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我见过。”郝允中说。
“十七年前，南京，党部。那时候他是科员，我是科长。他坐在门边上，一天不讲一句话。人家讲，他听。听完了，第二天，讲话的那个人就不在那一间屋了。”
他把碗盖揭开，热气上来，又盖上。
“十七年，他从门边坐到了长桌尽头；我从长桌尽头，坐到了北平。他到北平那天，站台上先同郑站长握手，后同我。先后，他记得。”
西单牌楼北，大木仓胡同。门楼上那块白牌还在，漆比六月里旧了一层。前院枣树的叶子落了一半，地上没扫。
东厢一张方桌，两碗茶，一碟瓜子。簿子该在的那块桌面空着，铜镇纸底下压着一张纸。
郝允中今天没戴帽子，头发比七月里又白了一层，手里也没有公事包。他那本察言录，在灰楼一楼会客室的长桌上，搁了十天了。
那天上午九点，他的长衫把一张白片子送到门房，牧顺来念给陆行舟听：请副处长下晌两点过去，三处，烦对日报。
郑百川看了片子只讲了一句：“伊的簿子在阿拉楼里，伊的人蹲在街上，伊手里是空的。空的人，讲话长。侬听，勿接。”
郝允中挪开铜镇纸：西四牌楼底下，茶馆；护国寺，庙会，书摊；阜成门内大街，车马店。
“我那一本上来的。三个号，女师的，沙滩的，西郊的，报的是学生常去的地方。专员要，我给了。给的是地方，不是号。”
“我的人蹲了五天。坐茶馆的坐茶馆，逛庙会的逛庙会，住店的住店，没有一个人是号上报过的。”
他看着陆行舟：“贵局的日报有西四。西四牌楼底下那家茶馆，有没有？”
“日报写地名，写人数。茶馆是铺子，铺子不上日报。”
郝允中把这几个字念了一遍：“铺子不上日报。贵局的规矩，我晓得。”
他把纸翻过来，背面空着：“簿子上三十个，我记得十个，给了三个。剩的七个，我不给。给了，就是我的簿子在替他蹲。”
然后才讲到南京，讲到门边那个科员。
讲完了，他把那张纸折起来，搁进长衫里：“不看簿子的人，末了要的是人，是写簿子的人。陆先生写日报，我写察言录，两本簿，两个人。簿子在楼里，人在外头；人在外头，还能讲话。进了楼，就是一刻钟。”
郝允中不是来对日报的。他是来找一个跟他一样，簿子被收走了的人。
中统的簿子，军统的日报，都压在耿振之一张长桌上。郝允中在外头蹲街，陆行舟在楼里写第五行；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斗了半年，今天坐到一起，是因为桌子尽头多了一把椅子。
可他讲的三个号里，有一个是女师的。
女师的号，是门房。门房坐在大门里头，学生几点出，几点回，哪几个结伴，往哪个方向走，他一笔一笔报。学生常去哪里，他报得出；教员几点下课，夹着什么书出门，他也报得出。
郝允中给出去三个地方，没有给号。可耿振之要了三个，就会要第四个；要到第四个，就会问：这三个地方，是谁报上来的。
陆行舟端起茶碗，碗沿挡了半张脸。他没问是哪三个号，也没问女师那个号报过什么。问一句，郝允中就记一句。
两个人出了大木仓，郝允中叫了两辆洋车，一前一后往北。到了西四，他先下车，站在牌楼柱子边等着，等陆行舟的车到了，才往茶馆走。
“一同进去，是两家一同进去。”他说，“先后进去，是一家跟着一家。陆先生同我，今天是一同。”
三点，西四牌楼底下。茶馆在东南角，门脸两间，门口两张桌，里头四张，布幌子一个“茶”字，褪了色。
郝允中在门口那张桌坐下，陆行舟坐对面。粗瓷壶，两只碗，三百。
“坐一刻钟。陆先生看。”
里头靠墙一张，一个短褂布鞋，茶没动，雷震虎的兵；靠窗一张，一个灰长衫，茶也没动，郝允中的人。两个人隔着两张桌，谁也不看谁，都看门口。
门口这一张，坐着两家的主官。
“我的人在那头，雷队长的人在这头，当中两张桌空着。”郝允中说，“空桌子上，是专员的眼睛。”
伙计是个半大孩子，提着铜壶在桌子中间走，走到靠墙那一张，添水；走到靠窗那一张，添水。两只碗都满着，添不进去，壶嘴在碗沿上停一停，走了。
最里头一张，三个学生，蓝布褂，分一张报，一个念，两个听，念的声音压得低，听不见字。念了一阵，报纸翻过去，翻得响。
念报的那个抬了一下头，看门口这一桌，看了一眼长衫，看了一眼中山装，又低下去。另外两个没抬头。三个人的茶钱压在碗底下，早付了，随时能走。
靠墙那个和靠窗那个，都没有动。
陆行舟喝了一口茶，涩的。
街斜对面再往南三十几个门脸，是德源电料行。他没有往那边看。他晓得那个伙计这时候在柜台后头绕铜丝，晓得杂货铺墙根蹲着铁宝山。这一条街上，坐着、蹲着、站着的眼睛，比铺子还多。
三个学生念报，念的不知是什么；那个伙计夜里发报，发的不知是什么。耿振之要把这两样拴到一起。拴到一起的那一夜，就是二十夜。
“五天。”郝允中说，“学生来过两回，一回三个，一回五个，坐一个钟头走了。号上报的那几个，一个没来。三十四年的号，三十六年的人。三十六年的人，不坐三十四年的茶馆。”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专员要三个，我给三个；我给七个，他要七个；给十个，他要三十个。三十个，就是我那一本。那一本在他桌上，他不翻。他等我自家翻给他看。”
一刻钟到了。郝允中起身付钱：“茶钱不上簿子。”
他没有等陆行舟一同走。来是一同来的，走是一家先走。
他出门往西，长衫在牌楼底下过，拴旗的绳头影子落在他肩上，布鞋不响。
里头那两个人还坐着，一个靠墙，一个靠窗，茶都没动。
五点，二楼北侧，骆廷桢桌上一张复写单子，底下两张蓝的。
“二十夜，专员批了，正本站长封了。这一张，副处长看。”
三行：督察，行动队，电讯。日子二十。方向一栏，西四南大街，德源电料行。末尾一格，陆行舟三个字。
名字底下多了一行，钢笔的，字瘦，收笔短，不是骆廷桢的字。
和站台上面交的那张白纸，是一样的手。
“专员上午批的时候添的。”骆廷桢说，“专员讲，二十夜，陆副处长不在楼里，在车上。楼里的灯，专员守；人，副处长带。带哪一组，单子上没有。照章，单子上没有的不问。专员讲，到二十夜，副处长自家晓得。”
他把单子收回去，折成三折，压在那一摞册子底下。
十夜的单子，十个名，名都在楼里。
车出去的时候，他在楼里；车上的人回来，他在楼里；那只手停没停，他在楼里，隔着一张单子。
这一回，耿振之把他从楼里拿出来，放到车上。车开到西四，门踹开，屋里那一个人，那一部机器，他要亲眼看着；看着的时候，身边有雷震虎的兵，有中统的长衫，有一双不知道坐在哪里的眼睛。
伙计的脸，他看过一眼。二十夜，那张脸要再看一回。
单子末格，他的名字底下，两个字：
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