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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4章 琉璃厂
    站长的车是九点出的灰楼。

    黑的,旧的,车门上一道刮痕补过漆,补得比旁的地方亮。郑百川坐后头,便服,藏青长衫,外头一件马褂,呢帽搁在膝上。陆行舟坐在他边上。

    “行舟啊,讲了半年了。”郑百川说,“去年十一月阿拉就讲,过两日陪我去琉璃厂。过两日,过到四月。”

    “站长忙。”

    “忙。”郑百川把帽子转了半圈,“忙的是旁人的事。今朝忙一回自家的。”

    车出台基厂,往南,沿着城墙根往西。前门楼子在右手边过去,灰的,箭窗一排一排黑的。城墙根底下摊子摆开了,豆汁摊的白汽比冬天矮。车拐进前门大街,再拐,窄了。

    琉璃厂到了。

    街不宽,一辆车过,两边的人得贴着铺板走。匾都是黑底金字,有的金掉了,露出底下的木头。门口摆着摊,摊上摞着册页,压着镇纸。风从街西头过来,掀起一角,伙计伸手按住。

    司机把车停在街口,郑百川下车,帽子戴上,先站着看了一遍。

    “比上海的城隍庙规矩。”他说,“侬看,一家一家,不吆喝。”

    墨缘阁在街东,门脸两间,匾是新漆的。

    掌柜五十上下,瓜皮帽,长衫,一见进门,人从柜台后头绕出来。

    “二位先生,里边请。看碑,看帖,看字画?”

    “碑。”郑百川说,“明拓。”

    掌柜的眼睛在他马褂上转了一转,腰弯下去半寸。

    “先生识货。”

    后堂一张长案,案上铺毡子。掌柜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木匣,匣上贴着签。他把匣子搁在案上,先拿一块布把手擦了。

    “礼器碑。曲阜的。”他说,“明拓,一整张,未裱,原样。这一张是前清一位翰林家里散出来的,搁了两代人,东家不到万不得已不出手。”

    匣盖开了。拓片卷着,线绳系着。掌柜解绳,一寸一寸往外展,展到头,拿镇纸压住四角。

    黑底白字,隶书,一行一行。

    郑百川弯下腰去看。一个字一个字,嘴唇跟着动,动到第三行停住了,抬头。

    “好字。”

    “先生好眼力。”掌柜把手往回收,“礼器碑瘦劲,明拓的字口还没有磨圆,一笔一笔都在。您瞧这一横,清拓就没有这么利了。”

    陆行舟站在案子那一头,没有弯腰。

    他看的不是字。字是黑的,黑得匀,匀得每一个字口都一样深。他看纸。纸色黄,黄得也匀,匀到折痕里头同折痕外头一个颜色。老纸不是这样的。老纸在折的地方先黄,黄了再裂,裂了才是老。这一张折痕里头是白的,白的没有黄透,是染的时候折着,茶水走不进去。

    纸边毛的,撕的。撕的口子白。

    他没有讲。

    “多少?”郑百川问。

    “六万。”掌柜讲得不快不慢,“先生,这个价,东家的价,我不敢添。”

    “六万。”郑百川直起腰,帽子摘下来,在手里转了半圈,“四万。”

    “先生。”掌柜笑了,笑得慢,“四万,您拿的就不是明拓了,是清拓,还是晚清的。”

    “四万。”郑百川说,“上海一张明拓,三万。”

    “上海的明拓,是从北平走的,走一趟一道价。”掌柜说,“五万五。交个朋友。”

    “四万。”

    “五万。”

    “四万。”郑百川把帽子戴回去,往门口走了两步,走到毡子边上,回头,“行舟,走。”

    陆行舟跟着走。掌柜的声音在后头。

    “先生留步。四万五。”

    “四万。”郑百川没有回头。

    帘子掀起来了。街上的风进来。掌柜在后头叹了一口气,叹得长。

    “得嘞。四万。先生,往后可得常来。”

    郑百川回身,脸上那一朵花开了,开得足。钱数了,搁在毡子上。掌柜把拓片卷起来,系了,装进匣子,外头拿一张报纸包上。

    “先生,这一张是真的好东西。”他把匣子双手递过来,“回去挂起来,别见日头。”

    “晓得。”

    出了门,郑百川把匣子夹在腋下,走得快。

    “六万还到四万。”他说,“行舟啊,侬看阿拉这个价。”

    “站长会还。”

    “上海学的。上海的东西,不还价,当侬是戆大。”郑百川拍了拍匣子,“字是真好。侬看那一横。”

    “是好字。”

    字是真好。字口利,笔笔在。石头还在曲阜,石头上的字一横一横,拓一张同拓一万张,字是一样的。老的是字,新的是纸。拓的人晓得,买的人不晓得。掌柜卖的不是字,是纸上那一层黄。

    四万买了一张字,一层茶。他没讲。

    街当中一片园子,海王村。

    牌楼进去,一圈平房,当中摆着摊,旧书,碑帖,铜的瓷的。槐树叶子嫩,树影稀。北头搭着席棚,棚底下几张桌,是茶座。一壶茶八百,四月里涨的,茶叶是高末,末里头飘着几片梗。

    郑百川拣了靠里一张桌,把匣子搁在膝上,两只手按着。伙计过来沏茶,壶嘴冒气。

    他把嗓子压下去,压到只剩宁波话。

    “行舟啊,有一桩事,南京有信了。”

