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面端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不好吃。
汤底是浑的，像隔夜的雨水积在碗里。几片蔫了的青菜浮着，面条坨成一团，筷子戳下去能感到那种黏连的阻力。我妈坐在对面，两只手搭在桌沿上，指关节因为常年沾水而微微发白。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种小心翼翼的期待，像小时候我考了一百分等她签字时的那种神情，只是调转了过来。
“趁热吃。”她说。
我低头吃了一口。咸，咸得发苦，还有一点说不清的酸。面汤里大概放了太多酱油，又或者那瓶酱油已经开了太久。青菜是凉的，显然没有和面一起下锅。我知道她做饭一向如此——能把所有食材都煮成同一种灰扑扑的颜色，味道全凭运气。小时候我因为不肯吃她做的饭挨过打，筷子摔在地上断成两截，她愣在那里，然后转过身去，肩膀轻轻耸动。
后来我就学会了吃。学会把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一口一口咽下去，然后说“还行”。
“好吃吗？”她问。
“嗯。”我说。
她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去厨房端自己的那碗。她走路的时候左脚有点跛，去年冬天在菜市场滑了一跤，摔裂了膝盖骨。她没有告诉我，我是从姑姑那里听说的。等我赶回家，她已经能慢慢走了，只是从此就跛了。
我低头继续吃面。面条在嘴里嚼着，确实难吃，但我一口一口吃完了，连汤都喝了大半。碗底有几粒沉着的盐巴，亮晶晶地嵌在瓷面细小的裂纹里。
吃完面我去洗碗。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冰得刺骨，她的手常年就是泡在这样的水里。厨房的窗台上摆着一排腌菜坛子，坛沿的水干了一半，我顺手添满。她跟进来，站在我身后，想说什么又没说。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背上，像一层薄薄的重量。
“我来洗吧。”她说。
“不用。”
她就没有再说话，只是站在旁边，把我洗好的碗一只一只擦干，码进碗柜里。碗柜的门关不严，每次都要用力往上提一下才能合上。她提碗柜门的时候，肩膀也跟着往上耸，整个人像是被那个动作拎了起来。
我擦干手，说我要走了。
她送我到门口，从鞋柜上拿起一个塑料袋塞给我。里面是几个苹果，表皮皱巴巴的，显然放了很久。“路上吃。”她说。我接了，塑料袋在我手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我走出门，没有回头。我知道她会站在门口看着我走到楼梯拐角，这是她多年的习惯。楼梯间的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下了三层，才听见身后传来轻轻关门的声音。
外面在下雨，很小，像雾一样浮在空气里。我没有撑伞，塑料袋里的苹果贴着我的腿，随着步伐一下一下地撞着。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她发来的消息，只有三个字：到了吗。
我没回。把手机揣进口袋，在雨里站了一会儿。路灯的光照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黄。我想起她做的面，想起那种咸到发苦的味道。我知道下次回去她还会做，我还会吃。难吃的东西我还会再吃，就像让我难过的人我还会继续爱。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活着的。
沈砚是我在书店认识的。
那天我在找一本绝版的书，找了很久，最后在角落的书架上看到了。同时伸手去拿的还有另一个人，我们的指尖在书脊上碰了一下，又同时缩回去。他笑了笑，说你先。我也笑了笑，说一起看吧。这种对话老套得像上世纪港片里的桥段，但偏偏发生了。
后来我们坐在书店的咖啡区，把那本书翻了一遍。其实谁都没有认真看，都在说话。他说他叫沈砚，砚台的砚。我说这名字像写毛笔字的人。他说他爸是中学语文老师，给他起这名的时候以为他会成为文人，结果他学了建筑设计。我说建筑师也不错，至少和毛笔字一样，都是线条的事。他又笑，眼睛弯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路。
那天书店打烊我们才走。外面下着雨，和今天一样的小雨。他撑开伞，问我往哪个方向。我说了地铁站的名字，他说正好同路。我们挤在一把伞下走了十几分钟，肩膀贴着肩膀。他的伞是深蓝色的，伞骨有一根断了，歪歪斜斜地撑着，雨水顺着那根断骨滴下来，打湿了他半边袖子。他没在意，一直把伞往我这边斜。
到了地铁口，他把伞收起来，甩了甩水。“下次还来吗？”他问。
“来。”我说。
“那本书我给你留着。”
“书店的书你怎么留。”
“我跟老板熟。”
后来我知道他确实跟老板熟，熟到可以在书店没开门的时候带我进去，坐在空无一人的咖啡区喝茶。他泡的茶很难喝，水太烫，茶叶放太多，又苦又涩。但我每次都喝完了，连最后一滴都喝干净。他问我好不好喝，我说好喝。他说你骗人，表情那么痛苦。我说真的，只是有点苦。他说那你还喝。我说苦的东西我也喝。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伸手把我手里的杯子拿走，重新泡了一杯。这次他放了很少的茶叶，水也晾过一会儿。确实好了一些，但茶叶还是那些茶叶，涩味还在。他说这是他爸教他的，泡茶要用心，水要晾到八十度左右，茶叶不能闷。我说那你刚才怎么不用心。他说刚才在看你。我说看我什么。他说看你喝苦茶的样子。
