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口抵住玻璃時，發出很輕的一聲“嗒”。我數過，這是第三十七次了。客廳的老式掛鐘恰好敲響十一下，鐘擺的銅音在寂靜里蕩開，驚醒了蜷在我腳邊的狸花貓。它豎起尾巴，喉嚨里滾出低沉的嗚咽，警覺地盯著落地窗的方向。
窗外的探照燈白得刺眼，將我的影子釘在身後的書架上。警方的擴音器混著電流雜音，一遍遍重復著“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我低頭看了看手里的槍——其實只是把玩具店買來的仿真品，塑料外殼的廉價感在強光下暴露無遺。三天前買它時，店員還笑著問是不是給兒子過生日。
“里面的人听著——”擴音器又響了。
我蹲下身撓了撓貓的下巴。它的毛很軟，讓我想起很多年前的某個黃昏，那時候院里還有棵歪脖子棗樹，樹影在青磚地上拉得老長。父親坐在門檻上修他的二八大杠，鏈條油蹭在褲腳也不在意。母親在廚房 面，案板發出悶悶的咚咚聲。我趴在棗樹上夠青澀的果子，夠不著，急得直晃樹枝。
“別晃，棗子沒熟呢。”母親的聲音從廚房飄出來，被油煙燻得軟糯。
我那時不听勸。後來棗子真的沒熟透就落了滿地，青白青白的，咬一口滿嘴澀。父親沒罵我，只是把落棗掃成一堆埋進樹根底下，說“明年就能長好了”。第二年棗樹卻枯了半邊，再往後整棵樹都被砍掉，做了院子里那把吱呀作響的躺椅。
躺椅現在還在陽台上。前些天我把它擦了又擦，藤條縫隙里的陳年灰垢怎麼也擦不干淨，像有些東西滲進骨頭里，時間越久越頑固。
“你逃不掉的。”擴音器換了個人聲，低沉些，大約是負責人。我認得那個聲音，老周。從前住同一條巷子，他總穿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蹲在巷口看人下棋，一看就是一下午。有回我騎車摔進溝里，是他把我撈上來的，褲腿撕了道口子，膝蓋滲出血珠。他背著我在巷子里跑，邊跑邊罵“小兔崽子”，聲音急得發顫。
現在我成了他嘴里“里面的人”。他大概不知道是我。他背過的小孩長大了，在玻璃後面用把塑料槍對著他的警車。
我把貓抱起來。它在我懷里掙扎了一下，隨即認命地窩好，尾巴尖有節奏地輕拍我的手腕。陽台上晾著半干的襯衫，風從半開的窗縫里擠進來，吹得襯衫下擺一下一下地蹭著晾衣桿，金屬的摩擦聲在夜里格外清晰。警察的車燈把襯衫照成一片模糊的白，那是我前天才洗的，領口的汗漬用了好多肥皂都沒搓淨。
“還剩最後十分鐘。”老周的聲音里有種公事公辦的疲憊。我知道他累了。我記得他左手小指少半截，年輕時在廠里被沖床切掉的，他從不避諱給人看那個鈍鈍的斷面，還總笑著說“少一節少干活”。
可我現在讓他沒法下班。他大概正站在警戒線後面，舉著對講機，眉頭擰成個死結。或許還在心里罵娘，罵里面這個神經病到底想要什麼。
我想要什麼呢？
槍是假的，窗是鎖著的，我哪兒也去不了。或者說，我從來也沒想過要去哪里。三天前我買完這把塑料槍，還去街角的面館吃了碗陽春面。老板娘認得我，多抓了把蔥花，說“好久沒見你來了”。面湯上浮著油星，熱氣糊了我的眼鏡。我摘下眼鏡擦的時候，看見玻璃上映著對面桌的父女。小女孩把碗里的青菜一根根挑出來堆在桌上，她父親低聲哄著，用筷子把青菜夾回她碗里。如此反復，直到面都坨了。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母親做的面。她的手 面，切得細細的，下鍋前總要在案板上撒層薄粉，抖開了再入水。她說這樣面條才不粘。我那時嫌她� 攏 衷諳氤砸渤圓壞攪恕 br />
