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是方太太挑的。
漪澜堂底下的码头，一溜小船拴在桩上，漆是新刷的，绿的，桨搁在船板上。租船的伙计蹲在码头石阶上，手里一块牌子，一小时两千二。方太太讲上月还两千，伙计讲上月冰还没化透。
“三个人一条。”方太太说，“郑太太不上。”
郑太太富态，坐在漪澜堂廊子底下那张茶桌边，一只手摇着扇子，扇子还是冬天的鹅毛的，摇了两下，搁下了。
“你们划。我看。”
伙计解了缆，船一晃，钟太太先上，坐在船头，两只手抓着船帮。方太太第二个，坐在当中。曼丽最后一个，一脚踏上去，船往下一沉，水从船帮外头涌了一下，没进来。
“谁摇？”伙计问。
“我。”曼丽说。
“太太摇过？”
“上海摇过。”
伙计把橹柄递到她手里，一根绳套在橹上，绳头拴在船尾一枚铁环上。他讲了一句，末尾拖着儿字，推了一把，船离了码头。
水是绿的，比岸上的柳树还绿。
曼丽把橹柄往外推，往里拉。船走了一截，斜的。她再推，再拉。船头转过去，对着白塔，又转过去，对着五龙亭，再转，对着码头。伙计站在石阶上看，两只手叉在腰里。
“陆太太！”方太太一只手抓着船帮，一只手抓着曼丽的裤脚，“往前！往前！”
“晓得往前。”曼丽说，“它自家要转。”
橹在水里划了一个圈，船跟着划了一个圈。钟太太在船头，脸朝着水，不出声，手指头抓得白了。
“这是打转！这是打转！”方太太的嗓子上去了，“陆太太，你上海摇的什么船？”
“黄浦江上的。”
“黄浦江上的船有人摇！”
对面一条船上，一个船工模样的老头摇着橹过来，橹在他手里，船直得同尺子画的一样。他在两丈外头收了橹，隔着水喊了一句，橹柄要压着，别撬。
曼丽把橹柄压下去。船头顺了。
顺了两息，又斜。她把橹柄再压，压过了，船往另一边偏。方太太尖叫一声，叫得比头一回长，叫完了自家笑起来，笑得船帮直晃。
“没辙。”曼丽说，“它自家要转，我没辙。”
方太太不笑了，看她。
“陆太太这两个字，哪儿学的？”
“侯太太教的。”曼丽说，“讲北平人碰见办不了的事，就这两个字。”
“办得了的呢？”
“办得了的不讲话。”
船在湖心打了三个转，往五龙亭那边漂。五龙亭五座，亭顶一座连一座，亭子底下一排柳，柳梢黄了，黄里透一点绿，风从水面上过去，柳条子往一边摆。亭子里有人吹笛子，一段一段的，吹了半截，不吹了。
钟太太回过头。
“陆太太，我们靠岸。”
“靠。”曼丽说，“靠哪一边，它讲了算。”
漪澜堂的茶座在廊子底下。
一张方桌，四把藤椅，一壶茶八百，比东四的茶馆贵一倍。桌上一碟豌豆黄，四块，一块四百。郑太太先到的，茶已经沏过一回。三个人从码头上来，钟太太的脸还是白的，方太太的头发让风吹乱了，曼丽两只手心红的，橹柄磨的。
“陆太太摇船。”方太太坐下，先讲这一句，“摇了三个圈。”
“四个。”钟太太说。
郑太太笑，肩膀一耸一耸。她把那碟豌豆黄往曼丽跟前推了推。
“陆太太，先吃。老郑讲，北海的豌豆黄，甜得比稻香村的清。”
曼丽拈了一块，咬了一口。凉的，甜的，不粘牙。她没讲话，点了点头。
郑太太把扇子拿起来，又搁下。
“陆太太，你那碗面。”
“面。”
“老郑回来讲了三遍。”郑太太说，“陶老在楼里十几天，站长请了两回，回回不吃。陆太太一碗面，人坐下了。老郑讲，坐下了，就好办了。”
“面是面，席是席。”曼丽说，“他不吃席，吃面。”
“面好，面好。”郑太太点了两回头，“陆太太，我同你讲一桩事，你先听着。整顿里头，南京要发勋表。护档有功的，一人一枚。名单报上去了，老郑等信。”
“护档？”
“去年冬天前门那一夜，箱子没丢，人没少。”郑太太把嗓子压下去半分，“名单上头一个是老郑。你家当家的押的箱，也该在上头。”
曼丽把那块豌豆黄搁回碟子里。
“副的有份？”
“报上去了。”郑太太说，“有没有，南京讲了算。老郑等信。”
