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台一千四百九十九的手机在办公室的桌上放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江远把它拆了一半。后盖是撬开的，用一片从光盘盒上剪下来的塑料片。他撬了四十分钟，指甲断了一个，中间三次想停手。
撬开以后他看见的是：一整块主板，一颗一千五百毫安时的电池用两条黑胶粘在主板下面，电池外面是一层银色的铝塑膜，上面印着一串批号。
他拿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池的正负极，三点八九伏。
电池上还连着一个小板，比指甲盖大一点，上面有三颗元件。他把放大镜拿过来看，认出其中一颗是保护芯片，另外两颗是moS管。
那块板做得很干净，焊点大小一样，边上的丝印是几行细字。他没有认出牌子。
他把放大镜放下，在本子上写了一行：手机电池保护板，三颗元件，焊点均匀。
写完他算了一笔账：这样一块保护板，材料大概一块五。他自己做的那一块，二十一。
差的二十块不在材料上，在里面那点东西上。
他把后盖按回去，按了半天才卡上。卡上以后他把它放在桌上，用一张纸把批号抄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他把陆铮和陈小满叫到办公室。
桌上摆着三张纸。
第一张写：四千毫安时，成本二十一，卖三十九。
第二张写：八千毫安时，成本三十二，卖七十九。
第三张写：一万毫安时，成本七十七，卖一百四十九。
“这是三条线。”江远说，“便宜款、标准款、贵款。”
陆铮把第三张纸拿起来看了一遍。
“一百四十九。”他说，“去年我们卖五十九的时候，你还说五十九是给自己的胆子定的。”
“去年是去年。”江远说，“去年手机能换电池，买充电宝的人是怕没电。今年手机换不了电池，买的人是必须带。一样的东西，用处不一样，价就不一样。”
“你凭什么卖一百四十九。”
“凭里面那块板子。”
“那前两张纸呢。”陆铮问，“那两块板子一块赚不到十块，你做它干什么。”
“便宜款是给渠道占位置的。”江远说，“义乌一个档口，货架就那么大。他摆我们的三十九，就不会摆别人的二十九。摆满一年，他就知道我们的东西不出事。”
“那我们也是在卖便宜货。”
“卖。”江远说，“便宜的是电芯的档位和灯，不是保护。”
“电芯也有档位。”
“有。”江远说，“我们进的 A 品，散在六到十毫欧，一颗十一块。标准款不用它。”
“那标准款用什么。”
“用便宜一档的。”江远说，“一颗四块八，内阻差一倍，容量掉百分之三。它只有一个毛病：离散大。离散大就是别人做不了的地方——我们把它按内阻分三档，每一档配一套自己的参数。”
“所以你那块板子值钱的地方在这儿。”
“在这儿。”江远说，“同行买一样的电芯，做出来出事；我们做出来不出事。差的不是电芯，是那块板子。”
“便宜款的保护比同行好多少。”
“它至少不会在人手里烧起来。”江远说，“这一条就够了。”
第三张纸上，七十七块的成本里，板子占二十一。前两张纸上的板子，一个八块，一个六块。
便宜款那块板子最简单：三颗灯，按电压估电量，电压到三点六伏亮一颗，三点八伏亮两颗，四点零伏亮三颗。估出来的数能差百分之二十。
标准款加了库仑计，但不带温度保护和均衡。
贵款就是他们那台第二版：八毫秒响应，误差一点九，温度保护，均衡。板上还带一个显示窗口，四颗灯，一颗代表四分之一。
“四颗灯，用户看得懂吗。”陈小满问。
“看得懂。”江远说，“他不懂毫安时，他懂四分之一。”
陈小满把那三张纸收走，去做外壳。
她做了十一天，出了十一版图。三款壳都是黑的，边上一条蓝线，蓝线的宽度从两毫米改到三毫米，又从三毫米改回两毫米。她坚持的那一版是两毫米。
“为什么非得是两毫米。”周维路过的时候问。
“因为三毫米看起来像便宜货。”陈小满说。
贵款的壳上多开了一个窗口，窗口里是那四颗灯。窗口的位置她改了五回，最后放在右下角，斜着排。
“为什么不横着排。”
“横着排像收音机。”
