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去虬江路那天，江远给了他八百块钱和一句话。
“把市面上能买到的充电宝，一样买一支回来。”
“买多少。”
“二十支。”
“买回来干什么。”
“拆。”
周维没有马上接钱。他看着桌上那个铁盒子，盒盖敞着，里面还剩不到一半。
“这个月的电芯钱还没凑齐。”他说。
“我知道。”
“买二十个别人做的东西回来砸。”
“我不是砸。”江远说，“我要先看清楚，别人做到了哪一步。”
八百块是王海涛数出来的。他数完把盒盖扣上，说了一句：“买回来记着要收据。”
“人家不给收据。”周维说。
“那就写在你自己本子上。”王海涛说，“写不清的，回来问我。”
“虬江路什么样子。”江远问。
“一条街，从东头走到西头十二分钟。”周维说，“卖二手手机、卖电池、卖壳、贴膜的挤在一起。这种东西摆在小推车上，一摞一摞，跟卖袜子一样。”
“问的人多吗。”
“多。”周维说，“买的不问牌子，只问三句。”
“哪三句。”
“能充几次，多少钱，坏了找谁。”
有一家老板跟周维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别看壳子，壳子都差不多，你翻过来看底下写的数，数大的好卖。
三月七号，周维去了虬江路。九号又去了一趟深圳。赛格三楼他熟，阿强那个档口卖配件，问一句就有人指路。十二号傍晚他回来，一个蛇皮袋，里面二十支。
“虬江路那条街，卖这个的有三十几家。”周维说，“一家一个牌子。”
“其实呢。”
“其实就那几个厂。”他说，“我在档口站过两年，壳子认得出来。”
价钱从二十六到一百九十八。最贵的那支是华强北买的，外面包了一层皮，像个小钱包。老板娘说这个好卖，送人用。
“一百九十八。”王海涛把那张收据看了两遍。
“她说这个卖得最好。”
“买回来做什么。”
“拆。”
第二天上午，二十支全摊在车间那张长桌上。
童晓棠和陈小满被叫下来了。陈小满手上还拿着一支铅笔。她进车间先绕着桌子走了一圈，走到一半蹲下去，从桌子底下往上看那些壳子的边。
江远从最左边那支开始拆。
他拆东西的办法很干净：螺丝拧下来放一堆，卡扣用一块薄铁片垫着掰开，不让壳子变形。第一支里面是三颗电芯，第二支两颗，第三支是一块软的，已经鼓了一点。拆到中午，桌上分成三堆：左边是壳，右边是电芯，中间是板和线。
有一支的壳是胶死的，拆不开。周维拿刀沿着缝走了一圈，才把两半撬开，撬完壳口留下一道白。他看了看那道白，把壳放到一边。
先看壳。
二十支里十四支是塑料的。陈小满拿指甲在一支的边上刮了一下，刮出一道白痕。
“回收料。”她说，“新料刮出来是白的，这个是灰的。”
她挑出三支，把壳并排摆在一起。三个壳的弧线一模一样，连里面那道加强筋的位置都对得上。
“这三支是一个模出来的。”她说，“牌子不同，壳是一样的。”
江远把那三支的价签找出来：三十八，四十九，八十九。
那支一百九十八的，是陈小满拆的。外面那层皮撕下来，里面是一个塑料壳，再里面三颗电芯和一块板。
“不便宜。”她说。
她拿卡尺量了壳的厚度，最厚的地方两毫米，最薄的零点八。
“钱花在皮上。”她说。
再看电芯。
童晓棠把二十支的标称抄在纸上，一支一支接上仪器。她测得不快，每支要等十几分钟。到下午三点，数出来了。
二十支里，只有两支的实测容量够得上标称的七成。剩下的平均虚三成。最狠的那支印着一万二，实测四千九。
“他们把最大的那个数印上去。”她说。
“哪个数。”
“一颗电芯的最好一次。”童晓棠说，“四颗里挑最好的那颗，挑它放电放到最空的那一次，再往上添一点。”
她把那支机器推到桌子中间。
“印在壳上的，是一个愿望。”
“那我们印什么。”
“还没定。”
内阻也散。同一支机器里四颗电芯，最低四十一毫欧，最高九十八。有一支壳里两块电芯，钢壳上的字被磨过，磨得只剩一半。
