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去了一趟华强北，买回来一台。
六十七块，现金。他买的时候没有还价，摊主还多问了一句：“要不要多拿几台，拿十台是六十四。”
回到厂里，他把那台机器放在桌上，跟自己做的一台并排摆着。
两台一模一样。黑的壳，边上一条两毫米的蓝线，右侧一个开关，底下两个口。连开关上那个斜着的凹槽都是斜着的。
“壳是我们的。”陈小满说。
她把两台机器的后盖都撬开。
撬开以后就不一样了。里面那块板子是一块最便宜的板，绿油的颜色比他们的深，上面三颗灯，按电压估电量，估出来的数能差百分之二十。没有库仑计，没有温度保护，也没有均衡。
“壳是抄的，板子是新的。”童晓棠说，“他把外面抄了。”
陆铮把抄来的那块板子接上电，做了一次对比测试。
两台机器都充满，再接上同一个假负载放电，每十分钟记一次数。
他们那台的显示，从头到尾偏差最大是百分之二。抄来那台，显示还剩两格的时候，实际只剩百分之八；显示一格的时候，实际已经放完了。
“客人看见一格还能用。”童晓棠说，“用两下，手机没电了，机器也没电了。他下次就不买这一家。”
“他自己也知道。”江远说，“他卖六十七，就是要赶在客人知道之前卖掉。”
“外面最便宜。”江远说，“外面一眼看得见，里面看不见。”
第二天，周维去了给他们开壳的那家模具厂。
模具厂在东莞，一个两百平的车间，三台注塑机。老板姓刘，四十来岁，见了周维没有躲。
“模是我这边出的。”刘老板说，“上个月有人来找我，说要一模一样的，我问他跟你们是什么关系，他说是亲戚。”
“你就开了。”
“他给钱。”刘老板说，“一万八，现金。我这边一个月挣不了两万。”
周维回来的时候把这个数报给江远，报完他说了一句：“我想把模收回来。”
“收不回来。”江远说，“模在他那儿，图纸也在他那儿。你把模拉回来，他再开一副，一万八。”
“那就换厂。”
“换。”江远说，“换厂，重新开模，我们自己出两万八。这一笔记我们头上。”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自己还不知道。
第一个告诉他们的不是周维，是一个深圳的客户。他打电话来问：“你们是不是出了一款便宜的，卖六十七。”
“没有。”周维说。
“那我在赛格看见的，是不是假的。”
周维那天下午才坐车去的华强北。
苏晓是当天下午来的电话。她的话很短。
“六十七。”她说，“我们七十九。差十二块，客人一眼看得出。”
“你怎么说的。”
“我跟他们说我们的东西不出事。”苏晓说，“他回我一句，出事了你赔吗。我说赔。他说你赔多少。我说坏了就换。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那你还想怎么样。”
“降。”苏晓说，“降到六十九。差两块，客人就觉得我们的好。一个月我们能多卖两千台，多卖两千台就是十五万八。”
“不降。”
“你给我一个理由。”
“理由有两个。”江远说，“第一个，降了十二块，就是降了十二块。全国有几家在做这个的，他们明天就跟着降，后天再降。一个月以后，七十九的东西卖到五十九，谁都赚不到钱。第二个，我们的壳是他抄的，他抄了壳，抄不了里面。要是我们降到六十九，就等于承认壳才是值钱的东西。”
苏晓在那头停了几秒。
“你说的这两个理由，我要拿去跟档口讲。”
“拿去。”
“他们还问一句，你们有没有什么证。”
“什么证。”
“就是那张纸，证明这个壳是你的。”苏晓说，“义乌那边认纸。”
那天下午，江远让周维去查了专利的事。
周维跑了两趟，第一趟去的是市里一家代理所，问了价钱：外观设计专利，一件四千块，官费加代理费，慢的话八个月下证。
“八个月。”周维说，“八个月以后，人家卖了几十万台了。”