外壳出来以后要过一道测试。这道测试是陈小满自己定的：从一米二的高度往下丢，丢在车间的水泥地上，五个面各丢一次。
第一批十个壳，丢完五次，有四个的卡扣断了。
“卡扣加厚零点三毫米。”她说。
“加厚了装不进去。”做壳的师傅说。
“那就把里面的柱子上移一毫米。”
改了以后，第二批十个壳，丢五次，坏了一个。
“一个也不行。”陈小满说，“为什么坏的是同一个面。”
她拿着那个坏壳看了很久，最后在模具的一个角上找到一处毛刺。
七月底，第一台贵款的样机装出来了。
陆铮拿它测了三天。
升压用的是他们选的一颗芯片，输入三点七伏，输出五伏，效率百分之七十八。空载待机电流八十微安。
输出两个口，一个一安，一个二点一安。二点一安那个口是给平板电脑预留的，虽然当时还没有平板电脑卖到他们这样的客户手里。
“效率七十八。”陆铮说，“意思是八千毫安时的机器，实际能放进手机里的电是六千二百多。”
“能充几次。”
“那块手机是一千五百毫安时。”陆铮说，“能充四次，第四次充到一半。”
“四次。”江远说，“这就够了。”
八月十号，第一批三款一起下生产线。
便宜款做了四千台，标准款做了三千台，贵款做了三千台。
第一个月的结果是这样的：便宜款卖了三千一百台，标准款卖了两千二百台，贵款卖了二百四十台。
贵款剩下的两千七百六十台，压在仓库里。一台成本七十七，压了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二十。
陈小满把这个数算出来，贴在了墙上。
“二十一万二千五。”她说，“这是我们今年到现在一次性压住的最大一笔钱。”
“比买线的时候多吗。”周维问。
“少。”她说，“但那一笔是买来的，看得见。这一笔是坐在仓库里的。”
江远去仓库看了一次。
两千多台贵款码成六层，纸箱上是陈小满做的标，蓝线印在箱子侧面。他抽了一台出来，打开，按了一下开关，四颗灯全亮。
他把机器放回去，在仓库门口站了一会儿。
“要是卖不掉呢。”陈小满问。
“那就明年卖。”江远说，“这台机器的板子，明年也不过时。”
苏晓从义乌打来电话，说得很直。
“一百四十九的，档口不敢摆。”她说，“摆上去，客人问一句‘这个多少钱’，转身就走。我跟他们讲电量显示，他们听不进去。”
“那就先不摆。”
“不摆你压着两千七百台。”
“压着。”江远说，“便宜款和标准款卖的钱，够压。”
“你能不能把贵款降到一百一十九。”
“不能。”
“为什么。”
“降了，我就得把板子从二十一换成八块的。”江远说，“那这三款就只剩两款。”
苏晓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这个人叹气也不长，一口气完就转到下一件事。
“那我先在自己那边摆两台，客人来了我给他们看。”
“摆。”
苏晓在义乌自己店门口摆了两台。
一台通着电，插着一根短线，一头接着她自己的手机。谁路过问价钱，她不报价，先把客人的手机接上去，让他自己看那四颗灯。
第三天下午，来了一个做手机批发的，姓吴，一开口就问：“这个能充几次。”
“三次半。”
“错。”姓吴的说，“我们测过，市面上标八千的，实际只能充三次。”
“那你拿你的手机来。”
姓吴的真的把手机拿了出来。苏晓把机器接上，从头充到尾，一共三次整，第四次充到一半。她把这个过程记在一张纸上，写完把纸推到姓吴的面前。
“三次半。”她说，“我们没写能充四次，我们写的是能充满三次。”
姓吴的在那张纸上看了两分钟，走了。
第四天上午他又来了，张嘴要四十台。
八月底，贵款一共卖出去九百零七台。
还不是主力。但有一个变化：卖出去的那九百多台里，有四十多台是同一个客人一次买两台。
“为什么一个人买两台。”陈小满问。
“一台给自己，一台给老婆。”苏晓说，“这种人才是我们真正要的。”
九月初的一天早上，苏晓又打来电话。这一次她声音不对。
“华强北出来一个东西。”她说，“你们的标准款，壳子跟我们的一模一样，边上也有一条蓝线。”
“卖多少。”
“六十七。”苏晓说，“比我们便宜十二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