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万能充的手板是五月四号做出来的。
外壳没有开模，周维从虬江路买回来二十个现成的白壳，一毛八一个，回去自己用刀把里面刮出来。板子是陆铮画的，第一版，绿色的，比壳底小两毫米。装进去以后，底下两个金属脚可以掰。
装好以后插上电，两盏灯亮了。一盏红，一盏绿。
“绿的代表什么。”
“代表在充。”陆铮说,“红灯是没接上。”
“反过来行不行。”
“不行。”陆铮说，“这两个颜色是外面所有充电器都在用的，你反过来，别人会以为坏了。”
第二天童晓棠把这个手板拿进实验室量了一遍。
她接上可编程电源，输入五点二伏、五百毫安，输出接一个假负载。量了三回，效率出来是百分之六十二。
“太低。”她说，“剩下的三成八都变成热。插一晚上，壳子是烫的。”
“烫了会怎么样。”
“塑料壳到六十几度就软。”她说，“外面卖的是充电器，客人半夜插着，摸一把烫手，明天就拿回来退。”
陆铮把板子拿回去了。
他改了三天，把电感的圈数改掉，把开关频率从五十千赫提到一百二十千赫，又换了一颗小一点的moS管。第二版效率七十一，第三版七十八。
“七十八够不够。”
“够。”她说，“满载跑两个钟头，壳子表面四十二度。人摸上去是温的，不是烫的。”
陆铮把第三版的图交出去打样，一百块，二百八十块钱，货期五天。他在图纸背面写了一行字：七十八以上，壳不烫。
那天下午他们算了成本。
壳，六毛。板，一块八。人工，四毛。包装，三毛。剩下的是电费、损耗、运费，七毛。
一共三块八。
“出厂多少。”王海涛问。
“七块。”
“七块。”王海涛把这两个数写在本子上，“一个赚三块二。”
“义乌那边批发十二到十五。”周维说，“虬江路零售三十八。”
王海涛把笔停了。
“出厂七块，人家批发十二。”他说，“这中间的五块是谁的。”
“是档口的。”江远说，“也是我们的路。我们做不了档口的活。”
第二天，周维带了一个叫小李的年轻人去义乌。
走之前王海涛跟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把现金分开装，第二句是不许在那边签任何带“代销”两个字的纸。
八天以后他回来了，人瘦了一圈，脚下那双鞋开了口。
“跑了十一家。”他说，“前四天一家都没成。”
“为什么。”
“他们的规矩是两样。”周维把本子摊开，“第一，代销。货先放在他柜台上,卖出去再给钱，卖不出去的退回来。第二，压价。开口就是九块。”
“九块不行。”
“我说不行。他们就说行，那你把货拿回去。”
他讲起档口里的样子。一个档口六个平方，柜台上摞着二十几种东西：充电器、耳机、读卡器、数据线、指甲刀。老板坐在一张塑料凳上，手边一个搪瓷杯，杯底压着一沓现钱。货从广东、浙江、福建来，谁也不问是谁做的，只问多少钱、多久到、坏了怎么办。
“他们不看包装上写什么。”周维说，“他们说，摆在这地方的东西，三天换一批。”
“那我们靠什么进去。”
“靠一样。”周维说，“他们最怕的不是贵，是断货。柜台上空一个格，一天少几十块流水。”
“后来呢。”
“第四天晚上我在旅馆里给童晓棠打了个电话。”
江远抬起头。
“你给她打什么电话。”
“我问她，这个东西最怕什么。”周维说，“她说最怕两样，一样是插上去不亮，一样是把电池充鼓。”
“然后呢。”
“然后我第五天换了个说法。”周维说，“我不说我们有多好，我说插上去不亮的，拿回来我换。充鼓的，电池我赔。”
五月十二号，苏晓第一次到厂里来。
她是应德发的外甥女，义乌做小家电批发的，过来上海进一批电风扇的货，她舅舅让她顺路捎一箱样品过来。她进车间的时候是下午三点，直接走到堆放万能充的那张桌子前面。
“谁管出货。”
“我。”
“我姓苏，苏晓。应德发是我舅舅。”
她把一个白壳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又用指甲在壳边上刮了一下。
“你们这个壳子太丑。”
“丑不影响用。”
“丑影响卖。”她说，“义乌那边摆在台面上的东西，第一眼看的不是里面，是壳。同样十二块五，人家要那个上面印字的，至少也得贴个标。”
“印字要开模。”
“我知道要开模。”她说，“我给你一句实话。这个东西我那边能出，一天出三千个都可能。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件事。”
她把三根手指竖起来。
“第一，现款。第二，三个月内坏的我不负责。第三，包装上不印你们的字，印我的。”
“三件都答应不了。”
“那就一件都不成。”