钟太太把茶碗端起来，没喝，搁下。
“听说南京的电报天天来。”她说，“我们家那位，机要科那一间，夜夜亮灯，回家都过了十点。听说都是南京的。听说一封比一封长。”
“三个听说。”郑太太说，“钟太太，喝茶。”
钟太太喝茶。喝了一口，又讲了一句。
“报上讲，南京改组了。听说北平也要跟着换人。”
“老郑讲，改组是南京改，北平站是北平站。”郑太太说，“看报。”
方太太一直没讲话。她把头发理顺了，拿手帕擦了擦手，手帕搁在桌上，压着。廊子外头一条船划过去，船上人笑。她看了一眼水面，把嗓子压下去，压到只剩气。
“我们处长在南京述职，听讲一桩事。”
三个人都看她。
“二厅要北平那几口箱。”方太太说，“不是要看，是要。南京有人顶着，顶了一冬。”
“谁顶？”钟太太问。
“席秘书。”方太太说，“我们处长讲的。席秘书顶着，二厅没要着。二厅就派了人来北平，登门。”
郑太太的扇子停了。
“老郑没讲这一桩。”
“我们处长也叫我别讲。”方太太把手帕拿起来，又搁下，“他讲，箱子是陆副座押的，陆太太总该晓得。”
曼丽看着桌上那碟豌豆黄，剩三块。
四口箱子，一口不能少。前门东站那一夜，她坐在六条的院子里，炉子是侯太太生的，桐油灯搁在窗台上，她等到天亮，箱子进了台基厂的楼，当家的坐在箱子边上一夜没睡。箱子里头是什么，她没问过。
“箱子在楼里。”她说，“当家的讲的。旁的，他不讲，我不问。”
“不问好。”郑太太说，“太太们不问，男人才睡得着。”
方太太把手帕塞进袖口。廊子外头，五龙亭那边的笛子又响了，这一回吹完了一段。
“听说美国兵要从天津撤。”钟太太说，“听说撤到青岛。听说不撤了。”
“钟太太。”郑太太说，“喝茶。”
散的时候是三点。
郑太太的车在北海前门等着，站里的车，开车的是个兵。方太太钟太太上了车，郑太太拉着曼丽的手。
“陆太太，一道走。”
“我坐电车。”曼丽说，“东四两段，四百四。回头见。”
郑太太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回头见。”她说，“陆太太，这三个字讲得比侯太太还顺。”
“侯太太讲，北平人分手不讲再会，讲回头见。”曼丽说，“回头总要见的。”
车开走了。曼丽站在北海前门的牌楼底下，看那辆车拐过景山的墙，没了。街对面一副挑子，两只木桶，卖茶汤的，铜壶嘴冲着天，摊主拿一只碗接，冲下去，一碗，五百。她没买。
电车来了。木头车厢，当当两下。她上了车，坐在靠窗那一边，两只手心还是红的。车顺着景山前头往东，红墙一路，墙里头的树顶比墙高。卖票的过来，两段，四百四。她数了钱，接了票，折了一折，攥在手里。
东四邮政代办所在南大街路西一家纸店里，一张柜台，柜台一角搁着一只邮筒，绿的，漆掉了一块。
王妈早上讲的。代办所的老头前儿捎话到胡同口，讲有陆太太一封信，门牌写差了，写的是六条陆宅，邮差找了两趟没找着，压在代办所，叫自家来取。王妈问了一句，哪儿寄的。老头讲，南京。
曼丽把车票攥在手里进的门。
老头六十上下，戴一副断了腿拿线绑着的眼镜，在柜台后头拆一摞信。她讲了一句，东四六条，陆太太。老头看了她一眼，从柜台底下抽出一只信封，搁在柜台上，手压着。
“太太贵姓？”
“姚。”
“陆太太姓姚。”老头把手拿开了，“信是陆太太的。”
信封是白的，薄的，南京的邮戳，一枚，圆的，边上糊了一块。邮票两张，一张齐一张歪。正面三行字，北平东四六条，陆宅，陆太太亲启。字小，扁，一笔一笔都趴着，笔画的尾巴往里收，同折油纸包的四个角一样，折进去。
她把信封翻过来。背面一行小字，缄的那一边。
她识字不多。这几个字里头，她认得一个小字。
旁的不用认。
那一手字，她认得。上海书店里，包书皮抵账的那个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