面館出來後我往家走，路過巷口的棋攤。幾個老頭還在，只是面孔全換了。以前是父親跟他們下，我在旁邊看，馬走日象飛田，父親總讓我“別支招，觀棋不語”。現在沒人下棋了，他們只是坐著曬太陽，偶爾下一盤，棋子拍在水泥台上，啪啪地響。
我站在旁邊看了十分鐘。有個老頭抬頭看我，眼珠渾濁，像蒙了層霧。他看了我好久，問︰“你是老趙家小子？”我說是。他又看了我一會兒，說︰“你爸以前常在這兒下棋。”我說是。他就不再說話了，低頭重新擺他的棋。楚河漢界，紅黑分明，可下棋的人已經不在了。
我把貓放在沙發上。它伸了個懶腰，露出肚皮上那塊心形的白斑。這是第三只貓了。第一只是只三花，母親養的，總愛趴在她膝蓋上打呼嚕。母親走後那貓就不吃東西，沒半個月也死了。第二只是黑貓，父親撿的，養了六年，有天出去就沒回來。父親找了一個月，逢人就問，後來也不問了。只是偶爾吃飯時會多擺個碟子，碟子里擱塊魚肉。
現在這只狸花貓是我從橋洞底下抱回來的。那天雨很大，它縮在紙箱里發抖，眼楮還沒完全睜開。我把它揣在懷里帶回家，用針管喂牛奶，一點點養大。它現在很胖了，喜歡睡在我的書桌上，尾巴垂在桌沿一晃一晃。
玻璃窗突然被敲了兩下。“趙一，我們知道是你。”擴音器里換了個女聲，很年輕，大概是個談判專家。她聲音很穩，像在念稿子，“你母親的事我們理解，但這樣解決不了問題——”
我笑了。理解？她多大？二十五？三十？她大概沒經歷過看著母親在病床上一點點瘦成骨架，沒經歷過半夜被父親的咳嗽聲驚醒，跑過去看見他蜷在地上捂著胸口。她理解的“事”，是檔案里的幾行字，是走訪筆錄里的摘要。而我要面對的，是洗衣粉再也洗不掉的汗漬，是面湯上永遠飄著的蔥花，是陽台上那把再也無人坐的躺椅。
槍口還指著玻璃。我的手指有些發麻，塑料的握把被掌心的汗浸得滑膩。其實我可以把槍放下，走出去，讓他們看見這不過是個笑話。但然後呢？然後回到空蕩蕩的屋里，對著貓說話，給不存在的父親擺副碗筷，在母親的忌日煮碗永遠煮不爛的面？
我做不到。
父親走的那天，我在醫院走廊里坐了一整夜。塑料椅冰涼的觸感一直滲到骨頭里，消毒水的味道嗆得人想吐。護士推著車從我面前經過，輪子碾過地磚發出吱呀的響。我數著天花板上的裂縫，一條，兩條，三條，數著數著就忘了數到哪。後來天亮了，有人推開門叫我進去。我進去的時候父親已經沒了氣息，臉上的皺紋全部舒展開，像個終于睡著的孩子。
母親走得更早。她走的時候窗外正在下雪，很大，一片一片地貼在玻璃上，化掉，再貼。我握著她的手，那只手越來越涼，最後涼透了。我捂了很久也沒捂熱。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點發現父親咳嗽不只是感冒，如果我多陪母親做幾次化療，如果我那天沒有跟她吵架說“你根本不懂我”——她最後那段時間總說“媽媽想吃你做的面”，我做了，她說咸了，我說你口重，兩個人吵起來，她氣得把碗推到地上。那是她這輩子第一次摔東西，也是最後一次。三天後她就進了急救室。
後來我把自己關在屋里，一關就是半年。父親的咳嗽聲還在，母親的 面聲還在，棗樹的影子還在。可推開門，什麼都沒有了。只有貓，它跳上我的膝蓋，用濕涼的鼻尖蹭我的下巴，喉嚨里發出呼嚕呼嚕的響。我抱著它，把臉埋在它柔軟的毛里，眼淚把毛粘成一綹一綹的。它沒跑，就那樣讓我抱著，直到我喘過氣來。
“趙一，你想想你爸媽。”女談判專家的聲音透過玻璃傳來，有些失真，“他們希望你這樣嗎？”
