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数年，在仙台那所私立学校里，智唯一长时间近距离相伴的生命，只有学校统一饲养的那只仓鼠。
那是学校的一项“生命教育”活动，每个班级都分到一个饲养箱和一群仓鼠，学生们轮流值班照顾。
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培养责任心和同伴协作的温情企划。
但对智而言，这更像是她被排除在集体之外的又一个冰冷注脚。
从来没有人主动帮智打理过她“负责”的那只仓鼠。
轮到她的值日，饲养箱里或许还有残余的食物和水。
可一旦过了她的班次，情况就大不相同。
食盆空了无人添加，水壶里只剩水垢，木屑垫料脏了、臭了、被排泄物浸透了也无人更换。
那只灰白相间的圆滚滚小生命，就那样在属于集体的“责任”缝隙里，默默承受着被刻意遗忘的后果。
智做不到视而不见。
她无法忍受那个小小的生命因为她的“被排斥”而挨饿受渴，在秽物中挣扎。
于是，她承担起了全部的照料工作。
每天放学后，无论值日与否，她都会留下来清理箱笼，换上干净的木屑，添满食物和水。
有时候，她甚至会从家里带来一点苹果或生菜，小心地掰成小块喂给它。
那间放学后空无一人的饲养间成了她暂时的避风港。
她会对着一无所知的仓鼠说话，说今天钢琴课老师又表扬了她，说某个同学新买的发卡很好看，也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理她了。
有时候，她会把仓鼠笼子小心翼翼地搬到音乐教室旁边，然后独自在里面弹琴。
她透过玻璃窗，看着不远处笼子里的小家伙。
琴声流淌时，仓鼠黑豆似的眼睛会转向声音来源的方向，在午后的阳光下，那眼睛折射出一点微弱的湿润光芒。
那是那段被红色阴影笼罩、被无形之墙隔绝的灰暗时光里，她身边为数不多不带任何偏见与目的的目光。
微弱，却那么的真实。
然后，那只仓鼠死了。
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清晨，智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学校，先去看她的仓鼠。
她看到它侧躺在笼子角落的干净木屑上，小小的身体蜷缩着一动不动，柔软的腹部不再起伏。
它走得很安静，仿佛只是睡得太沉。
那一刻，某种冰冷锐利的东西瞬间刺穿了智的心脏。
她的大脑在短暂的空白后，被汹涌的愤怒和一种“果然如此”的悲凉填满。
她想，终于还是有看不惯她、厌恶她的同学，将恶意倾泻在了这个无辜的小生命上。
那一天，已经习惯了在班级里保持沉默的海老冢智爆发了。
她站在讲台前，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对着整个鸦雀无声的班级，用那赤红的双眼恶狠狠地扫过每一张或错愕、或躲闪、或事不关己的脸。
她的声音不大，却冷得像冰。
她说她会知道是谁干的，她要那个人付出代价，她不会就这么算了。
她甚至罕见地找到母亲，扯着她的衣袖请求母亲帮她查，动用家里的关系也好，怎样都好……她只想要一个答案。
母亲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
那双已蒙上太多疲惫与哀愁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最终，母亲什么也没问，只是轻轻摸了摸她的头，低声说：“好。”
调查静悄悄地进行了，结果却简单得近乎残酷。
那只仓鼠天生呼吸道有些缺陷，这是体检记录里被忽略的一行小字。
死亡前一天夜里，气温骤降，但值日生依然按照学校饲养指南，保持了室内空气流通，以此防止病菌滋生。
这是符合流程的操作，并非针对某一只仓鼠，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健康的仓鼠而言，这根本构不成问题。
但对那只本就脆弱的小家伙，短暂的低温和气流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没有阴谋，没有恶意，甚至没有疏忽。
只是一连串偶然，叠加在一个本就存在瑕疵的生命上。
智静静地听完了来自校方和母亲托人查证后的解释。
她没有再说话。
她亲自用一张干净的软布，包裹起那只已经僵硬冰冷的小小身体，带到学校花园一个僻静的角落，用手挖开泥土，将它埋了。
没有立碑，没有标记，只是一个小土包。
这时候智才想起自己甚至没有给它起一个名字。
从那天起，直到小学毕业，海老冢智没有再和班上任何一个人主动说过一句话。
她彻底把自己包裹进了一层更厚、更冷的壳里。
红色渐渐开始与这种无处申辩的冤屈、与这种被孤立却连愤怒都找不到明确目标的憋闷感挂钩。
升入初中时，智终于从母亲偶尔的叹息和零碎的对话中，拼凑出了另一个更冰冷的真相：她之所以在小学高年级被突兀地分入“平民班”，并非偶然或什么调整，一切都有迹可循——
她的父亲有了外遇，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
