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号。”
陶其昌坐在长凳上讲的。五月十一日，礼拜天，早上八点，箱房里一盏灯。
“津浦路早车。卷回南京集中库。我押，薛砚农押。”
三句。讲完，他两只手搭回膝盖上。
席之桓站在窗根底下。窗纸外头槐树的影子，骨朵比昨日白了一层。他听完了，过了一阵才开口。
“我……十二号。”
“你先走。”
“卷后走。”席之桓说，“路上……”
“我看。”陶其昌说。
后半句让他堵回去了。席之桓点了一下头，点得慢。
薛砚农在桌角，木匣搁在手边，两只手搭在匣盖上。陆行舟在箱子这一边。西墙那四口箱没有挪过，二十九号还在最外头。
郑百川不在。礼拜天，公馆里有客。雍茂春上来传过一回话，站长讲，陶老定的日子，站里照办。陶其昌听了，没有答。
“纸。”
薛砚农从匣底抽出一张。不是簿子上那种，是一张大的，白的，本部的公文纸，没有格。他把纸搁在桌上，抚平。
陶其昌没有动。
“造册的。”
“在。”
“写。”
陆行舟走到桌前。桌上一支笔，蘸水的钢笔，薛砚农的，墨水瓶盖子开着。他拿起来。
陶其昌坐着，眼睛在灯上，一句一句念。不快，一句念完，等笔停了再念下一句。
“渝密五十三号。”
笔尖落下去。五个字。
“正卷四十二页。卷筒一。”
“附录十七页。火损。油纸包一。”
“誊清册五十九页。”
写到这一行，笔停了一停。四月里那一页上没有这一行。四月里册在南京，在席之桓的匣里。如今册在薛砚农的匣里，在这间屋。
“封档人。”
陆行舟写了三个字。封档人。底下空着。
“空着。”陶其昌说。
他站起来了。长衫下摆扫过长凳。走到桌前，从长衫里摸出那支短铅笔。铅笔尖在纸上停了一停，落下去。三个字。陶其昌。
铅笔的字比钢笔的淡，一笔一笔，是抄了几十年的手。
薛砚农看着那三个字底下那一块空。
“印呢。”
“我没有印。”陶其昌说，“我有名字。”
他把铅笔揣回长衫。
席之桓从窗根底下走过来。三步，走了一阵。他站在桌边，低头看那张纸。看得长。
“字……”
“他的。”陶其昌说。
“四月那一页，也是他的。”
“也是。”
席之桓的手伸进中山装内袋，按了一按。没有掏出来。
“我那一页……在我抽屉。”
“在你抽屉。”陶其昌说，“这一页，在箱里。”
“两页。”
“两页。”陶其昌说，“你一页，我一页。”
席之桓没有再讲。他的手从内袋上拿开，垂着。
薛砚农把桌上那张纸端起来，对着灯看了一眼，看的是墨干没干。干了。他把纸搁回桌上，没有折。这一页不折。
“十四号压最上头。”他说，“同四月里一样。”
“一样。”陶其昌说。
陶其昌回长凳上坐下。
薛砚农抽簿纸。陶其昌不站着写了，坐着，纸搁在膝盖上。
三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目录一页，新立。陆行舟书。在。
陶其昌。
他把纸折了两折，递过去。薛砚农夹进匣底。匣底那一叠厚了。
“席之桓。”
“陶老。”
“十二号的车，几点。”
“八点……早车。”
“郑百川送你。”陶其昌说，“我不下楼。”
“你不下楼。”席之桓说，“从前……也不下。”
他走到门口。到门口，站住，回过半个身子。看的是箱子。
“卷往南。”他说，“我先……往南。”
出去了。走廊上没有声。
屋里剩三个人。
薛砚农把木匣的扣子扣上，抱起来，往门口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张纸，又看了一眼陆行舟。他下楼了。楼梯上一步一步，重的是匣子。
陶其昌坐着。
陆行舟站在桌前。那张纸在桌上，墨干了。五行字。四月里三行，如今五行。多的两行，一行是火损，一行是誊清册。
“两页都是你的字。”
陶其昌讲的。眼睛不在他身上，在灯上。
“是。”
“往后谁拿这卷去认。”陶其昌说，“认的是你的字。”
灯在头顶上。窗纸上槐树的影子，风一过，动了一下。楼底下门房里牧顺来咳了一声。
“你活着。”陶其昌说，“卷就有主。”