她把手放下去，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她又停住了，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排白壳。
“你们厂一天出多少。”
“两千个。”
“两千个。”她把这个数念了一遍，像在心里折算什么，“你们的运费怎么算。”
“到义乌，一个两毛。”
“两毛。”她说，“我那边有车，回程是空的。你给我一个数，我一周来拉一次，运费我出。”
“你图什么。”
“图便宜八分钱。”苏晓说，“我这个人一门心思只想这一件事。”
“你们给我什么价。”
“十块五。”
“九块八。”
“十块二。”
“成交。”苏晓说，“下礼拜我带我舅舅那台车来。”
“你不是说不印我们的字就不成吗。”
“那是刚才。”她说，“刚才我还没看见你们车间里那两排人。”
她走的时候拿走了五个万能充，说要摆在自己柜台上试。
开模的事是五月中旬定的。
王海涛拿了一张报价单过来，是苏州一家模具厂的，外壳注塑模，四万二，先付一半。他看这一句的时候把纸捏皱了。
“四万二。”
“对。”
“一个壳六毛，四万二等于七万个壳。”
“等于。”江远说。
“你要开这个模，我不拦。”王海涛说，“我只要一个数。一天两千个，几时能把四万二赚回来。”
“一个赚三块二。”江远说，“一天两千个，六千四。四万二，七天。”
“七天。”王海涛说，“这七天里，箱子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我记着。”
“七天以后，每个壳子省八分钱。”
王海涛在报价单上签了字。他签字的时候手不抖——他签字从来不抖，抖的是别的地方。
模是六月上旬到厂的。
第一批试产的那天，车间里二十几个人两排分开。南边一排做兼容电池，北边一排做万能充。一天下来，北边除了两千一百个，南边只出了一百三十颗。
兼容电池这条线，五月一个月只出了八百颗。
原来一个月两千颗，深圳那个黄采购后来又订了五千颗，交期压在五月二十号。做不完。
王海涛把这件事写在本子上，写了一行：五月，兼容电池出货八百颗，缺口一千二百颗。
写完他在下面又写：深圳客户转向宝安另一家。
“这事是我的。”江远说。
“是你的。”
“丢了多少钱。”
“不好算。”王海涛说，“他一个月要两千颗，一颗赚三块三。一个月六千六。”
“那就按一年算。”
“一年七万九千二。”王海涛说。
江远在黑板右下角那个“一百二十”旁边，又添了一行。
一年七万九千二。
写完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桌子上那排白壳反着灯光，一排一排的，像没写完的作业本。
那天晚上江远在车间里站了很久。
一边是兼容电池：一颗赚三块三，一个月两千颗，客户讲价、讲参数、讲批次，一颗不对全批退回。
一边是万能充：一个赚三块二，一天两千个。买的人不问牌子，只问是不是十二块五。
做游戏的时候他学会过一件事，越复杂的东西买的人越少。现在这件事又出来了一次，只是换了个样子。
最土的东西，卖得最好。
第二天上午，开例会。
王海涛把万能充的账念了一遍：一个赚三块二，一天两千个，六千四。念完他把笔搁下。
“这个东西，比兼容电池好做，比兼容电池好卖。”他说。
“对。”江远说。
“那明年是不是全做这个。”
“不是。”
王海涛把笔又拿起来，没有写。
“这一条线，”江远说，“我们最多做两年。”
“两年。”
“两年以后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它便宜。”江远说，“便宜的东西，做的人会越来越多。今天一块八的板子，明年一块二，后年八毛。它给不了我要的东西。”
“那你要什么。”
“我要别人做不出来的那一层。”江远说，“万能充这个东西，从头到脚，别人明天就能抄。”
“那现在为什么做。”
“因为它现在给现金。”江远说，“这两年赚的钱，我拿去做别的。”
屋里没有人说话。
周维在边上算了一下。
“一天两千个，一年七十三万个。”他说，“两年一百四十六万。”
“算一百五十万。”江远说。
他在黑板右下角写了三个字：做两年。写完又在后面画了一个圈。
那天晚上十点，周维从义乌打来电话。
“成了。”他说。
“多少。”
“十一家，六家下单。”周维说，“第一笔现款，三千四百个。苏晓那边一周拉一次。”
“好。”
“还有个事。”
“说。”
“东边那个档口的老板问了一句话。”周维说，“他问我，你们能不能做带电池的。”
电话那头有风声。江远捏着话筒，没有马上回话。
“他还说了别的没有。”
“他说，他一个月能出五千台。”周维说，“前提是这里面得能装得下一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