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廷桢在前头走。皮鞋底不响。
七月八日，礼拜二，小暑。下晌两点三刻。台基厂头条出来，往南。日头正顶，槐树的影子缩在树根底下，一圈。街上没有风。卖酸梅汤的挑子靠在墙根，铜碗敲一下，一碗五百。冰核一块二百，麻布底下冒白气。台基厂大街上洋车两辆，车夫蹲在辕子边上，不吆喝，日头底下没有人坐车。
骆廷桢军服扣到领口，不见汗。他不回头。走廊上三十步他走惯了，街上也是一样，一步一步，脚不抬高。
“照章，督察股引见。”他说，“引见完了，我回北屋。”
“晓得。”
台基厂大街到底，东交民巷东口。一道铁栅门，开着，门柱上的洋字掉了漆。没有人拦。一个卖冰核的推着车到门口，不进，在门外头吆喝，两百一块。里头没有人应。进了门，街换了样。柏油的路面，黑的，日头底下软。两排洋槐，高的，叶子密，一街的荫。蝉在树上，一棵树一片声，走一棵换一棵。路两边洋楼，灰砖的，红砖的，铁栏杆，栏杆里头草是剪过的。一辆吉普停在树底下，车上没有人。
六国饭店在东口里头不远。四层，灰砖，窗子一排一排，窗框白漆。门口一扇旋转门，玻璃的。一个穿白制服的侍者站在门边上，手背在后头，看来人的鞋。
骆廷桢先进去。门转了半圈。
大堂凉。
地毯。厚的，红底蓝花，踩上去脚底下一沉。顶上吊扇三架，慢的，转。墙上挂着油画，船，海，画框是金的。一张长柜台，柜台后头一个洋人翻簿子。两个美国军官从楼梯上下来，说话快，笑，过去了。楼梯拐角一架留声机，没有开。
茶座在东头。半间屋，窗朝街，窗外就是那两排洋槐。七八张桌，铺白布。吊扇的风到不了这一头，窗开着一扇，蝉声从窗缝里进来。西头一桌洋太太，带着一条狗，狗趴在椅子底下，舌头伸着。当中一桌两个中国人，西装，讲的是生意，一个字一个字压得低。东头靠窗那一桌，一个人。
中山装。灰的，扣到顶。
陆行舟先看的还是靴子。
黑牛皮，擦过油。两只脚并着，搁在地毯上。右边那一只，后跟外侧那一线，比五月里又矮了一分。磨的。
骆廷桢在桌边站住。脚并了一并。
“荆上校。陆副处长。”
荆佩之没有回头。他的脸朝着窗。
“骆股长。”
“照章，引见。”骆廷桢说，“卑职回站。”
“回。”
骆廷桢转身。皮鞋在地毯上，一声没有。他出茶座，过大堂，旋转门转了半圈，人在门外头，不见了。
荆佩之这才讲话。
“坐。”
陆行舟坐了。对面。两把椅子一样，藤的，垫着布。桌上一壶茶，两只杯，洋瓷的，白的，边上一道金线。一碟点心，洋的，方的，没有动。
“骆股长走路不响。”荆佩之说，“在二厅两年，也不响。”
“两年。”
“坐我对面。”荆佩之说，“两年。他不看纸。”
“看人。”
“看人的，到北平来看陆先生。”
“看了一个月。”
“一个月零六天。”荆佩之说，“他数日子。在二厅，也数。”
他倒茶。倒了两杯，七分。手回到膝盖上。眼睛没有离开窗外。
窗外那一棵洋槐，离窗近，枝子都伸到玻璃跟前。树身上一只蝉，黑的，壳亮。叫一阵，停一阵。荆佩之看的就是那一只。
侍者过来，白制服，托盘上两杯冰水，搁下，退了。
“茶，一壶六千。冰水白饶。”荆佩之说，“外头涨，这里头也涨。这里头涨得慢。美金算。”
“看不懂。”
“看不懂好。”荆佩之说，“看得懂的，都在外头。”
荆佩之从中山装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一张纸。折着，一指宽。他两根指头捏着，展开，搁在两只杯子当中。纸白的，新的，边上齐，没有一个折角。
三行字。
陆行舟看了一遍。
头一行长。第二行短些。第三行三个字一个日子。楷的，一笔一笔。每一横的末尾墨聚成一点，每一竖收笔的地方慢了一慢。笔画是对的。笔没有走，是跟着走的。
四月里，三楼东头，箱口底下压着的那一页。三行。他的字。如今在南京一个人的抽屉里，同印模一处。
“陆先生认不认？”
“字看纸。”陆行舟说，“纸看年月。这张纸，是今年的。”
荆佩之的头偏了一分。不是转过来，是往那一只蝉偏了一分。
