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下来以后，良率是一道一道往上爬的。十一月那批四十八颗，六十六。十二月第一批一百二十颗，七十六。十二月第二批一百五十颗，八十二。一月第一批两百颗，八十六。一月第二批三百颗，八十九。童晓棠改的六个地方，每一个都是先找到坏件才改的。顶侧封那一次，她把封不严的四颗拆开，用显微镜看封口那一条。看出来的问题是压力不均：封头的左边比右边宽零点三毫米，左边压得实，右边压得虚。她把封头拆下来垫了一片不锈钢箔，垫完再量，左右差零点零五。极耳那一次是焊穿的两颗。她把功率从百分之六十五降到五十八，降完又出三颗焊不上的，往上调到六十一，两头才都稳。“你调这几个数，一共试了多少颗。”江远问。“一百四十七颗。”她说，“每一颗都有记录。”童晓棠把这六个数画在一张纸上，横着一行一行排。她在每个数下面写了当天改过的东西：换氦检机、顶侧封温度从一百八十五降到一百八十二、极耳焊接的功率从百分之六十五降到五十八、卷绕的错位标准从零点二压到零点一五。六个改动，六个台阶。“八十九就到头了吗。”江远问。“没有。”她说，“顶封那一块还有两成不良在里面。再给我两个月，能到九十三。”“九十三以后呢。”“九十三以后要动设备了。”她说，“现在的封头是单头的，压力不均。”那天她还交了一张循环的纸。那张纸不是一次两次做出来的。她从第一批里挑了五颗，每天充一次放一次，记账一样记着，记了三个多月。记到最后，那五颗走完三百次循环，容量还剩九成一。“标准是多少。”“两百次保持八成。”童晓棠说，“我们三百次保持九成一。”“外面卖的呢。”“好一点的。”她说，“三百次八成五。”江远把那两张纸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成本呢。”他问。
三个人在办公室里把成本重新算了一遍。
十二月那一批三百颗的账，王海涛是分开记的。材料、人工、电、除湿、折旧、良率损耗，六栏。
“良率上去以后，最省钱的是哪一栏。”江远问。
“良率损耗。”王海涛说，“六十六的时候，一颗摊六毛。八十九的时候，一颗摊两毛。”
“材料呢。”
“材料没动。”他说，“五块二。”
“人工。”
“一条线四个人，摊到每颗一块一。”
“电和除湿。”
“三毛八。这一栏降不下来，因为除湿要一直开着。”
“折旧。”
“两块一。”王海涛说，“这一栏是死的，除非满产。”
江远把六个数加了一遍。
“六块七。”他说。
他把这个数写在纸上，又算了一遍。
“材料三块二，人工四毛，电两毛，良率损耗两毛，包装两毛，折旧两块一。”他说，“加起来六块七。”
“这跟刚才那个六块七不是一回事。”王海涛说。
“是不一样。”江远说，“一个是现在这个良率算出来的，一个是满产以后算出来的。”
“满产是多少。”
“一条线二十五万颗一个月。”
王海涛把这两个数摆在一起。
“现在一个月出多少。”
“十二万。”
“满产二十五万。”
“对。”
“那两个月以后，一颗六块七，一个月二十五万颗。”他在纸上写，“比外购十一块，一颗省四块三。一个月省多少。”
“一百零七万五。”
王海涛愣了一下。
“我上一次算的是两块八。”他说，“十二万颗的时候，是七十万。”
“现在是你二十五万颗。”江远说，“一百零七万五，一年一千两百九十万。”
王海涛把笔搁下。
“我们这条线，三千两百万。”他说，“按这个数，两年半回本。”
“对。”
“你四月跟我说十九万颗是盈亏线。”
“现在不到十九万了。”江远说，“良率上去以后，盈亏线掉到十四万。”
王海涛没有再说话。他把这两张纸夹在一起，夹得很正。
订单是一个一个来的。
周维把报上来的数抄在一张纸上，抄完算了一遍。
深圳平板四十万，东莞两家十三万，江苏陈厂长两万，浙江做电动工具的三万，东莞梁伟的两万，一共六十万颗一个月。
“六十万。”他把纸推给江远。
“产能二十五万。”江远说。
“我知道。”周维说，“我没敢答应任何一家。我只说了一句：排队。”
“他们怎么说。”
