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号上午十点，深圳一个客户打来电话。
他说他收到的那一批八百台里，有二十七台开不了机。
八百台里坏二十七台，是百分之三点几。这个数放在以前不算什么，但放在十一月，他们的出厂不良率是百分之零点九。
江远当天下午做了一个决定：把厂里所有的库存，加上已经发出去还没有到客户手上的货，全部拦下来重测。
一共四万二千台。
重测用了四天。测出来的数是四千台不良，百分之九点五。
四个数摆在一起看是这样的：十一月初，百分之零点八；十一月二十号以后，百分之三；十二月头三天，百分之九点六。
数字是一路爬上去的。
第一台出问题的机器是从哪个工位下来的，查不出来。但他们查出另外一件事：不良的那四千台，几乎全部集中在两个工位。
一个是装电池正负极引线的手焊工位，一个是焊壳上按键板的手焊工位。
童晓棠拆了二十台。
她把拆下来的板子放在放大镜下面看，看完在本子上写了一行：焊盘起翘。
二十台里，有十四台的焊盘边上有起翘的印。这些板子在外面看是好的，装进壳子里也能亮灯，但用久了，那一点起翘会往上长，最后把焊点拉断。
“为什么会起翘。”江远问。
“温度高。”童晓棠说，“焊接的时候温度太高，或者烙铁停在焊盘上太久。”
“多高会起翘。”
“三百八十度以上。”她说，“三百二十度焊，焊点发亮，焊盘底下的胶是好的。四百二十度焊，胶会软，冷却以后焊盘就浮起来。”
当天下午，周维把车间里三十七把烙铁全部量了一遍。
用的是一个探头的温度计，一把一把贴上去等十秒。
结果是：二十九把在三百一十到三百三十度之间，两把三百六十度，最高的一把是四百二十度。
那把四百二十度的烙铁，在二号线的第七个工位上。
工位上坐的是一个小伙子，姓廖，十九岁，十一月二十三号进的厂。
江远过去的时候他还在焊。
“这把烙铁谁调的。”
“我调的。”小廖说。
“调到多少。”
“四百二。”
“为什么调这么高。”
江远问的是这句话，语气很平。小廖把烙铁放下，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焊得快。”他说，“三百二的时候，锡化得慢，一颗要多两秒。我一天做三百五十个，四百二能做到四百二十个。”
“多做七十个，多多少钱。”
“一块二。”小廖说，“一块二够我吃一顿饭。”
江远从旁边拿了一块废板和一根引线，坐下。
“你看着。”他说。
他把烙铁的温度调回三百二十度，等了两分钟，在废板上焊了五个点。每一个点他都在心里数：一秒，两秒，三秒。
五个点，一共用了十一秒。
“你焊一个要多久。”他问。
“两秒。”小廖说。
“我三秒。”江远说，“你比我快一秒。一天三百五十个，快出来的是三百五十秒，六分钟。”
小廖看着他，没有听懂他要说什么。
“六分钟。”江远说，“你为了六分钟，把温度调高一百度。”
“工长没看过我的烙铁吗。”江远又问。
“看过。”小廖说，“他用手背试了一下。”
“手背试不出一百度。”
“那我下次调回去。”
“不用你说下次。”江远说，“从今天起，烙铁不能自己调。温度写在表上，每班点检一次。”
江远在那里站了大概两分钟。
他没有骂人。
那天晚上，他把周维、王海涛、童晓棠叫到办公室，说了一件事。
“不罚。”
“不罚。”王海涛重复了一遍，“四万二千台拦下来，四千台不良，光返工就是六万，追回来的运费一万二，深圳那边要赔两万四。一共九万六。”
“我知道。”江远说，“这九万六是我们自己的账，不是小廖的账。”
“你什么意思。”
“调高温度，是因为他多做一个多一块二。”江远说，“他为了那一块二，是因为我们订的规矩就是多做一个多一块二。这个规矩是我们订的。”
屋里没有人说话。
接下来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作业指导书。
他把车间里十一道工序重新走了一遍，每一道写四样东西：用什么工具，多少温度，多长时间，什么样的算合格。比如焊引线那一道写的是：恒温烙铁三百二十度，单点停留不超过三秒，焊点发亮、无拉尖、无起泡。
十一页，塑封，挂在每一个工位的上面。塑封加打印，一共四十五块。
