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三张纸。
薄的，学生用的横格纸，一面写满，翻过来接着写。字小，一笔一笔齐着，行末不出格。曼丽昨夜就拆了，拆开看了半页，认得一半，认不得的一半比认得的多。她把三张纸压在桐油灯底下，压了一夜。
早上她把纸抽出来，搁到他碗边上。
“念。”
粥还烫。他把碗推开一寸，拿起头一张。
院子里王妈在井台边刮鱼，东口挑子上买的黄花鱼，一斤三千二，比上月贵三百。刀背刮鳞，一下一下。胡同里鸽哨过去一圈，槐树上的风跟着过去。门墩上那只猫不在。
“陆太太好。”他念，“我是小樊。上海书店包书皮的。”
“晓得。”曼丽说，“往下。”
“去年冬天下关码头一别，到今天五个月。学校缺人手，先生保我当了助教，课照上，图书室归我管。图书室的书多有没包皮的，我一本一本包，包的时候想起陆太太的店。”
曼丽把筷子搁下了。
“地址是问方太太家小姐讨来的。方小姐在我们学校，是沈先生班上的。”
“方太太的侄女。”曼丽说，“方太太讲过，她侄女天天念沈先生。往下。”
第二张。纸角一点水渍，干了，皱着。
“四月里学生上街，我也去了。走了一趟，回来嗓子哑了三天。校长讲往后不许去，先生没讲话，只叫我换了药。”
他念得平。这一段他没有停，念过去了。曼丽也没有问。
“南京春天雨多，梅子还没有黄。城南的桂花树叶子发亮了。陆太太上回讲北平的天干，我不晓得干到什么样子。北平有槐树没有？”
“有。”曼丽对着纸说，“胡同口就一棵。”
第三张。
字比前两张紧，行末有两处出了格，是写到末尾纸不够了。
“沈先生托我问陆太太好。”他念，“沈先生讲，北平的柳絮比南京厉害，四月底就起，要当心眼睛。女师秋天招人，沈先生讲，或许北上。”
他把纸翻过来。背面一行，落款，小樊，日期，四月初。
念完了。他把三张纸叠齐，搁回她碗边。
曼丽没有拿。
“沈先生……桂花糖那位？”
“桂花糖那位。她的先生。”
“你怎么晓得是她先生？”
“信上写的。”
曼丽看着他。看了一息。
“哦。”她说。
“女师是啥？”
“女子师范。教先生的学校。”
“招人，招先生？”
“招先生。”
“她要来北平？”
“信上讲或许。”
“或许就是没定。”曼丽说，“南京人讲或许，十个里头九个不来。”
“下关那天，那丫头讲，先生讲北平干，润嗓子。”曼丽把纸拿起来，对着窗看了看，看不出什么，“这回讲柳絮，当心眼睛。一个没见过面的先生，管我嗓子，管我眼睛。”
“国文先生。”
“国文先生管得宽。”她说，“方太太的侄女天天念，念的是书，不是眼睛。”
她站起来，进里屋。妆匣在梳妆台上，黑漆的，上海带出来的，锁扣掉了一只。她把信塞进去，塞在珍珠盒子底下。盒子边上一只纸袋，软了，是下关那半包桂花糖，一冬没吃完。她看了一眼，把匣子盖上。
“两毛。”她隔着门帘讲，“上海那丫头包书皮抵账，抵了一年，账上还欠我两毛。两毛钱，追到南京，追不到。追到北平，没辙。”
“没辙。”
“没辙。”她把这两个字又讲了一遍，慢的，京话尾巴往下坠。
王妈在院子里讲了一句，通州话，短的。
“鱼今儿晌午红烧。挑子上还有榆钱，一把一百，没买。太太吃不惯。”
“红烧我来。”曼丽说。
王妈没有答。
电车一段二百二。
他在东四牌楼底下上车，东单下。车上一个老太太抱着一盆榆钱，同上礼拜曼丽讲的那一盆一样，绿的，一路往下掉。大衣口袋里那块表温着，新游丝，一息一息，匀的。东单牌楼底下，卖杏仁茶的炉子还支着，一碗四百四，白汽矮。台基厂头条的槐树叶子出齐了，嫩的，日头一照，翻白。街口洋车夫喊价，东四，三千三，他没坐。门房窗口里牧顺来抬了一下头，数了一个。
“陆副座。薛先生上去半个钟头了。陶老没下来过。”
“晓得。”
靠墙那条凳上没人，凳上一只木匣的印子，灰的。
三楼东头。箱房门开着一半，锁挂在门鼻子上。