“深圳那家说排也行。”周维说，“他们说，反正别家也没有。”
一月底，深圳一家做平板电脑的报了个数：一个月四十万颗。
“我们一个月出十二万。”周维说。
“我知道。”那家说，“我先报，你们什么时候有我就什么时候拿。”
二月，东莞两家小厂一起报的：一个月十三万颗。
二月下旬，陈厂长从江苏来了。他是去年在展会上站了四十分钟的那个人。
陈厂长进了车间，从配料间一直走到化成柜，走了两个钟头。他看的东西不多，只在三处停下来：一是除湿间门口那个湿度读数，二是极耳焊接的机器，三是化成柜。
走到化成柜前面，他问了一句。
“一次能放多少颗。”
“柜子上四百八十个格子。”童晓棠说，“一批能放四百八十颗。”
“一批做几天。”
“从配料到化成，十四天。”
陈厂长点了点头。他算了一会儿，然后问江远。
“一年二十五万颗，你做不做得到。”
“做得到。”
“单价多少。”
江远没有马上答。
“十块五。”他说。
陈厂长看着他。屋里那会儿还有周维和王海涛。
“外购十一块。”陈厂长说，“你自己做的，卖我十块五。”
“对。”
“为什么不多要一点。”
“因为我要你签三年。”江远说，“三年里我涨价，你可以不认。三年里你压价，我也不认。十块五，三年不动。”
陈厂长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把这句话写在手里的一张纸上。写完他抬起头。
“一个月下多少单。”
“按月下。”江远说，“一个月一次，价格一年一议——”
“说好的三年不动。”
“说好的三年不动。”江远说，“价格不动，量你自己报。”
“二十五万颗一年，我按月报。”陈厂长说，“报少了你不怪我，报多了我自己压库存。”
“可以。”
陈厂长把那张纸推过来。
“我先签。”
签完合同，陈厂长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
“我问你一件事。”他说。
“你问。”
“你为什么不把线开快一点。”他说，“三条线一起开，一个月七十万颗。你手上六十万的单子，正好吃掉。”
“开不快。”江远说。
“为什么。”
“因为人。”江远说，“一条线四个人，三班十二个人。十二个里得有八个能看数。现在整个车间能看数的，只有五个。”
“那就招。”
“招了。”江远说，“上个月招了十一个，留下六个，能上手的一个。”
陈厂长点了点头。
“我干了二十年。”他说，“我知道为什么。”
那天下午他把合同签了。三页，一份三年，一年二十五万颗，单价十块五，不预付，按月下单。
签完陈厂长说了一句话。
“我今天来，本来是想看看你们厂到底有没有线。”他说，“现在我知道了。”
那天晚上江远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写字。
黑板上原来那块是月初写的，上面有三行数字。他把最下面那一行擦掉，写了一个新的数：6.7。
写完他在这个数旁边画了一个圈。
圈的右边，他写了一行字。
那行字是：从今天起，别人降不动的价，我们降得动。
写完他把粉笔放回槽里，看了两分钟。
门是开着的。老冯从楼下上来，站在门口喘了两口气。
“你那个东西做出来了。”他说。
“做出来了。”
“我来不是为这个。”老冯走进来，坐下，“常州有一家厂要卖。”
“做电池的。”
“做电动工具的电池包。”老冯说，“二十六年了，老板六十五，儿子在美国，不想干了。”
老冯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帽子摘下来放在桌上。
“厂在常州。”他说，“做电动工具的电池包。手电钻、割草机、两轮车，三条线。去年做了四亿两千万。”
“多少人。”
“一千九百。”
“老板为什么卖。”
“六十五了。”老冯说，“儿子在美国做投行，回来一趟都不肯。厂里管事的是一个干了二十年的厂长，姓宋，五十三。”
“想卖多少。”
“还没谈。”老冯说，“我先把话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