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明也没能立刻拿定主意。他不知道试点会不会就此停下，也不确定祁同伟能不能顶住接下来的压力。若试点中止，跟不跟进便不再是问题；若还能继续，他就得重新掂量其中的风险。眼下，他能做的只有等。
汉州的书记、湖州的市长，以及汉东其他地市的领导，也都把话咽在心里。没人公开表态，也没人特意打电话询问，可每个人都在盘算自己的得失。有人认定祁同伟这回要栽，试点难以为继；有人佩服他的魄力，却看不准他能否扛过后续压力；还有人觉得，无论试点最终如何，都最好离这件事远些，免得惹祸上身。
观望，成了汉东官场一时的常态。
京州也安静得反常。干部在走廊里碰见，只简单点头，随后各自离开。食堂里，人们低头吃饭，偶尔交谈几句，一察觉旁人靠近便立刻停住。会议照常开，工作照常汇报，可每个人都谨慎得像踩在薄冰上，生怕哪句话碰到不该碰的话题。水面上看不到风浪，底下却全是压着的声音。
汉大帮内部同样不是一条心。有人觉得祁同伟把事情做得太险：叶崇文是滨江区区长，也是试点的重要力量，如今人被带走，项目还怎么往下推？即便要查，何必非要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像是亲手拆自己的台。
另一拨人则认为，叶崇文既然有问题，就不能因为试点而放过。祁同伟若怕影响项目，选择压着不报，那和李达康又有什么区别？敢查，恰恰说明他有原则，也有底线。
这些话只在私下交织。高育良仍在，祁同伟也仍在，汉大帮的根基没有动摇。众人心里各有判断，却没人愿意把分歧摆到明面上。
高育良看得明白。他没召集人开会，也没有打电话替谁定调，只把举报信的复印件重新看了一遍，收进抽屉锁好。随后，他对老刘说：“同伟这一步走得没错。但走对了，不代表就能走好。后头的路更难。”
老刘没有接话，只点了点头。
燕都传来的反应更难琢磨。那位曾在材料上写过批注的大人物，听说叶崇文被带走后，静了片刻，只评价了一句：“这个年轻人，有担当。”除此之外，没有批示，也没有进一步指示。可这五个字足以让人反复揣摩：是在肯定他查办叶崇文，还是肯定他坚持试点，又或者只是认可他的为人？没人能说准，但至少，这绝不是一句坏评语。
首辅和次辅那里依旧没有消息。既没有表态，也没有指示，连询问都没有。只是这一次的沉默，已经不再像此前的“再研究研究”，更像是把事情交还给祁同伟：办好了，是他的本事；办砸了，也由他自己承担。
祁同伟并非什么都不知道。外面的议论、各地的观望、燕都的态度，他多少都听见了，也能猜出几分。可眼下他顾不上反复琢磨这些。摆在面前的工作已经够多。
叶崇文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他没有提前通知县里，只带着一个秘书，直接开车去了平安县。他没先到县委大院，而是赶往农产品加工厂的工地。
老赵正在现场盯进度，脸被太阳晒得黝黑，衣服沾满灰尘，鞋底还带着泥。祁同伟突然出现，他先是一怔，随即快步迎上来：“祁书记，您怎么来了？”
祁同伟没有寒暄，先看了看施工中的厂房，问道：“进度怎么样？”
“主体工程完成了百分之七十，比原计划快了几天。设备已经订好，下个月就能进场安装。”
听完汇报，祁同伟又问起滨江区那边的支持有没有受影响。老赵顿了顿才说，王书记打过电话，明确表示试点不会停，让他们放心。可滨江区的人心确实有些乱，之前负责对接的几名干部如今心思不定，电话也不怎么接。
祁同伟看着他：“老赵，你怕不怕？”
老赵苦笑：“说不怕是假的。叶区长出了事，滨江区那边又乱，我担心试点做不下去。平安县盼这个项目盼了多少年，老百姓都看着呢。真要半途而废，我没法跟他们交代。”
祁同伟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很稳：“试点不会停。滨江区的事，市里直接管。王书记亲自抓，我也会盯着。设备下个月进场，年底前投产，这条路不会断。”