陶其昌坐在长凳上。二十九号箱在西墙最外头，箱盖合着，两道铜扣扣着，火漆都在。旁的三口靠里，箱盖上那一层沙土还是三月里的，没人擦。
薛砚农蹲在头一口箱跟前，木匣搁在脚边，两只手搭在箱沿上，疤朝上。
“造册的。”
“在。”
“二十九号，清了。”陶其昌说，“今日清另三口。”
“是。”
“华北各站旧电底，两口。渝密零星附卷，一口。”他说，“南京装箱，你看了几枚。”
“三枚。”
“北平点验。”
“三枚。”
“今日。”
“三枚。”
“三枚在。”陶其昌说，“你念号。薛砚农数卷。我听。”
薛砚农把头一口箱的火漆看了一看，没讲话。铜扣掀开，箱盖起来。里头一摞一摞，牛皮纸捆着，麻绳十字扎，每一捆的绳结底下压一张签。
陆行舟蹲下去，抽头一张签。
“华北，天津，三十四年，电底，一至四十。”
“四十。”薛砚农的铅笔在纸边上点一点。
“华北，天津，三十四年，电底，四十一至七十六。”
“三十六。”
一捆一捆往下。天津，济南，张家口，保定。年份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号连着号，中间断的，薛砚农的铅笔画一道。断的三处，同南京装箱那日的单子对得上，他记得。
走廊上有人过，雍茂春的脚步，到门口，没停，往西头去了。楼下电讯室的门响了一声，关上。街上卖黄花鱼的吆喝从窗户木板缝里挤进来，一声，拖得长。
箱底那一捆薄。签上的字不是电底的号，是另一手，抄件两个字。
他把签抽出来。
“华北，北平，三十三年，眼线簿，抄件，一册。”
“一册。”
签底下那一册露着半边封皮。封皮上没字，第一页翻着，是装箱那日就翻着的，纸角折了。他没有翻。他看了一眼。
一眼。纸上四行，一行一个号。头一行，甲字。第二行，乙字。第四行，庚字三号，东单三条，修车，三十三年二月入册。
他把签搁回去。
东单三条那个修车摊。一冬，他把自行车前闸拧松四回。那个人蹲在炉子边，手指冻得红，螺丝拧得不含糊。灰楼门口的车牌，三天一交。他只晓得那人在站里的挂名册上叫庚字三号。三十三年二月，北平城里还是太阳旗，那个摊子就支在东单三条了。
他没有再看。
“念号，不看内容。”
陶其昌讲的。他没有抬头，没有看陆行舟，也没有看那一册。
“是。”
“号在，册在。”陶其昌说，“里头写的谁，是谁的事，不是造册的事。”
“是。”
薛砚农的铅笔在纸边上点了一点。
第二口箱。铜扣。箱盖。
“华北，北平，三十四年，电底，一至五十二。”
“五十二。”
“华北，北平，三十四年，电底，五十三至九十。”
“三十八。”
北平的电底比天津的厚。三十四年，日本人走的那一年，前半年薄，后半年厚。号连着，断的一处，铅笔画一道。窗户木板缝里那一线白往东挪了一寸。楼下门房里牧顺来的凳子响了一声，是有人进门，他站起来数。
第二口念到一半，走廊上的靴子声上来了。
不是一个人的。重的一个在头里，后头跟着几个，到三楼，散开。有一个到窗跟前站住了，旁的不动。
陶其昌坐着，手搭在膝盖上。薛砚农的铅笔停在纸边上，没有点下去。
陆行舟没有回头。窗外卖黄花鱼的又吆喝了一声，比头一声远。他手里那张签，念到一半。
“华北，北平，三十四年——”
“副处长。”
砂纸嗓子。
他把签搁下，站起来，转过身。
雷震虎在门口。军服，领子扣紧，帽子攥在手里，帽檐上那道折还在。他身后，廊柱边上站着一个，瘦高，四十上下，两只手插在裤袋里，脸朝着窗，不朝门。窗台上一溜烟头，掐得齐。他不抽。亓春山，雍茂春讲过的，跟了雷震虎八年。再往外三个兵，一溜靠墙，帽檐压着眉毛。
雷震虎没有进门。他的眼睛从门缝里进去，扫过箱子，扫过长凳上那个人，扫过蹲在箱边的薛砚农，落回陆行舟身上。
“陶先生。”
“讲。”
“站长批了。”雷震虎说，“内查，从今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