他們希望我怎樣呢？他們從來沒說過。他們只說“好好吃飯”“多穿衣服”“別太累”。他們沒說“你要活著”，因為活著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需要說。可當他們都不在了，“活著”這兩個字忽然變得很重，重得我每天要花好大的力氣才能從床上爬起來，才能給貓倒貓糧，才能把自己收拾得像個人樣出門。
“最後五分鐘。”老周的聲音又回來了，帶著點嘶啞。他大概是一直在喊，喉嚨啞了。我想起他背我跑過巷子那回，他也是這樣喘著粗氣罵我，聲音里有害怕。那時候我才十歲，趴在他背上，看見他後腦勺的白發在風里晃。我摟著他的脖子，聞到他身上機油和煙草混著的味道。那味道讓我安心。
我站起來，走到落地窗前。探照燈晃得我睜不開眼，但我能看見警戒線後面影影綽綽的人影。老周站在最前面，手里還舉著對講機。他的腰彎了些，不像從前那麼直了。
我把槍舉起來。窗外一陣騷動，我听見拉槍栓的聲音。然後我把槍口轉向自己，推開窗，把它扔了出去。塑料槍在燈光里翻了個跟頭，啪嗒一聲落在水泥地上，彈了兩下，滾到老周腳邊。
他低頭看了看，撿起來。塑料的，輕飄飄的，他一只手就能攥住。他抬起頭看我，臉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松了口氣，又像被什麼東西梗住了喉嚨。
我站在窗前，風灌進來，吹得襯衫獵獵作響。那件洗不掉汗漬的襯衫。我看見老周嘴唇動了動，像是叫我的名字。我沖他笑了笑。
然後我把窗戶關上了。
貓還在沙發上，仰著肚皮睡著。我走過去把它抱起來，它咕嚕了一聲，換了個姿勢繼續睡。我抱著它走到陽台上，在父親的躺椅上坐下來。藤條發出熟悉的吱呀聲，就像很多年前父親坐上去時一樣。我躺下去，貓趴在我胸口，呼嚕聲和我的心跳疊在一起。
遠處有警笛聲，大概是在收隊。探照燈熄了，屋里暗下來，只有街燈從窗戶投進一方昏黃的光。我摸著貓的耳朵，想起母親常說“日子是過以後的，不是過以前的”。她走的那天，雪停了，陽光照進病房，把她的臉照得很安靜。她最後一句話是對我說的，聲音很輕︰“別怕。”
我沒怕。我只是不知道該怎麼過“以後”。
現在我抱著貓，躺在父親躺過的椅子上，看著天一點點亮起來。巷口的早點攤該出攤了，賣豆漿的老陳會支起他那把大傘，油條在鍋里翻滾，發出滋滋的響。隔壁的小孩該背著書包跑過去了，鞋帶散了也不系，啪嗒啪嗒地踩水窪。
這些都會照常發生。世界不會因為少了誰就停下。但今天我想去攤上吃碗豆漿，多加一勺糖。然後回來給貓添糧，把陽台上的襯衫收進來。中午做碗面，少放鹽。
我站起來，貓從我懷里跳下去，伸了個懶腰。我把躺椅搖正，拍了拍上面的貓毛。晨光正好照在椅背上，藤條的影子一格一格的，像某種古老的刻度。
我忽然想起，那把塑料槍還扔在樓下。老周大概拿走了。或許他會認出上面貼著的卡通貼紙，那是買槍時附贈的，一只黃色的鴨子，咧嘴笑著。我貼在槍柄上，因為那笑容很像父親年輕時照片里的樣子。
門外傳來敲門聲。不重，三下，停了停，又三下。我知道是老周。他大概會進來，罵我幾句，然後嘆口氣，說“你這孩子”。我會給他倒杯水，听他講巷子里的事。誰家的兒子考上了大學，誰家的老人走了。他會說“日子還得過”，我會說“嗯”。
然後他會走。我關上門，屋里又剩我和貓。但沒關系，今天有陽光，陽台上的襯衫在風里輕輕晃，樓下早點攤的香味飄上來。
我吸了口氣，去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