老赵眼眶发红，没再多说，只是用力点头。
离开工地后，祁同伟又去了村里。村道已经修到三分之二，平整的水泥路一路延伸向村口。那位老大爷还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见他进来愣了一下，认出他后问：“你是上次那个干部？”
祁同伟在他身边坐下：“大爷，路快修好了，厂也快建好了。明年开春，您儿子就不用出去打工，可以在家门口上班。”
老人沉默了好一阵，才问：“真的？”
“真的。”
他望向远处正在施工的路，眼里浮起一种难以说清的光。没有道谢，嘴角却微微颤着。祁同伟看见了，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从村里出来时，天色已经将暗。祁同伟靠在车座上闭目休息，秘书小心地问：“祁书记，回市里吗？”
“回。”
汽车驶进夜色，车灯照着前方不平的路。祁同伟睁开眼，看见平安县零散的灯火落在远处山间。他知道，那一盏盏灯下是一个个家庭，是一个个盼着改变生活的人。他不能让他们失望。
回到京州后，他把更多时间压在了工作上。会议、讲话和采访都少了，工地、项目、协调和文件却占满了日程。有时一天要跑三四个县，有时则在办公室忙到深夜。他不再靠表态证明什么，只用行动把手头的事往前推。
滨江区试点没有交给别人，祁同伟亲自盯。平安县每两周去一趟，进度报告每周末都看，遇到问题便亲自协调。王书记有时打电话汇报，他听完只说“继续”，便挂断电话。没有多余的表扬或批评，只有这两个字。
市委办的人发现，他瘦了不少，鬓角也添了几根白发。但祁同伟从没喊过累，也不曾在人前显出疲态。高育良看在眼里，没有多说什么，只在一次通话结束时提醒：“同伟，注意身体。”
“老师放心，我没事。”祁同伟答道。
电话挂断，他又拿起文件继续看。
与此同时，省政府没有公开表态，也没开会强调，更没有下发指示。吴光辉只在一次内部场合淡淡说过：“京州的事，京州自己处理好。省里不干涉。”听着像是放手，实际也划清了界限：叶崇文的案子和京州的试点，都由京州负责。做出成绩，是京州的；出了问题，责任也在京州，省里不替他们背锅。
省政府办公厅的几名副主任私下议论，有人感叹祁同伟眼下确实难办。叶崇文是他的人，试点又是他主推的成绩，如今既要查案，又要保住项目，两边都得顾，也难免两边得罪人。另一个人却冷笑：“这是他自己选的。当初写那篇内参时，就该想到会有今天。”
于华北的态度更加隐晦。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提起叶崇文，也没谈京州试点，却让秘书打着调研的名义去了吕州。秘书此行究竟调研什么，无人清楚；回来后向于华北汇报了一个多小时，具体内容也没人知道。可在这个时候，省委副书记的秘书出现在吕州，本身就足以引人注意。
吕州既是祁同伟起家的地方，也是赵德明的地盘。于华北派人过去，是在试探，是在布局，还是在传递什么信号，没人说得准。
祁同伟听到消息时，正在办公室看文件。他没有发表看法，只把手里的文件合上，搁到一旁，再拿起另一份。手指却在纸面上停了几秒，没有翻页。他猜不透于华北这一步的意思：是提醒赵德明不要轻举妄动，还是在暗示他可以有所动作？他没有答案，只觉得风向不对。
更让祁同伟头疼的，是京州干部队伍里的恐慌。叶崇文在滨江区干了五年，经手项目不少，接触过的干部也多。谁曾和他吃饭喝酒，谁批过他的条子，谁收过他的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于是人人都在心里掂量，自己和叶崇文究竟牵扯多深，会不会被查出来。
有人翻找与叶崇文往来的记录，有人悄悄打电话向熟人打听消息，有人把办公室里的礼品收起来，也有人开始写材料替自己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