剩眼睛。街上人不多，走路的都是侧着身子走。东四牌楼底下电车站牌孤零零立着，站牌底下空的。
“电车不开了。”王妈说，“沙大，电线上落了土，怕出事。一年就停这么几天。”
煤铺的门脸是黑的。伙计从里头出来，一脸的煤黑，眼睛白。
“太太，煤球？”
“煤球。”曼丽说，“怎么卖？”
“百斤三千二。”
“上月不是二千八？”
“上月是上月。”伙计把手往西一指，“门头沟的煤下来，走的是大车，沙天儿大车走不动，走一趟顶两趟。三千二是老价钱，您呐，别家问去，四条那家三千五。”
曼丽看王妈。王妈点了一下头。
“三千二。”曼丽说，“二百斤。排子车送到院里，码在灶房墙根，码齐。”
“送到院里成，码齐——”
“码齐白饶。”曼丽说，“劳驾。”
伙计愣了一下，笑了，煤黑脸上白牙一排。
“得嘞。太太这劳驾说得地道。码齐，白饶。”
排子车从后头推出来，煤球一筐一筐往上摞。王妈跟着车走。曼丽站在铺子门口，看东四牌楼底下。
牌楼底下停着几辆洋车。电车不开，洋车就是买卖。一个车夫看见她，把车把一撂，小跑过来。
“太太，上哪儿？前门？东安市场？”
“前门多少？”
“六千。”
“平日三千。”
“平日是平日。”车夫拿袖子抹了一把脸，脸上一道泥印子，“太太您瞧这天儿，顶着风跑前门，一趟顶两趟。六千不多。”
曼丽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嘴。
“劳驾，您呐。”她说，驾字往下沉，“沙天儿是沙天儿，也不能把人当风筝放。风筝还得有根线呢。”
车夫笑出来了。
“太太这话新鲜。五千。”
“四千。”
“四千五，不能再少。这风顶在脸上，是拿命换的。”
“四千五。”曼丽点头，“明儿风停了我坐。今儿不去了。”
车夫张着嘴，半天，一拍大腿。
“太太，您这是讲了半天明儿的价！”
“今儿的价我也讲了。”曼丽说，“借光。”
她从他身边过去，往六条走。车夫在后头笑，笑得咳嗽。风把笑声撕成一条一条的。
陆行舟回来的时候，天还是黄的，黄里头透了一点灰。
他是走回来的。台基厂到东四，电车不开，一路走，大衣领子竖着，帽檐压着，进门的时候帽檐上一道土。曼丽拿掸子给他掸，掸了三下，赶他到门洞里去掸。
饭后他坐在灯下看报。报纸是站里带回来的，两张，一张本地的，一张南京来的，隔了几天。
灯光是黄的，纸也黄，字是黑的。
头一条是一周前的旧闻，本地的报纸又登了一回，字大，说的是陕北那座城，官面的口径，报上说克复。社论他没看。
第二条在二版，字小，说的是天津，说美国人的兵要撤。传闻，报上自己也说是传闻，末尾加了一句尚待证实。
第三条在末版一角，四个字的标题，台省善后。底下几行，说的是那边的事，说得很轻，轻得像没有事。
三条他各看了一遍。看完，报纸折了，折成四折，搁在桌角。
“看什么呢，看得这么久。”曼丽在镜子前头拆头发，头发里也是沙，梳子一过，梳齿上一层。
“报纸。”
“报纸说什么？”
“说打了胜仗。说美国兵要走。说南边海上那个岛，在善后。”
“报上说的，你信几分？”
“先信一分。”
“一分？”曼丽从镜子里看他，“一分你看它做什么？”
“看它剩下的九分往哪儿去。”
曼丽哼了一声，梳子往下梳。梳了两下，想起来了。
“侯太太今儿来了，教了我两句。劳驾，借光。”她说，“还说了一句，南京那位陶老，到了北平要住箱子隔壁。门房先传出来的。”
“嗯。”
“你们那站，箱子是金的？一个老先生，千里迢迢，来守几口箱子。”
“不是金的。”
“那是什么？”
“纸。”
曼丽从镜子里又看了他一眼，把梳子搁下，没再问。她从来不问第二句。今天问了，问的是箱子，不是纸。
他坐着。报纸折在桌角。一分，他信的是末版那四个字。善后两个字，报上写得越轻，底下的事越重。别的，等隋记那边有话。隋记没话，他就是一条沉在泥底下的鱼，天黄天黑，都同他无干。
天黑得早。
沙落下来了。风小了，天上那层黄慢慢往下沉，沉到房顶上，沉到院子里，沉到灯罩上。院子里的土比早上厚了一指。王妈把门缝上的纸条又按了一遍，进灶房去了。
院门响了两下。不是敲，是拍，两下，隔一息，又一下。
陆行舟自家去开的门。
门外头站着牧顺来。棉军装，帽子上一层土，眉毛上一层土。他站在门槛外头，往胡同两头各看了一眼。
“陆长官。俺说一句就走。”嗓子压得只剩气，“陶老的火车，明儿一早进前门东站。三楼东头隔壁那间，今儿下晌腾出来了。俺数了，一张床，一盏灯，别的没有。”
他走了。
陆行舟关上门，回到灯底下。他把末版那四个字又看了一遍。灯罩上一层土，没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