“今年的。”
“纸新。”
荆佩之伸手，把纸拿回去。折起来，一折，两折，搁回内袋，按了一按。
“描的。”他说。
“描的。”
“描的人，手慢。”荆佩之说，“原件不慢。”
“原件在南京。”
“在南京。”他说，“陆先生讲话，还是短。”
蝉叫了一阵。停了。
两页纸，两页都是他的字。一页在抽屉里，一页在箱子里。描的字到了北平，描的人不要字。要的是写字的手。手在北平。
“美国人八月走。”
荆佩之讲完这一句，端起杯子，没有喝，搁下。
“走前清仓。桌椅，罐头，吉普。枪。”他说，“清仓的东西，要有主。”
陆行舟等着。
“有主的东西，不叫失踪。”
一句一句，中间留着空。空里头，西头那条狗翻了个身，链子响了一声。洋太太讲了一句洋话，狗不动了。
“报告写的是单子。”陆行舟说。
“单子。”荆佩之把这两个字念了一遍，“三联的。陆先生看数不看英文。邱译员讲的。”
“数在单子上。”
“单子上二十四。”荆佩之说，“车上十二。”
陆行舟没有接。
“剩的十二。”荆佩之的眼睛在那一只蝉上，“有主。”
有主。主是谁，他没有讲。十二箱枪，六箱弹药，没有出过西郊，没有上过车。单子上添了一个廿字，车上少了一半。少的那一半，在使馆界里头，离这一扇窗子不远。这一句荆佩之不讲，他也不问。报告写到单子。单子上没有主。五月里他讲过，二厅要的不是纸，是华北。华北的枪，要有主。
这一样他晓得了。晓得了，不写。写了，是报告外头的事。
“报告报部。”陆行舟说。
“报部。”荆佩之说，“二厅转美方。美方看了，内部处理。”
“美方的事。”
“美方的事。”
他倒茶。壶轻了，倒出来的水浅，颜色深。
“天津那四箱。”他说，“陆先生去看一眼。”
“站长派。”
“站长会派。”荆佩之说，“二厅不去。”
“晓得。”
“天津的事，天津站的。北平站协查，协到天津。陆先生看了，写一张。”他说，“写到四箱为止。”
“写到单子为止。”
荆佩之点了一下头，很小。
“骆股长每礼拜出一夜车。”他说，“西城。”
“处里写几点出，几点回。”
“写几点的人，晓得哪一夜没有。”
“日志上写。”
“日志上写无发。”荆佩之说，“骆股长不看日志。他数日子。”
五月十四日崇文门内那一辆横过来的车，他不提。车轮，他不提。前门东站货场墙根那一溜，他不提。两页纸，一只蝉，一壶茶。旁的没有。
“陆先生换了表带。”
陆行舟的手在杯子边上。钢的，腕上沉着。荆佩之没有看他的手。他看的是窗外。
“旧表。”
“旧表换钢带。”荆佩之说，“北平配的。”
“东四。”
“东四。”他把这两个字念了一遍，念得慢，“东四的铺子，配得出。”
陆行舟没有接。东四南大街那一家，铺板，玻璃面，西墙根一条凳。凳上坐过军靴，坐过皮鞋。坐过的人讲没讲，讲给谁，他不猜。表带在腕上，是公开的。
“钢的沉。”荆佩之说。
“沉。”
“美国人走了，这里头还在。”荆佩之说，“铁栅门不关。”
“晓得。”
“陆先生晓得的，比讲的多。”
“抄字的。”
“抄字的。”荆佩之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五月里也是这三个字。”
两杯茶都凉了。那一只蝉从树身上飞起来，飞到高处，看不见了。荆佩之看着它飞走的地方，看了一息，眼睛落到另一棵树上。
荆佩之站起来。
两只手先按在椅子扶手上，人往上起。靴跟落在地毯上，一声没有。右边那一只，往外偏了一线，地毯的绒倒了一片。他站直了。中山装没有一道褶。
“茶还有半壶。”他说，“陆先生坐。”
“上校慢走。”
他往门口走。靴子在地毯上，一步一步，不响。砖地上响的，地毯上不响。茶座里几桌人，没有一个抬头。那条狗抬了一下头，又趴下了。侍者在茶座门口侧身，让。
到门口，他站住。回身。
脸朝着陆行舟这一边。眼睛不在陆行舟脸上，在陆行舟后头那一扇窗上。窗外的洋槐，另一棵，另一只蝉叫起来了。
“表，改日看。”他说，“改日是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