他就是这样的人。说一些让人不知道该接什么的话。
我们在一起之后，他带我去过很多地方。都是些普通的地方，公园、江边、老城区的巷子。他喜欢拍那些快要拆的房子，说这些房子拆了就没了。我说拆了就拆了，新房子会盖起来。他说新的和旧的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新的没有记忆。
他说这话的时候站在一栋老房子前，拿着相机对着一扇斑驳的木门。门上的漆皮翘起来，像鱼鳞一样。他按快门的时候很专注，嘴角微微抿着，眉头轻轻皱起来。我站在他旁边，看他拍完一张又一张。那天阳光很好，照在他侧脸上，他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我突然很想伸手去碰那片阴影，但最后没有。
后来那栋房子果然拆了。他路过的时候拍了最后一张照片，然后站在那里很久。我说走吧。他说嗯，但脚没有动。我又说走吧。他才慢慢转过身，把相机收进包里。那天晚上他话很少，一直看着那些照片。我坐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难过像一层透明的膜，我能看见，却触不到。
那时候我就知道，他和我一样，心里有个地方是锁着的。我等着他给我钥匙，他大概也在等我给他。但我们谁都没有先开口。我们都在等对方先打开那扇门，好像先打开的人就输了。
沈砚画图的时候不喜欢人打扰。他趴在桌子上，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画就是几个小时。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书，偶尔抬头看他。他的背微微弓着，像一只蜷起来的虾。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图纸，那些线条密密麻麻，我看不懂。但我喜欢看他的样子，喜欢他专注时那种旁若无人的安静。
他画累了会站起来倒水，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低头看我一眼。有时候会伸手揉一下我的头发，有时候不会。就那么走过去，倒了水，又走回来。他的脚步声在木地板上闷闷地响，像某种节拍器。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声音，习惯了他在身边走来走去却不说话的日子。
有一次他画到凌晨，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身上盖着他的外套，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脸枕着手臂，铅笔还捏在手里。我轻轻把铅笔抽出来，他动了一下，但没有醒。我蹲在桌边看他，他的眉头在睡梦里也是微微皱着的，像一直有什么放不下的事。
我伸手碰了碰他的眉心，很轻，像碰一件容易碎的东西。他没有醒，只是眉头松了一点。我把他的外套盖回他身上，然后坐回沙发，继续看他。窗外的天开始发白，那种黎明前最暗的时刻。我坐在那里，觉得这样的日子可以过很久很久。
但沈砚后来告诉我，他要走了。
去另一个城市，有一个项目要做，短则半年，长则不确定。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敢看我，盯着自己手里的杯子。那杯茶又是苦的，他泡茶从来没什么长进。我看着他，看着他低垂的眼睛，突然觉得他离我很远，远得像隔着一条江。
“什么时候走？”我问。
“下周三。”
“好。”我说。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晃。他大概以为我会哭，或者至少会问为什么。但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端起那杯苦茶，一口一口喝完了。
“你——”他开口又停住。
“我去送你。”我说。
他走的那天天气很好，好得让人生气。阳光明晃晃地照着，机场里人来人往，谁都行色匆匆。他的行李不多，一个箱子，一个背包。我帮他整理背包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本书，就是我们在书店认识的那本。
“你带这个干什么？”我问。
“看。”他说。
“看多少遍了还看。”
“再看一遍。”
他过安检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我以为他会走回来。但他没有，他转身走了，汇进人群里，很快就看不见了。我站在原地，看着安检口上方闪烁的指示灯，红的一下，绿的一下。然后我转身往外走，经过那些接机的人，经过那些举着牌子的人，经过那些拥抱的人。走出航站楼的时候，风很大，吹得我头发乱飞。我没有回头。
他走后第三天给我打了电话。那边很吵，像是街上的声音。他说他到了，住的地方还行，就是洗澡水不热。我说那你多穿点。他说好。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电话里只有电流的杂音和他的呼吸声。过了很久他说，我挂了。我说嗯。他又停了一下，然后真的挂了。