“工人会看吗。”周维问。
“不看就念。”江远说，“每天开班念一遍，念一个星期。”
“念了还是不看呢。”
“那就换个会看的。”
第二件是分班。
一百个人分成三班：白班、中班、夜班，每班三十几个人。
每一班设一个工长。工长不管技术，管三件事：开班点检、两小时抽五台、下班前的交接。工长每月加三百块。
白班的工长是老杜。他四十一岁，从工地上来的，二〇〇九年一月进厂，是那十二个人里的一个。
“为什么是我。”老杜问。
“因为你焊了两年，眼睛最毒。”江远说，“你现在不用自己焊了，你替我看这三十几个人。”
“我看不住。”
“看不住就学。”江远说，“我也没有看过一百个人。”
第三件是三张表。
一张是烙铁点检表，每班开班量一次，写温度，签名。
一张是抽检表，每两小时抽五台，写编号、外观、通断。
一张是交接表，下班前写清这一班出了多少、坏了多少、哪一台有疑问。
“为什么要写下来。”老杜问，“我记在脑子里不行吗。”
“不行。”江远说，“你记得住今天，记不住这个月。你哪天不干了，换一个人，他什么都不知道。”
三张表上了以后，江远在车间里站了三个通宵。
第一个通宵他站在二号线第七个工位。他手里一个温度计，每小时把那一把烙铁量一次。两个小时里，那把烙铁的温度在三百一十八到三百二十四之间来回。
第二个通宵他换了班。夜班有十一个人是新来的。他站在线尾看他们焊完的板子，看完再用放大镜看一遍。
第三个通宵他把三张表全部收上来看。第一班填了，第二班少填了两个数，第三班填了但是签名是一个人的名字签了三行。
第三天早上六点，他把三班的工长叫到黑板前面，把三张表摊在桌上。
“这张表谁签的。”
“三班是一个小组长代的。”
“代签，就等于这三行没有。”江远说，“今天开始，谁签谁负责。三个人的名字，三个人的字。”
那四千台的返工，是一百个人一起做的。
拆壳、拆线、重新焊、重新装、重新跑十三次。一条线原来一天做两千七百台，返工的时候一天只能做一千一百台。四千台做了四天。
发出去的那一万一千台里，追回来九千三百台。剩下一千七百台，已经在客户手上卖掉了。
江远给那三个客户一个一个打电话。
“货有问题，你们能退多少退多少。”他说，“退回来的运费我们出，客人换机我们赔。”
“赔多少。”一个客户问。
“一台十五，加来回运费。”
“十五块钱，我这边换一台的人工都不止十五。”
“那就二十。”江远说，“你说个数。”
那天下午他把三家说定的数记下来，一共两万四。
十二月十八号，最后一批返工的机器出库。
这一批的四千台，返工以后全部重新跑过十三次充放电。跑完复测，不良是十七台，另外三千九百八十三台出了库。
这一批之后，出厂的不良率回到了百分之零点八。
王海涛把这九万六记进了十二月那一页，记完在后面写了一行小字：这九万六买的是十一页纸。
小廖没有走。
他的工位上多了一张抽检表。表上连着十五天是空的，没有一次不良。
他把这张表用图钉钉在工位的隔板上，旁边就是那张塑封的作业指导书。
十二月十九号下午，江远从车间出来，在楼梯口站住。
楼上有灯。那间屋的灯这一年一直亮着，亮到半夜，有时候亮到天亮。厂里从八万台做到十万台，那间屋里的活没人问，也没人报。
他上了楼，推开门。
屋里两张桌子，一张靠窗，一张靠墙。靠墙那张摆着六台手机，屏幕从两寸八到四寸三，一台一台排开。最大的那台背面用铅笔写了一个字：五。
陆铮坐在窗边，背对着门。
电脑屏幕上是那张格子图。图上那个方块还在走，走一步，停一下，走到中间那条线上就不动了。
“卡多久了。”江远问。
“三天。”陆铮说。
“卡在哪。”
“不知道。”他说，“知道就不卡了。”
江远在门口站着，没有进去。他看那个方块又走了一格，然后不动了。
他下楼回到办公室，把本子翻到去年十二月那一页。
那一页上有四个字：手机游戏。下面还有两个字：一关。
他在这行下面写了一个新的日期，写完把本子合上。
那二十万批出去，是一年零一个月以前的事。这一年里楼下出了五十多万台机器，楼上那间屋没有交出来一样东西。
他没有上去催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