那个男人萌生了放弃她这个“不讨喜”的长女，将资源和期待转移的念头。
于是，他中断了原本足以支撑她在那所昂贵私立学校一路读下去的学费供给。
是母亲，那个曾经也是一个家族的小姐、婚后却逐渐因为岁月和家族的落魄失去光彩的女人，是她低下了一直不曾轻易低下的头颅，从昔年旧友那里艰难借贷，再加上自己接一些零散的琐碎活计，才勉强维持着智在那所私立学院的学业。
母亲当时拼尽全力，为智争取到了一个进入另一所风评尚可的私立初中的机会。
但智拒绝了。
她看着母亲眼角的细纹，看着她因为操劳而不再柔滑的双手，看着她身上那些穿了多年、款式已显过时的衣物。
母亲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最优渥的环境和最顶尖的教育，她本该一直活在玻璃花房般的呵护里。
可为了自己，她已经吃了太多苦，吞咽了太多不曾预料的委屈。
智觉得，自己应该体谅母亲。
自己可是“天才”，不是吗？
从小就被周围人这样称呼——在钢琴上，在学业上，在各种需要专注和领悟力的事情上。
虽然在私立学校里，无论是在权贵子弟的圈子还是后来被排斥的平民班，她都见过不少同样惊才绝艳、甚至比她更耀眼的人，但这并不能完全掩埋她自身的光芒。
她怀着一种“替母亲分担”的心思，同时也是对自己“天才”身份的笃信，选择了一所以严苛管理和超高升学率着称的公立初中。
她想，即便是公立学校，凭借她的能力，一样可以脱颖而出，并且能为母亲节省下一大笔开支。
入学面试时，气氛肃穆。
校方的老师扶了扶眼镜，问了一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如果你在学校里，遇到了其他在某一个领域做得比你更好的人，你会怎么做？”
智坐在椅子上，背脊挺直。
她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答案理所当然。
她清晰地回答：“我会努力向他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争取有一天能超越他。”
她觉得自己的回答无可指摘，体现了谦逊和上进心。
然而就在话音落下的瞬间，她眼角余光瞥见，陪同在侧的母亲悄然攥紧了自己素色裙装的衣摆，指节泛白。
母亲的脸色似乎更苍白了些。
后来，真的是在很久以后，智才从某种社会潜规则的缝隙里，迟钝地理解了那个答案的问题所在——
在这个国家，在某些语境下，“努力”有时候是一种不够“高贵”的词汇——它隐隐指向了“天赋的欠缺”。
人们更推崇那种浑然天成、不费吹灰之力的“才能”。
承认需要“努力”，在某些人听来，近乎承认自己“没有天赋”。
而一个“没有天赋”的人，在许多人预设的叙事里是走不远的，他的上限触手可及。
母亲在那一刻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话语陷阱，以及这个答案可能给校方留下的印象。
但为时已晚，话已出口，无法收回。
可那些人眼里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是满不在乎地说“无所谓，我其他方面更强”？
还是自信满满地宣称“没有人能在这个领域超越我”？
智到现在也不知道。
她只知道，自那次面试后，在这所以升学率为最高目标的公立初中里，她从未被真正重视过。
她身上贴着双重不被看好的标签：一是被显赫家族半放弃的长女，背景复杂且可能带来麻烦；二是一个在关键场合“错误”地承认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天赋”存疑的钢琴特长生。
在这个体系里，她既不是需要重点押注的“潜力股”，也不是需要小心对待的“关系户”。
她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透明人。
况且，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最不缺乏的就是“有天赋”或者“被认为有天赋”的人。
有些人天赋在于一点即通，有些人天赋在于能每天学习到凌晨三点，再在清晨六点爬起来赶赴下一个补习班，而且经年累月乐此不疲。
智的“天才”，在后者所展现出那种近乎自我燃烧的“努力天赋”面前，似乎也失去了特别的光环。
她的初中三年，于是在一种更广泛、更体制化的寂静无声中度过。
没有欺凌，也没有关注。
父亲彻底不再回家，连那令人窒息的争吵声也成了回忆。
她每天往返于学校和住处，大部分时间独自一人。
她依然弹琴，但听众往往只有她自己和墙上沉默的影子，还有各种比赛场下海浪般袭来的掌声。
她能看到的红色越来越少。
鲜艳的旗帜，节日的装饰，同龄人发梢挑染的亮色……似乎都与她无关，她不再看它们。
唯一无可逃避的红色，只剩下每天镜子里，自己那双遗传自那个男人的瞳孔的颜色。
于是，憎恨悄然滋长，最终盘根错节，牢不可破。
她于是憎恨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