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三十号晚上十一点，王海涛把十一月那一页算完了。
他把三条线的数分开写。
便宜款，五万台，一台毛利十六，八十万。
标准款，两万六千台，一台毛利三十二，八十三万二。
贵款，四千台，一台毛利七十二，二十八万八。
三个数加起来，一百九十二万。
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三个档位混着走，八万台，平均一台二十四。
写完他把笔放下，靠在椅子上。这个月他每天坐到十二点，衬衫领子松了一圈。
降价是十一月中旬的事。
那天苏晓从义乌打来电话，报了三家的价：华强北六十七，义乌两家六十九和七十一。
“我们的七十九，档口不敢往外摆了。”她说，“摆上去没人问，问一句就走了。”
“降十块。”江远说。
苏晓在那头停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么痛快。
“你自己说过不降。”
“上一次是别人抄我们的壳，那次不降。”江远说，“这一次是三家一起把价压到七十以下，这是市场。市场压过来，你还站在七十九上，就是把自己的货往仓库里堆。”
“那降了以后毛利是多少。”
“三十二。”江远说，“以前四十七。”
“一台少十五。”苏晓说，“一个月两万六千台，就是三十九万。”
“我知道。”
“这三十九万是白掉的。”
“不是白掉的。”江远说，“是换回来的。你把价降到六十九，客人在三家里面选我们。他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便宜两块，是因为我们的机器充了三次数得准。”
苏晓那天下午就把价改了。
改价以后的头三天，义乌出了三千一百台，比上一周多了八百。
十一月十五号，王海涛在账本上对了一次数。
从一号到十四号，他们一共出了两万九千一百台。比他自己写下的那条线多了两千一。
他下午去了一趟银行，把六十万打给了苏州的设备厂。打完回来，他在本子上那一行后面写了一个字：付。
那天晚上他把江远叫过来，把本子摊开。
“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能过这个数。”他问。
“不知道。”江远说，“我以为要卡在二号到五号。那几天新人刚上手，两天出了不到两千台。”
“我写这个数，是给你留的话。”王海涛说，“你要是过不了，我就要问你为什么。”
“现在呢。”
“现在没话说。”王海涛说，“这一页我撕了。”
他真的把那一页从本子上撕下来，折了两折。撕下来的纸边上有一道毛刺，他用手指压平了才放进抽屉，没有扔。
十一月十七号，苏晓又打来电话。
“华强北有一家降到六十五了。”她说，“义乌跟着降到六十七。我们要不要跟。”
“不跟。”
“不跟，我们的六十九就比别人贵两块。”
“贵两块。”江远说，“再降，我就得把那块二十一的板子换成八块的。换了以后，这台机器就变成别人的机器了。”
“那我们守得住吗。”
“守得住。”江远说，“你告诉他们，六十九这个价我们守到过年。过了年也不涨。”
苏晓把这句话传出去了。义乌那两家档口后来把价稳在六十七和六十九，没有再往下砸。
十一月二十号上午，王海涛第一次跟江远说了一句话。
他在办公室里对账，对到一半把笔搁下，走到车间门口站了一会儿，又回来。
“我要招人。”他说。
江远抬起头。
这是王海涛第一次主动要人。从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〇年，这个厂从三个人做到七十多个人，他一次没提过。
“你现在几个人。”江远问。
“七个。”王海涛说，“一个记账，两个仓管，两个发货，一个对账，还有一个跟着我学开票。”
“七个不够。”
“不够。”他说，“十一月做了八万台，出了三百二十多批货。每一批要开单、要打包、要有人点数。月底这三天的账，我一个人算到十二点，今天算到第四遍才对上。”
“哪一遍不对。”
“第三遍。”王海涛说，“第二遍差了三百台，我以为是数错了，其实是仓管把两批货的箱子摞在了一起。”
“你要几个人。”
“五个。”他说，“要会写字的。”
“写字谁不会。”
“会写清楚的不多。”他说，“上个月发货单上有一个人把‘八千’写成了一团，看着是八千，数出来是八千五。这种字比错账还难查。”
那天下午周维把招人的纸写好，贴到了厂门口。
纸上是四行字：招记账一名，仓管两名，发货两名。要求是识字，能写清楚，肯加班。
纸贴出去三天，来了十一个人。
王海涛一个一个面试。他不问学历，只问两件事：家里几口人，上一份活干了多久。
“为什么问这两样。”江远问他。
“家里人多，他不会跑。”王海涛说，“上一份活干得久，他不会乱来。”
“你以前不问这些。”
“以前七个人，我看得过来。”他说，“以后一百个人，我看不过来，只能在招人的时候看清楚。”
这一个月里，梁伟那边的板子也从五千块加到了八千块。
十一月二十二号他打来电话，说要压价：二十六。
“不行。”江远说。
“我一个月要八千块了。”梁伟说，“八千块你还二十七。”
“八千块也是二十七。”江远说，“我这句话说过，不管你要多少，都不还价。这一句要是破了，下个月你就会跟我要二十五。”
“你这个人做不成大生意。”
“我做成了你。”江远说，“去年你一个月五千块，今年你一个月八千块。你自己算一下，这多出来的三千块，让你少赔了多少。”
梁伟在那头笑了一声。
“行。”他说，“八千块，二十七。”
十一月下旬，车间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新员工进来先学两天认件，再学三天焊。到十一月二十五号，厂里有九十四个人。
两条线一天要出两千七百台。这个数不高，两条线满负荷一天能出六千台。但新人不熟，出活慢，一条线要顶两组人。
江远在车间里走了一圈。
九十四个人里，四十多个是十一月以后进来的。他们站在线上，动作是对的，但比老工人慢半拍。同一条线上，老工人的手一过去，新人的眼睛才跟过去，然后才动手。
他走到线尾，看着一台机器从传送带上下来，进纸箱，封口，贴标签。
标签上印着他们自己的名字，下面还有三个字：十三次。
这三个字是陈小满加的。她坚持要在每一台机器的标签上打上这个数，一开始写的是“充放电十三次”，后来嫌长，改成“十三次”。
“用户看得懂吗。”周维问过她。
“看不懂。”陈小满说，“但我们自己看得懂。我们知道每一台出厂以前都跑过十三次。”
江远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
他手里有一张纸，是王海涛给他的十二月计划：做十万台。
纸的最下面，王海涛写了一行字：十二月十五号，付板厂和电芯的料款，一百一十万。
他把这张纸折起来，放进口袋。
十一月的加班费，王海涛算出来是四万三千二百。
这个数里面有三样：夜饭、加班工资，还有车间里那几排灯的电费。
“电费也塞进加班费里。”江远看到的时候说了一句。
“多开四个小时的灯，灯是给加班的人开的。”王海涛说，“不塞进去，这笔钱就没地方去。”
十一月最后一天，他们一共出了八万零四百台。
这个数比原计划多四百。多出来的四百台是十一月二十九号晚上加班赶出来的，那一晚车间里的灯到凌晨一点才关。
江远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关灯的时候看了一眼墙。
墙上那张纸还在，上面是王海涛六月写的“净：八万七千二百八十八”。下面又贴了一张新的，是十一月的数据：八万台，一百九十二万。
两张纸并排贴着，左边那张是小账，右边那张是大账。
他回到办公室，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行字，写完贴在自己桌子前面的墙上。
写的是一个数：一百。
这个数不是板子，也不是机器。这个数是指人。十二月的第一周，厂里的人数会到一百。
他在这个数下面又添了一行小字：一百个人，就不能靠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