“先办。”江远说，“办了我们有一张纸。这张纸不是给他看的，是给档口看的。”
他办了三件。壳一件，显示窗口一件，连外壳上那条蓝线也单独立了一件，理由是蓝线的位置和宽度构成整体视觉效果。三件一万二千，交了加急，代理所说最快六个月。
代理所要填一个设计人。周维把表拿回来问江远填谁。
“填陈小满。”
“不填你。”
“壳是她做的。”江远说，“十一版图，两毫米改成三毫米又改回来，一米二摔五次。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她知道。”
周维在表上写了陈小满三个字。
陈小满后来看到那张受理通知书，第一句话是问：“上面为什么有我名字。”
“因为是你做的。”
她把那张纸看了三遍，收进自己的图册里。
第二件事是陆铮做的。
这一次他没有用四十天，用了十二天。他做的事是给固件加一层跟芯片绑在一起的校验：那颗计量芯片出厂的时候里面有一串唯一的编号，固件用这串编号算一把钥匙，算不出来就跑不起完整的计量。
抄板的人可以把电路抄走，把元件型号抄走，把板子的大小抄走。他抄不到那一串编号，也抄不到那把钥匙。
“他抄走以后会怎么样。”江远问。
“能亮灯，能量，但量不准。”陆铮说，“他只能自己猜参数。猜出来误差在百分之八以上。”
“百分之八是什么概念。”
“客人用两次就能看出来。”
周维在旁边听着，提了一个主意。
“要不要把芯片上的字磨掉。”他说，“华强北那边都这么干，磨了字，人家不知道你用哪颗。”
“不磨。”江远说。
“为什么。”
“磨字是那一行的做法。”江远说，“去年三月，老冯带我进过一间作坊，六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拿砂纸把旧电芯上的字磨掉。我看了一眼就出来了。”
“那不一样。”
“是不一样。”江远说，“但我不想让我们厂的人，第一天学会磨字。今天磨芯片，明天就敢磨别的东西。”
一个月以后，结果出来了。
九月的第一周，苏晓那边报了三个数。
第一个数：他们的标准款，九月第一周出了一千九百台，比八月同期多四百。
第二个数：华强北那家的六十七，摆了二十天，档口老板开始退货。理由不是质量，是没人要——客人到柜台前面，问一句是不是远芯的，不是就走了。
第三个数：那家往义乌发过一批两千台，退回来三百多台，退的原因写着“电量显示不准”。
王海涛把这三个数抄在本子上，抄完算了一笔账。这一轮他们一共花了四万：换模具两万八，专利一万二。陆铮那十二天没算钱。
这一轮他们没有降价。
“四万。”王海涛说，“要是当时降十二块，一个月少赚两千台乘十二，两万四。两个月就亏掉了。”
“账不能这么算。”江远说，“降价不是亏在钱上，是亏在以后。”
“这句话我也抄下来。”王海涛说，“哪天你自己降了，我拿给你看。”
“抄。”
九月二十二号，三件专利的受理通知书下来了，代理所把那张纸寄到厂里。
陈小满把那张纸拿去复印了一份，贴在车间那面墙上，跟失效地图、王海涛的八万七、童晓棠的六个字排在一起。
墙上的纸从左边到右边，已经不是最开始那三张了。
九月二十六号下午，老冯打来电话。
他从广州打过来，一开口就说数，这是他的习惯。
“春节前，电芯要涨。”他说，“起码两成。”
“哪一款。”
“两千毫安时的，你现在用的那一款。”老冯说，“现在四块八，我给你留了半个月的账期；过了年五块六都不一定拿得到。”
“为什么涨。”
“缺。”老冯说，“今年下半年，做充电宝的厂比去年多了一倍。都在抢。”
江远把话筒换到左手，右手在桌上敲了两下。
他记得这件事。他记得二〇一〇年过年前后，两千毫安时的电芯没有涨，反而稳了一整年。
“我算一算。”他说。
“你算。”老冯说，“算完给我电话。要囤就早囤，晚了就不是涨两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