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长安镇，做模具的一条街，招牌一块挨着一块。
周维带江远进的那家厂，门口摆着两台旧铣床，地上落了一层铝屑，踩上去打滑。老板姓尹，四十多岁，手上戴着一串珠子。
江远进门没有先问价。他从包里拿出一支机器，放在尹老板的桌上。
就是那支一百九十八的。外面那层皮撕了，里面是塑料壳。
“这个壳多少钱。”他问。
尹老板拿起来掂了掂，用指甲刮了一下边。
“三块四。”他说，“开模八千，一批五万个。”
“我要换成铝的。”
尹老板把机器放下，从抽屉里拿了一张纸，用笔在上面画。他画得快，两笔就画出一个方块的侧影。
“铝的。”他说，“你听我讲三样。”
“你说。”
“第一样，模具。”他在纸上画了个圈，“一体壳，一套拉伸模，一套冲切模，还要一套氧化挂具。一套下来，四十二万。”
“第二样。”
“第二样，一支的价。”他写了三个数，“材料两块六，加工，氧化一块四，良率损耗一块六。加起来，十一块四。”
“比塑料贵八块。”
“贵八块。”尹老板说，“这还是按五万支的价。你要做一万支，我加两块。”
“第三样呢。”
“良率。”尹老板说，“铝的壳，做一百个废八个。废的那八个，材料钱算在好的里面。”
江远把那张纸拿过来，看了一会儿。
“你这个十一块四，是给谁报的。”
“给谁都这么报。”尹老板说。
“深圳那边有做铝壳的。”
“有。”尹老板说，“他们做手机壳。手机壳一个能卖八块十块，他们不接你的单。”
“那你接。”
“我接。”尹老板说，“你给的钱我做得出来。”
那天中午江远在厂门口给王海涛打了个电话。
他先说的是模具。
“四十二万。”
那边停了三秒。
“你再说一遍。”
“四十二万。”江远说，“一套模。”
“我们账上还剩四十万零几千。”王海涛说，“这套模一签，下个月的工资从哪儿出。”
“从游戏那边。”
“从游戏那边。”王海涛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去年游戏养这个厂，今年游戏还养这个厂。”
“上半年就剩这一个月。”
“我不是说钱。”王海涛说，“我是说，四十二万砸下去，出来的是一个壳。你还没定价，我先把家底押上。”
“我刚说了，壳贵八块。”
“我们万能充一个才赚三块二。”
“那是万能充。”江远说，“我现在算的是另一件事。你拿笔。”
王海涛那边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一支塑料壳的移动电源，成本十八块，出厂二十九。”江远说，“一支铝壳的，成本二十六，出厂五十九。”
“一台多赚九块。”
“一台多赚多少是小事。”江远说，“你把这两个数乘一下。”
“乘什么。”
“二十万台。”江远说，“塑料壳那台，一台赚十一，二十万台是二百二十万。铝壳那台，一台赚三十三，二十万台是六百六十万。”
“多四百万。”
“四百万。”江远说，“你花四十二万，换四百万。”
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声音。
“四十二万。”王海涛的声音低了一些，“我们那个万能充的壳，四万二开一套模。你这一套，是它的十倍。”
“不是一个东西。”
“我知道不是一个东西。”王海涛说，“四万二那次，你七天就赚回来了。四十二万，你要多久。”
“按二十万台算，一台多赚的钱，半年。”
“半年。”王海涛说，“这半年里，这个壳一分钱不进。”
“还有一样。”江远说。
“什么。”
“商超。”
“什么商超。”
“塑料壳这种东西进不了商超。”江远说，“一个摸上去像玩具的东西，柜台不让它上架子。铝壳能上。上架子以后，一台就不是卖给一个人，是卖给一整个县。”
“你怎么知道人家要。”
“我不知道。”江远说，“但我知道不进商超，我们一辈子就是义乌那格柜台上的东西。”
电话挂了。
下午江远又回了一趟厂门口那家饭馆。他让尹老板把那张报价单摊开，一笔一笔拆。
十一块四里，材料三块四，氧化一块八，损耗两块二，这几样是死的。剩下的四块，写的是“加工”。
“这五块八是怎么来的。”江远问。
“铣。”尹老板说，“一块铝，六面都要铣。”
“能不能不铣。”
“不铣就是挤压。”尹老板说，“挤压出来的料是直的一条，断面是现成的，你只要冲切、钻孔、去毛刺。加工从四块掉到九毛。”
“那为什么不用挤压。”
