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压在电报底下。
七月二十九日，礼拜二，上午九点。三楼西头。窗开着，蝉在槐树上，一阵紧一阵。郑百川坐在桌后头，手帕在左手里。桌上一张报，今早的，五百。头版第二条，驻平美军八月底起分批由塘沽登船。报上头一张电报纸，天津站的，机要科译的，墨还新。
“念。”
陆行舟拿起来。
“东岸货栈四箱未动。纱厂经理报官，又恐事。请北平站派员协查。寇。”
“三句。”郑百川说，“寇云舫的电，从来勿多一句。”
“协查。”他又说，“六月里协查一回，写到天津。写到天津，天津就来要人。”
“报告是情报处出的。”
“情报处出的，情报处去。”郑百川把手帕换到右手，“美国人八月底上船。船开了，箱子是谁的，没有人认。船没开，箱子是美国人的。美国人的箱子，四只在天津，经理报官又怕事。怕啥，怕的是箱子没有主。”
蝉停了一下，又起。
“塘沽的船。”郑百川说，“报上讲八月底。寇云舫讲四箱未动。未动，是等人来动。侬去看一眼，看完了写，写到四箱为止。”
“是。”
门口有人。骆廷桢，卡其军服，领口扣到顶，站在门槛外头，不进来。
“站长。协查涉三联单。照章，督察股派一人。”
郑百川看他一息。手抬起来，三根手指扳开，一根一根。
“情报处一个。行舟去。”大拇指。“行动队一个。雷震虎的人。”食指。“督察股一个。伊的。”中指。
三根手指立在那里。
“三个人。一人一本账。”
“照章。禹树声。”骆廷桢说。
“好。”
骆廷桢退了半步，往走廊里讲了一句。脚步上来，快的，到门口停住。禹树声，公文包抱在怀里，卡其的领口已经湿了一圈。
“站长。副处长。”他说，“我……我带簿子。”
“带。”郑百川说，“后日礼拜四，七点十分的车。票站里买。二等。”
禹树声应了一声，没有动。骆廷桢看了他一眼，他才退下去。骆廷桢也退了，北屋的门响了一下。
郑百川坐着。三根手指收回去，手帕摊开，又叠上。
“行舟啊。”
“站长。”
“枪，带。”他说，“带了不开。五月里阿拉讲过。”
“晓得。”
楼梯口有人等着。禹树声，公文包抱在怀里，站在二楼拐角那一级上，让出半边楼梯。
“副处长。”他说，“我没有出过差。”
“带簿子。”
“股长讲，只看，只记。不问。”他把公文包抱紧一下，“看什么？”
“看箱子。记箱子。”
“箱子。”禹树声说。他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像是记在了什么地方。“是。”
他先下去了。皮鞋在楼梯上响，一级一级，快的。
前门东站货场。十点半。
货场的墙根还是那一道，六月里捡弹壳的地方，砖缝里长出来一丛草，晒黄了。行动队的院子在货场边上，土墙，一扇铁门开着。院里一辆卡车，一辆吉普，吉普的机器盖掀着。铁宝山半个人在里头，两只脚踩在地上。额头那一道疤，粉的，汗从疤上头淌过去。
雷震虎在廊下头，背心，军裤，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砂纸嗓隔着院子过来。
“死鱼。”
陆行舟走到廊前头。
“站长讲了？”
“讲了。宝山去。”雷震虎说，“又去天津。上回天津，寇云舫一夜。这回几夜？”
“两夜。”
“两夜。”雷震虎把脚从凳子上放下来，“天津的枪不长眼。寇云舫六个人，六个人的枪长眼。河上来的那些，枪不长眼。你站在哪里，它不认。”
“我不带枪。”
“带。”雷震虎说，“带了不开。上回也是这句。”
吉普那头铁宝山直起身。手里一块抹布，黑的。他看了一眼陆行舟，看的是腰。
“宝山。”雷震虎说，“你去，看两样。箱子。他的腰。”
“俺晓得。”
“箱子是站长的账。腰是我的账。”雷震虎说，“他的账，记箱子。你的账，记他。”
铁宝山把抹布搭在车门上。
“俺去。”
三个字。他弯下腰，又进了机器盖底下。吉普前座上一只帆布包，旧的，包口的绳系着，包底沉。
一人一本账。情报处记箱子，行动队记腰，督察股记人。三本账回北平，三张桌上摊开，一样的四只箱，三样写法。郑百川要的是三样。三样对上了，是四箱。对不上，是人。