    陆行舟端着茶碗,没喝。

    “整顿里头,嘉勉。北平站护档有功。”郑百川说,“站长记功一次。勋表,下月到。”

    “恭喜站长。”

    “呈文是阿拉写的。写了一页半。”郑百川的手在匣子上按了按,“行舟啊,侬的名字在呈文里。第二行。前门东站那一夜,四口箱一口不少,造册人陆行舟,随箱护送,八天。”

    “多谢站长。”

    “南京批了记功,记的是站长。勋表一块。”郑百川笑了一笑,笑得比在铺子里矮,“副处长,呈文里有名字。有名字,就是有名字。旁的,南京没有讲。”

    “有名字够了。”

    “方鉴清的处长在第一行。”郑百川说,“第一行是第一行,第二行是第二行。侬懂?”

    “懂。”

    郑百川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末子贴在碗沿上,他没有抹。

    “雷震虎前日拿了天津的电报,写了一张呈文,要去天津抓人。”他说,“阿拉压着。天津是寇云舫的地界,二厅办事处的门房,侬进去抓,抓得回来?抓不回来,北平站的脸往哪里搁。”

    “站长的意思。”

    “呈文先压两日。”郑百川说,“抓人是行动队的事,脸是全站的。”

    陆行舟把茶碗搁下。

    那头一个摊子前有人在翻碑帖,一本一本,翻得慢。呢子军服,中校领章,肩膀平。翻完一本,合上,搁回去,再拿一本。他没有回头,可是从这一头看得见他侧脸上先起来的那一点笑。

    郑百川也看见了。

    “佘怀楷。”他说,“二厅那个。”

    “是。”

    佘怀楷把那本帖搁回摊上,转过身来。他先笑了,笑完了才走,走到席棚底下,军帽摘下来夹在腋下。

    “郑站长。陆先生。巧。”

    “佘组长。”郑百川站起来,官腔端回去,“逛碑帖?”

    “荆上校爱这个。我替他跑腿,看有没有好的。”佘怀楷笑,“郑站长这一匣是?”

    “一张拓片。”郑百川把匣子往怀里挪了挪,“墨缘阁。”

    “墨缘阁。”佘怀楷点头,“东街那一家,掌柜的会讲话。”

    他没有坐。伙计过来问要不要添一个碗,他摆了摆手。

    “郑站长,礼拜六,东兴楼。我做东。”他说,“二厅同本局,一家人,郑站长那一日讲的。一家人,吃一顿饭。”

    郑百川没有立时答。

    “吃饭不算站队。”佘怀楷把笑续上,“站长放心。饭是饭。”

    “礼拜六。”郑百川说,“阿拉看看。”

    “看看。”佘怀楷点头。他转向陆行舟,笑又起来了,“陆先生也来。荆上校有块表,旧的,走得不准,想请陆先生看看。荆上校讲,陆先生看纸细,看表也一定细。”

    “我看纸,不看表。”陆行舟说,“表有表铺。”

    “表铺看过了,配不上。”佘怀楷笑着说,“那就礼拜六,东兴楼,陆先生再讲。”

    他把军帽戴上,走了。走出席棚,又在一个摊子前翻了一本,没买,往牌楼那头去了。皮鞋不响。

    郑百川坐下来。茶凉了,他喝了一口。

    “表铺看过了。”他说。

    “是。”

    “配不上。”

    陆行舟没有接。东四南大街那一家,四月初,一个穿军靴的,钢壳洋表,带宽,铺里没有。老头讲的,他没猜。这一回,还是不猜。

    车上,郑百川把匣子搁在膝上,报纸拆开了,又把盖子打开,拓片露出一截。

    车过前门,往东。豆汁摊前头蹲着三四个人,焦圈的笸箩空了一半。车里一股茶叶的味,从匣子里出来的。

    “行舟啊。”

    “站长。”

    “东兴楼的饭,吃一顿,不要紧?”

    “饭是饭。”

    郑百川转过头看他。

    “侬太太讲的。面是面,席是席。”他说,“雍茂春讲了三遍,三楼都听见了。”

    “饭是饭。”陆行舟又讲了一遍,“吃一顿饭,站长还是站长。”

    “姓佘的讲,吃饭不算站队。”郑百川把匣盖合上,又打开,“不算站队的饭,他为啥要请。”

    “站长去了就晓得。”

    “去了就晓得。”郑百川点了点头,点了两回,“荆上校那块表。”

    “表有表铺。”

    郑百川没有再问。车过东交民巷口,他往那边看了一眼,铁栏杆一道一道,栏杆里头的草绿了。

    他把拓片从匣子里抽出一截,拿指头摸。纸黄,黄得匀。他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指头在折痕上停住。

    “行舟啊。”他说,“侬看这纸?”

    陆行舟看了一眼。折痕里头那一线白,在车窗的光底下,比在铺子里更白。

    “纸旧。”

    郑百川的指头从折痕上挪开了。

    车拐进台基厂头条。灰楼门口没有吉普。门房的窗口里牧顺来抬了一下头,数了。

    郑百川把拓片卷起来,一圈,一圈,卷到底,线绳系了两道。车门还没开。

    “东兴楼,礼拜六。”他说,“侬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