“因为你那个壳是弧的。”尹老板说，“弧面做不了挤压。你要省这三块一，就把壳做成一个方块，四个角倒个小圆角。”
江远拿起笔，在那张纸上把圆弧的侧影改成了直线。他画了三下。
“这样。”
尹老板看了那张纸一会儿。
“这样难看。”他说。
“难看我知道。”江远说，“难看的东西，别人也做得出来。我要的是别人做不出来的那九毛。”
尹老板笑了一声。
那天下午他们把方案定下来：挤压，冲切，去毛刺，氧化。
加工费从四块落到九毛。材料换薄一号的挤压料，从三块四落到一块二。氧化挂具改过以后，良率从九成二提到九成八，损耗从两块二落到四毛。
一支外壳，从十一块四落到三块四。
和塑料壳一个价。
模具还是四十二万。
“为什么还是四十二万。”
“因为你换了工艺，模反而更贵。”尹老板说，“挤压的模八万，冲切的模十四万，加上氧化挂具和试模，四十二万。”
“试模要多久。”
“两个月。”尹老板说，“你还得给我一个数：第一批做多少。”
“五万支。”
“五万支的材料款是要先备的。”尹老板说，“铝锭不赊。”
尹老板说完，带他们去看了后面一间小屋。
屋里摆着一个铁架子，架子上放着几十个废壳。有的边上裂了，有的氧化出来一片花斑，有的四个角歪着。屋子中间一个塑料筐，里面是铣废的料头。
“这都是别人定的模。”尹老板说，“定完模，卖不动，壳子退回来。”
“退回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尹老板说，“模具归我，壳归他。”
江远在那个架子前面站了一会儿。
“我先付一半。”他说。
“行规是先付七成。”
“一半。”江远说，“试模出来我看了，合格，再付另一半。”
尹老板没有马上答。他把手里那支笔转了两圈。
“江老板。”他说，“我讲句实话，你不要不爱听。”
“你讲。”
“你们这种小厂，做铝壳的，十个有九个死在模具上。”
“死在哪儿。”
“死在车床上，死在氧化槽里，最后死在钱上。”尹老板说，“模具这个东西，一开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你没有货卖，只有钱出去。”
“那第十个呢。”
“第十个，”尹老板说，“一般是大厂。”
“大厂不用我这种小厂来替。”
“对。”尹老板说，“所以我不劝你。”
最后签的是一半：二十一万。剩下的二十一万挂在“试模合格”四个字后面。
签完字，江远给厂里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陈小满。他把壳改成方块的事说了。
“没有弧，手握着会硌。”她说。
“硌手比假好。”
“四个角呢。”
“倒个小圆角。”
她那边停了一下。
“我回去画。”
“好。”
回厂的火车上，周维把童晓棠那句话又提了一遍。
“她说过，同一个壳，铝的比塑料的重一倍多。”周维说，“四颗电芯三百二十克，壳再加五十克。”
“重。”江远说。
“重。”
“重就重。”江远说，“重的东西拿在手里，不像空的。”
周维没有再说这个。他从口袋里把那张付款单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二十一万。”他说，“这是我们账上的一半。”
“我知道。”
“王海涛昨晚跟我说了一句话。”周维说，“他说，你要是做不成，这个厂就从头再来一次。”
“他是这个意思。”
“他不生气。”
“他不生气，才麻烦。”江远说。
火车到上海是第二天早上。江远在站台上把那两张单据拿出来看了一遍，一张是二十一万的付款单，一张是余款的约定。
他把两张纸折了三折，放进口袋。
到厂里是上午十点。王海涛在账本上记了一行：三月十九日，铝壳模具，先付二十一万。
写完他没有合本子，抬头看了江远一眼。
“试模是五月。”
“五月。”江远说。
“五月要是做不出来。”
“那就做不出来。”江远说，“这二十一万，就当买了张图。”
“又是图。”
“对。”江远说，“前面那张图是别人哪儿省钱，这张图，是这四块九省得对不对。”
王海涛把本子合上，用皮筋绑了两道。
那天晚上江远在车间里走了一圈。靠墙那张长桌上，还摆着从虬江路买回来的那二十支。
他拿起那支一百九十八的，翻过来看底下的数：一万二。
“五月。”他自己说了一句。
离五月还有两个月，账上少了二十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