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十点出，台子十点零五响。”
耿振之拿铅笔在日志上点了一下，又在日报上点了一下。
“车到西四，十点二十。台子响的时候，车在路上；响完了，车才到。三夜，一样。早五分钟，不是巧。是晓得。”
十月十六日早上八点，一楼会客室，耿振之一夜没换衣裳，军便服袖口的白又白了一层，眼睛底下一道暗。
桌上两摞纸并排：左边日志三页，汲三保的钢笔字；右边日报三页，陆行舟的字。一页对一页。
他手里只拿铅笔，不拿钢笔，铅笔削得很尖。
“车几点出，单子上有。单子站长看过，骆股长写的，副处长副署的，报部的。看过的人四个，四个人，一个人的字。”
陆行舟坐在长桌另一头，手搭在膝上。
五分钟。
他不用翻日志，十页他都看过：十月四日到十三日，十夜，时刻一栏，十点上下。那十夜里头，头几夜车是每礼拜一夜，有几夜根本没出车。没出车的夜里，那只手也是十点上下响。
手是十点发，不是车十点出它才发。车改成十点出，是耿振之自己定的；他定了十点，再拿十点零五去对十点，对出五分钟，叫它“晓得”。
这不是查出来的。这是一根针，扎下来，看谁疼。
“车不慢。”他只说了这三个字。
耿振之看了他一阵，把铅笔搁在三页日报上头：“第五行，三夜三行，一行一个钟点。三行并排，是一张表。副处长写得准，几点出就是几点出，一分不差。”
他拿铅笔在三行底下画了一道，平的。
“写得准的人，看得也准。看得准的人，去西四对门牌，看了一眼。日报上写一处，不写人。不写人是规矩，郑站长的规矩，我不改。我问的是：不写人的人，看没看见人？”
“看见了。”
“看见了。”耿振之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看见了，记住了，不写。记性好的人，就是这样。”
他把铅笔收进口袋：“三夜还是三夜，日报照旧，第五行照旧。副处长写得准，就一直准下去。”
陆行舟出门的时候，骆廷桢在走廊里站着，两手垂在身侧，鞋底不响。他往会客室门里看了一眼，又看陆行舟：“照章，专员问话，督察股不在场。问了什么，我不晓得。”
他停了一停：“副处长出来的时候，比进去的时候慢。”
陆行舟没答，上了楼。他自己不晓得慢了。骆廷桢晓得。
前一夜十点，楼里头一回生炉子。
铁皮的，烟筒从走廊尽头的窗眼伸出去，雍茂春守到煤球红透了才走。热气到不了东头，东头窗缝里风一线一线地进来。
三楼西头黑着，北屋门缝一线光，一楼会客室门缝也是一线光，比北屋的白。
牧顺来上来添水：“一楼那位，九点来的，门关着，门缝里的光不动，人坐着。昨夜坐到三点一刻，车回来了，他去电讯室。前夜也是。”
十一点，没有电话；十二点，没有电话；一点，楼下机器响了一声，停了。
三点，楼梯上靴子两步并一步，雷震虎进门，帽子攥在手里：“空的。车停在西四牌楼底下，耳机里有：十点零五，三分钟，还是那一片。三辆车一辆没动。专员的令：听，记，不动，听完了回。”
他把帽子扣上：“死鱼。我的人在杂货铺墙根蹲了四夜，那个伙计开板，上板，吃饭，睡觉；窗纸十点灭，十点半亮一刻钟，发完了睡。一样的东西守一百夜，还是一样。”
靴子响到一楼。陆行舟在第五行添完：二十二时至三时，三辆，西四，无动。
三点一刻，楼下皮鞋响，硬底，不快，从会客室到电讯室，十来步。门开了没关，十来分钟，又出来，回会客室。
耿振之夜夜坐着，不是等车，是等日志。日志一出来，他就拿去和第五行比。比出来的，就是早上那一根针。
十六日夜里，车照旧十点出。
十七日早上七点半，陆行舟上楼前先拐进了电讯室。汲三保刚交班，眼睛红着，耳机还挂在脖子上，桌上一页日志，墨还没干透。
“十点零五，三分钟，皇城以西。”汲三保说，“跟前十二夜一样。专员三点一刻来，站在桌边看完，划了一道，问我：几点开的机。我讲九点五十。他讲，往后九点半开。”
“九点半。”
“早开二十分钟，听它是不是早来。”汲三保把日志合上，“它要是十点来，九点半开也是十点来。它不看我几点开机。”
它不看谁几点开机，也不看车几点出。它看自己的日子。
陆行舟上了楼。那一根针，昨夜扎了第二回，那只手没疼。
十七日上午十点，前门东站货场边的院子，榆树叶落光了，枝子黑的。三辆吉普停在树底下，兵在擦。
雷震虎在背心外头套了件灰棉坎肩，砂纸嗓隔着院子过来：“换便衣了，六个，短褂布鞋，茶馆两个，杂货铺墙根两个，当铺门口两个，三班倒。宝山不换。他蹲了六夜没挪窝，我叫他换，他讲窗比板准，换了人，窗就不准了。”
他手搭在车帮上：“专员对我也讲了五分钟。他讲车几点出，台子晓得；台子晓得，是单子漏了。单子四个人看过，他问了四个，问出四个不晓得。四个不晓得，他就不问了。他讲：不晓得好，往后也不要晓得。往后的单子，他自家写。”
往后的单子，耿振之自己写。
那就是说，车几点出，从今往后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台子要是还早五分钟，就不是单子漏了；要是不早了，那四个人里头，有一个就该被想起来。
那一根针扎下来，是要那只手替他说话。
陆行舟什么也做不了。书摊没有纸，隋记上着板，他没有一个字能递到西四那间东屋。那只手要是聪明，就照旧十点发；要是怕了，挪了钟点，挪的那一夜，就是在耿振之的表上，替他们四个人里头的某一个，画了一个圈。
“死鱼。”雷震虎又说了一遍，转身进屋，门帘落下来。
六点，六条，炉子生着，烟往上走。曼丽在堂屋拆一件旧棉袍，拆下来的棉花堆了一桌。
他把中山装搭在椅背上。
“你身上有煤味。楼里的炉子在走廊尽头，煤味到不了东头。到了你身上，是你在炉子边上站过一阵。”
“站过。”
她把棉花拢了拢，翻过棉袍看针脚：“楼里的事我不问，炉子是家事，我问得。雍科长生的，守的没有人，这个我晓得，侯太太讲的。”
王妈端了一碗热水进来，搁在他手边，看了一眼那堆棉花：“太太拆的是先生去年那件，里子薄了，絮一层新的。新棉花俺在隆福寺买的，弹棉花的讲，今年的棉花进城少，河那边过不来。”
曼丽没接这句，手没停。
她一把一把往棉袍里塞棉花：“楼里的炉子，没人守。楼里的灯，有人守。守灯的人，身上有煤味。”
夜里九点，一楼会客室，门开着。桌上今天的日报三份，一字不差。骆廷桢站在桌边，陆行舟站在门里一步。
耿振之拿铅笔，在三份日报上各画一道，从第五行底下过去，平的。
“三份一样。一样的字，一样的数，一样的手。”
他抬起头，看陆行舟，看了有一阵。
“字写得准的人，抓人也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