后来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地联系。有时候他发一张那边的照片过来，天很蓝，云很低。有时候我发一段文字，写今天吃了什么、看了什么。他的回复越来越慢，从当天到第二天到第三天。我知道他在忙，也知道不忙的时候他大概在犹豫要不要找我。就像我一样。我们都变成了那种给对方发消息之前先想很久的人，想了很久之后可能就不发了。
冬天的时候他回来过一次。我去接他，他瘦了一些，眼睛下面有青黑。他看见我笑了笑，那笑和以前一样，但眼角多了些东西。我们打车回他住的地方，路上他一直在看窗外。司机放着一首老歌，旋律很熟悉，我想不起来名字。下车的时候他帮我拉开车门，手在我头顶虚虚地挡了一下，像以前一样。但他的手碰到我头发的时候顿了一下，很快就收回去了。
他住的地方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贴着他画的图。那些线条还是我看不懂的样子，但比以前密了很多。他给我倒水，用的是一次性杯子。他说没来得及买杯子。我说没事。我们坐着，不知道说什么。窗外的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雪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留下来没有走。他抱着我的时候很用力，像是要把我嵌进他身体里。他的下巴抵着我的头顶，呼吸打在我的头发上，热热潮潮的。我们在黑暗里谁都没有说话，只有呼吸声和偶尔翻身的窸窣。他的床很窄，我们贴得很紧，紧到能感觉到他心跳的节奏，一下一下，很快。
后来他睡着了。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看见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映上来，灰蒙蒙的一片。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下雨，想起他伞骨断了的那把深蓝色雨伞，想起他半边湿透的袖子。想起他泡的苦茶，想起他拍的那些旧房子。想起他说新的和旧的不一样。
天快亮的时候他醒了，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我可能还要待很久。”
“嗯。”
“那边的项目比较大，做完这个可能还有下一个。”
“嗯。”
“你——”
“我知道。”我说。
他把脸埋进枕头里，很久没有抬起来。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后脑勺，头发硬硬的，有点扎手。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但没有声音。我摸着他的头发，一下一下，像摸一只受了伤的动物。
后来我起床穿衣服，给他烧了一壶水。他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把水倒好了，放在桌上。他看了看那杯水，又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我拿起包，走到门口。他在身后叫了我一声。我停下来，但没有回头。
“我送你。”他说。
“不用。”
“那我——”
“不用。”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楼道里很暗，声控灯没有亮。我摸着扶手往下走，一层又一层。走出单元门的时候才发现外面下雪了，细密的雪粒打在脸上，凉得人一激灵。我没有伞，也没有帽子，就那么走进雪里。
后来沈砚又打过几次电话，我都接了。他在那头说些日常的话，天气、吃饭、项目进度。我嗯嗯地应着，有时候问一两句。我们都默契地不提那天的事。有时候电话里会出现长长的沉默，他也不挂，我也不挂。就这么举着手机，听着彼此的呼吸。直到他那边有人叫他，他才说“那我先挂了”，我说“好”。
春天的时候他寄了一个包裹给我。里面是一本书，就是他带走的那本。书页里夹着一张照片，拍的是那边的一条巷子，巷口有一棵开花的树。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这边的茶也不好喝。”
我把照片翻过去，又翻回来。那行字写得很小，笔画挤在一起，像是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我把照片夹回书里，放在书架最上层。那个位置我要踮脚才能够到，这样就不会经常看到。
我妈又做了面。这次是西红柿鸡蛋面，汤很红，鸡蛋结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她还是那样坐在对面看我，手搭在桌沿上，指关节还是白的。我低头吃了一口。还是咸，咸得发苦。西红柿大概是罐头，有股金属味。鸡蛋煎老了，硬邦邦的。
“好吃吗？”她问。
“嗯。”我说。
她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这次她没有去端自己的碗，而是走到我身边，伸手把我垂下来的头发别到耳后。她的手指碰到我耳朵的时候很凉，带着水的凉。我愣了一下，抬起头看她。她的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担心，又像心疼，还像别的什么。
“你瘦了。”她说。
“没有。”