一句。讲完，两只手还在膝盖上。
陆行舟没有答。
九条。第一条原两条誊一条，第二条病故存目，第四条查无此人，第九条并。册上五十九页，字是他的。目录两页，字是他的。卷筒里四十二页，字是老板的，批语是老板的，问号是老板的，那些问号如今在册上都变了字，字是他的。
往后谁拿这卷去认，认的是他的字。
他活着，卷就有主。他不在了，卷就是一堆没有主的字，谁都可以讲那是谁的。
陶其昌没有再讲。他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到箱前，两只手扣住箱沿，没有抬。看了一眼箱口那两枚火漆。
“十三号。”他说，“早上五点，这间屋。”
“是。”
歇班的钟点，他绕到东四南大街。
礼拜天，街上人多。估衣铺把夏布衫子挂出来了，一件一件在杆子上晃。卖樱桃的挑子，一斤两千，红的一堆。卖桑葚的拿马莲叶垫着，紫的。酸梅汤的缸口蒙着湿布，一碗三百。胡同口那棵老槐，骨朵白了一半，底下一个老太太仰着头看，看的是几时能摘。槐花不要钱。从东四到隋记这一段，他走得不快，也不慢，同往常歇班一样。
他在炸糕铺子前头排了一小会儿，买了四个。炸糕是给曼丽的，她讲过一回，北平的炸糕比上海的油条实在，实在得噎人，噎人也要吃，吃完还要讲一句实在。等的这一会儿，街上过去两辆洋车，一个背褡裢的。没有站住的。
隋记的匾左下角缺一个口。老头趴在柜台后头，手里一把镊子，没有抬头。
陆行舟把表搁在玻璃面上。
“把子松了。上弦打滑。”
隋玉衡搁下镊子，拿起表，拧了两下把子。后盖启开，一小卷纸出来了，后盖扣上。
他晌午写的。几行。卷南运，十四号，津浦路。二厅要会同，退了。
隋玉衡把表推回玻璃面上。没有号牌。
“把子没松。”
“没松？”
“表没毛病。”隋玉衡说，“不用留。”
陆行舟把表拿起来，揣进兜里。
隋玉衡重新拿起镊子。他不看人，看放大镜底下。
“上头晓得了。”
四个字。讲完，镊子尖夹住了什么，往表芯里送。
陆行舟站了一息。
“晓得了。”
他出了门。街上快上灯，卖桑葚的收摊了。上头晓得了。他晌午写的，那头今日就晓得，晓得的比他写的早。晓得从哪里来，他不问。不碰，还是不碰。卷往南，线在这里。他把炸糕换了一只手拿。油纸底下还温着，四个，一个也没有少。
灰楼，黄昏。
二楼走廊。方鉴清礼拜天不来，处长室锁着。督察股那头空着，禹树声不在。走廊尽头那扇窗开着一条缝，槐花的气味进来，淡的，混着地毯的土味。走廊上一条长凳，凳上坐着一个人，大衣搭在凳背上，帽子攥在手里。
雷震虎。
他没有起身。陆行舟从楼梯口过来，走到他跟前。
“死鱼。”
“雷队长。”
“十四号。”雷震虎说，“听讲了。”
“站长讲的？”
“雍茂春讲的。”雷震虎的嗓子磨了一下，“这楼里的事，雍茂春比站长晓得得早。”
楼梯上有脚步。慢，一步一步，从三楼下来。长衫。陶其昌黄昏绕台基厂一圈，四十几天没有断过。他下到二楼拐角，看见长凳上那个人，没有停。
雷震虎站起来了。
“陶老。”
陶其昌站住。
“南运那天。”雷震虎说，“行动队护送。我亲自。”
“送到站台。”陶其昌说，“上车的只我和薛砚农。”
“车上呢？”
“车上，押运官押到天津。”
陆行舟站在两个人当中偏后一步。押运官。他没有听陶其昌讲过这三个字。如今讲了，讲给雷震虎听。天津，寇云舫。去年十一月他从天津押来，如今押回天津去。
雷震虎看了他一眼。砂纸的嗓子磨下来。
“天津换人。”
“天津站的人。”陶其昌说，“天津以南，我的事。”
“天津以北，我的。”
“站台以里。”陶其昌说，“站台以外，你的。”
雷震虎没有再争。他把帽子戴上。
陶其昌下楼了。长衫在楼梯拐角上转过去，脚步一级一级，慢的。楼底下牧顺来的凳子响了一下，是站起来了。门开，门关。
走廊上剩两个人。
雷震虎往楼梯口走。走了两步，回头。
“死鱼，十四号，你坐前头那辆。后头那辆，我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