雷震虎走近两步。汗味，机油味。他看着陆行舟，眼睛从帽檐底下出来。
“塘沽的船，八月底。”他说，“船一开，箱子没有主。箱子没有主，枪就有主了。有主的枪，天津先响。”
“寇站长的事。”
“寇站长的事。”雷震虎说，“你去看，看完写。写到四箱。”
“四箱。”
“死鱼记性好。”他说，“记箱子。别记人。”
他转身进屋了。门帘落下来。
下晌六点。东四六条。
院门没有闩。井台边一只木盆，江米泡着，水白的。灶房里有粽叶的味，煮过的。
曼丽在堂屋桌边坐着。旗袍，月白的，扇子在手里，不扇。
“郑太太捎话来了。”她说。
他站在门里头。
“下晌四点。公馆的勤务兵来的，门口讲了一句，走了。”曼丽说，“天津热，别去。”
“郑太太讲的。”
“郑太太讲的。你没有讲。”
她把扇子搁在桌上。
“勤务兵讲，郑太太讲，站长讲的，派陆副处长去天津，礼拜四的车。太太晓得了就好，不要跟。天津热。”曼丽说，“一句话，三层人。到我这里，是第四层。”
“今朝早上派的。”
“今朝早上。”她说，“下晌四点我就晓得了。太太网比电报快。”
“礼拜四走。七点十分。两夜。”他说。
“两夜。”曼丽说，“我跟着去。天津我走过两个码头。船上讲过的。”
“站里的差。”
“站里的差，太太不能跟。”曼丽说，“郑太太讲天津热。方太太讲天津热。侯太太讲，您呐，天津那地方，热。三个太太一句话。我一个人去，像啥。”
她不讲了。手在桌上，一根指头敲着桌面。一下，一下。
“我不去。”她说，“去了也进不了货栈。”
“嗯。”
“货栈边上是纱厂。”
他没有接。
“纱厂的账房。”曼丽说，“方太太讲的，管账。”
她站起来，进了东屋。他跟到门口。东屋一张桌，桌下头两只抽屉。她拉开底下那一只。
抽屉里，他的东西。一方砚，半块墨，几封旧信，一只空的表盒。最里头，一支笔。
派克的。金的笔帽，笔夹上一道刮痕。四六年五月朝天门，雾里接的。到南京进了抽屉，到北平换了一只抽屉，一直在底下。她收拾过这只抽屉，不止一回。笔在哪里，她晓得。
她拿出来，拿在手里。笔不长，一拃。她看了一眼，不是看笔，是看笔夹上那一道。
“这个人。”她说，“在上海喊我陆太太，我给她削过一只梨。在重庆的洞里喊我姚姐姐，我递过她一只梨。两只梨。她吃了，没有往我身上想。”
“嗯。”
“码头上她给你，你收了。我看见了。”曼丽说，“我没有讲。我讲，拿去你那条船上泡茶，莫在我这条船上泡。”
“讲过。”
“讲过。”她把笔在手心里掂了掂，“她三十一了。管账。煤炉弄不来。”
王妈在灶房门口。她手里一张粽叶，一把江米，叶子卷成一个角，米灌进去，一压，一折，草绳绕两道，牙咬着一头，勒紧。一个。搁在竹帘上。又一张叶子。
“端午过了一个多月了。”曼丽隔着门说。
“火车上的饭，俺不晓得干净不干净。”王妈说，“粽子顶饿。凉的也吃得。”
“几个？”
“四个。”王妈说，“三个人。多一个，回来路上。”
“今儿包？”
“今儿包，明儿蒸。蒸了拿布包着，吊井里镇一夜。后儿早上捞上来带。”王妈的牙咬着草绳，“上海有冰箱。北平有井。”
“我家没有冰箱。”曼丽说，“上海也没有。”
王妈不讲了。第二个粽子落在帘上。
“礼拜四走，两夜，礼拜六回。”曼丽说，“礼拜六晚上的面，我做。酱是甜的。”
“嗯。”
“粽子是她的。面是我的。”她说，“你带四个去，吃三个。多的那一个，带回来，我看看凉的粽子两天变不变味。”
曼丽从东屋出来。她走到堂屋桌边，没有坐。笔还在手里。
他站在门里头。腰上那一层布底下，沉的。内袋在左边，一块布，一块表，一张帖子。帖子上讲改日看表。笔不在内袋里。在她手里。
码头上那个人讲过，南京再碰上，还叫一声陆大哥，可是不上门。南京没有碰上。天津有一道铁门，门里头是账房。他去的是货栈。货栈写到四箱，铁门不写。这些她不晓得。她晓得的是，天津有人。
院子里蝉歇了。槐叶不动。井台那只木盆里，江米沉着。
“郑太太讲，天津热。”曼丽说，“热我晓得。我讲的不是热。”
她把笔搁在桌上。横着，笔帽朝他。
“天津有人。你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