“就是瘦了。”她把手收回去，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转身去厨房端自己的面。她跛着脚，一步一步走得很慢。我低头继续吃面，把那些咸得发苦的汤一口一口喝下去。碗底还是有盐粒，亮晶晶的，像碎掉的星星。
吃完面我去洗碗。她又在旁边擦碗，一只一只码好。碗柜门还是关不严，她又提了一下，肩膀又耸了一下。我看着她，突然发现她比我记忆中矮了很多，头顶只到我下巴。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要低头才能看到我。
“妈。”我叫她。
“嗯？”
“下周我还回来。”
她正在擦碗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她没有回头，只是肩膀那里轻轻动了一下，像是吸了一口气。
“回来就回来，不用特意说。”她说。
但我知道她很高兴。她把那只碗擦了很久，翻来覆去地擦，其实上面早就没有水了。
我走出门的时候，她又追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天冷，带点热水。”她说。我接了，保温杯是新的，红色的漆很亮。大概她早就买好了，一直放着。我说我走了。她说路上小心。
我下了两层楼梯，停下来听。果然，门没有关，她还在那里站着。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穿过门板落在我背上，薄薄的，轻轻的，像一层纱。我站了一会儿，继续往下走。到一楼的时候，我按了一下保温杯的盖子，水是热的。我拧开喝了一口，没有味道，就是白水。但喝下去之后，胃里暖了起来，一点一点地扩散。
外面的天很阴，云压得很低。我沿着马路走，经过菜市场，经过小学，经过那些熟悉的店铺。卖水果的老张还在，他的摊子上摆着新到的橘子，黄澄澄的。卖早点的李婶也还在，只是头发白了大半。他们看见我都打招呼，说回来了啊。我说嗯，回来了。他们又说你妈天天念叨你。我笑了一下，没有接话。
走到街角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沈砚。我接起来，他那边很安静，大概在房间里。
“在干嘛？”他问。
“走路。”
“去哪儿？”
“随便走走。”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下个月回来。”
“哦。”
“这次不走了。”
“哦。”
“你——”
“我知道了。”我说。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很轻，像叹气。然后他说：“这次我学着泡茶了，买了温度计，不会太苦了。”
“苦的我也喝。”我说。
他又笑了，这次是真笑。我能听出来，他的气息从鼻腔里冲出来，带着一点放松。我们说了几句别的，然后他说他要去开会了。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进口袋。保温杯还握在手里，已经不太烫了，温温的。
我继续往前走。那条路很长，一直通到江边。冬天的时候江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但我还是走到了江边，看了一会儿水。水是灰的，和天一个颜色。远处有船在开，汽笛声传过来，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想起沈砚。想起他说的“新的和旧的不一样”。想起他拍的那些旧房子。想起他寄来的照片上那棵开花的树。我知道他会回来，会带着他的温度计和茶叶回来。他会再给我泡茶，可能还是不好喝，可能还是会苦。但我还会喝，一口一口喝下去。就像我会继续吃我妈做的面，继续听她跛着脚走路的声音，继续在她说“路上小心”的时候答应一声。
难吃的东西我还会再吃，让我难过的人我还会继续爱。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事。只是因为那些人那些事已经长进我的命里了，像一棵树的根扎得太深，挖出来会伤筋动骨。所以我选择不挖。我选择让它们继续在那里，让那些根须继续缠绕我的血肉。
江面上又传来一声汽笛。我拧开保温杯，把最后一口水喝完。水已经凉了，但咽下去的时候，胃里还是暖的。
我把空杯子放进包里，转身往回走。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着我的影子在地上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我走得不快，也不慢。风从背后吹过来，推着我往前走。
我知道回家之后我会给我妈发一条消息，告诉她我到了。她大概会秒回一个“好”，然后可能还会加一句“早点睡”。我也知道沈砚下个月回来的时候会带着他的行李和他的温度计，站在机场出口等我。我会去接他，看着他走出来，然后我们可能会拥抱，也可能不会。但不管怎样，我会接过他手里的那包茶叶。
那些难吃的东西，那些让我难过的人，那些咸到发苦的汤和苦到发涩的茶。我还会继续吃，继续喝，继续爱。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的。没有为什么，也不需要为什么。
街边的路灯都亮了，连成一条长长的线，一直伸到看不见的地方。我走在那些光里面，影子在脚边缩成小小的一团。风停了，空气里有一股潮潮的味道，像是要下雨。我没有加快脚步。下就下吧。反正总要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