江远把那支拿起来看了两分钟。他没有说这是什么，把它递给了童晓棠。
她接过去，没有先看电芯，先看钢壳上那圈磨痕。看完她用指甲在磨痕上刮了一下。
“这上面的字是后来磨掉的。”
“为什么磨。”
“因为原来的字不能给人看。”她说，“一颗电芯出厂，壳上印品牌、型号、容量。卖的人把字磨掉，再卖。磨掉的这一颗，你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用了多久。”
“这种叫什么。”
“外面叫打磨品。”她说，“还有一种叫拆机品，是从旧电池里拆出来的。这两种我都见过。”
“那是什么价。”
“比新的便宜一半还多。”
江远把那颗放在桌子一角。那天下午没有人再去动它。
周维问了一句最土的。
“客人到底想知道什么。”
“能充几次。”江远说。
童晓棠随手拿了三支，一支一支算。第一支标称说能充五次，第二支说三次半，第三支说八次。按实测算，第一支两次半，第二支两次，第三支一次。
“第三支最贵。”周维说。
“第三支标得最大。”童晓棠说。
最后是接口。
二十支摊在桌上，接口一共七种。有诺基亚那种小圆口，有苹果那种扁的，有一种扁一点的，还有一种特别扁的。有三支的线是直接焊死在机器上的。
周维把二十支和它们的线配了一次对。十七根线，插头都不一样。有三支找不到能用的线。
“客人买回去，第一件事是找线。”周维说，“找不着就骂。”
“骂谁。”
“骂卖给他的那个。”周维说，“那个人再回来骂我们。”
下午四点，江远在桌子前面站了很久。
桌上的东西摆得很整齐，左边是壳，右边是芯，中间是板。他不是没有见过做得差的东西。他见过的是——做差了还能卖得很好。
他把三个人叫到黑板前面。
他写一条，念一条。
第一条：壳用回收料，一支的成本压到八毛。
第二条：标称挑最大的那个数印，虚三成是常事，虚一半也没人管。
第三条：接口各做各的，客人家里攒一堆线。
第四条：板子能省就省。二十支里有九支的保护板只有一颗管子，过流点靠电阻碰运气。
第五条：没有牌子，没有地址。坏了找不到人。
他念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桌上摆着证据，每一条都能拿起一支来对。
周维把十七条线在桌上摆成一排，摆完又收起来。陈小满把三支同模的壳翻过来，在底下用铅笔记了一个记号，写完把铅笔夹在耳朵上。
念完，他在黑板上另起一栏，写了三条。
第一条：标称按实测打九折印。
第二条：接口只做两种。一个进电，一个出电。进电用小口，出电用大口。
第三条：壳要用铝。
写第三条的时候，王海涛从账房那边走过来。
“铝。”他说，“铝比塑料贵多少。”
“不知道。”江远说，“明天去问。”
“为什么非得用铝。”
“因为塑料壳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江远说，“铝壳拿在手里，他得掂一下才能说话。”
他把那三支同模的壳推过去。
“这三支，三十八，四十九，八十九。”他说，“里面的东西一样，芯一样，板一样，连虚标的数都一样。它们靠什么卖价？靠壳。”
王海涛把三支壳拿起来，一支一支掂了掂，又放回去。他没有说话。
“江远。”陈小满在旁边问了一句，“照着这三条，这二十支里有几支能过。”
江远把那三支同模的分开，又把最贵的那支拿过来，一支一支往回摆。
摆完，他手上空的。
“零。”他说。
“一支都没有。”
“一支都没有。”江远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急。”
那天晚上王海涛记了一行：三月十二日，买样二十支，八百零六块。
记完，他在这一行下面空了一行。
这一行是留给自己的。意思是这件事还没有完。
第二天一早，周维买了两张去东莞的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