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得很突然。心梗，凌晨三点，等母亲发现时，身体都已经凉了。
我赶回家时，灵堂已经搭好了，黑白照片里的他微微笑着，像平时那样，嘴角抿着，仿佛只是出门买个菜，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坐在角落里，眼睛红肿，手里攥着一块手帕，看见我便招手：“去把你爸书房收拾了吧，你爸东西，你比他懂。”
书房不大，一面墙的书架，一张老式写字台，窗台上摆着一排多肉，竟还活着，叶片肥厚，绿得发亮。我拉开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笔记本、钢笔、老花镜，还有一本硬壳日记，深蓝色封面已经褪成灰扑扑的颜色，边角起了毛边。
我以为是父亲的日记，翻开，扉页上确实是他的字，瘦长，微微向右倾斜：
“1998年7月14日，今天听见了今年第一声蝉鸣。”
下面一行小字：“阿夏，你听，夏天来了。”
我愣了一下。阿夏是我母亲的小名。
继续翻，第二页却是空的。第三页，空白。第四页，还是空白。我一路翻下去，直到最后一页——
“2023年11月7日，立冬，该下雪了。”
中间整整二十五年的空白，像一条断裂的河。
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窗外的天阴沉着，像在酝酿一场雪。我合上日记本，却感觉封底有些异样，翻过来，发现最后一页背面有一行极细的字，铅笔写的，几乎要融进纸页的纹理里：
“其实我骗了所有人——那年夏天，我根本没听见蝉声。”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了一截，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母亲在客厅里喊：“怎么了？”
“没事。”我应了一声，声音有些哑，“碰倒东西了。”
我重新坐下，把日记本放在桌上，手指按着那行字，像按着一个迟迟不肯愈合的伤口。
父亲骗了所有人？骗了什么？他明明在日记里写听见了蝉鸣，为什么又说没听见？那年夏天发生了什么？阿夏——母亲——知道吗？
我点了一支烟，夹在指间，没抽，看着烟灰一点点变长，弯下去，最后落在地板上。
1998年，我五岁。那年夏天，我记忆里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碎片：老家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下的竹椅，蒲扇扇过来的风，还有父亲抱着我，指着树梢说：“听，蝉在叫。”我侧着耳朵听，什么也没听见，但看见父亲笑得温柔，便也跟着笑。
那是我记得的最早的夏天。
父亲那时候在镇上中学教语文，母亲在供销社上班。我们住在一排平房里，门前种着丝瓜，藤蔓爬到屋檐上，开出嫩黄的花。日子过得清淡，但父亲总能把日子过出滋味来。夏天晚上，他把竹床搬到院子里，一家三口躺在上面，他指给我看牛郎织女星，说：“你看，那三颗星连成一条线，是织女的梭子。”
我听不见蝉鸣，但听见他的声音，就觉得整个夏天都是安稳的。
可是那本日记里，他说他骗了所有人。
我掐灭烟，翻开日记本的扉页，又看那行字：“1998年7月14日，今天听见了今年第一声蝉鸣。”笔迹是父亲的，但有些地方不对劲——字迹太工整了，像是特意写给别人看的，不像他平时写教案时那种潦草的连笔。
我翻到最后一页，对比那两行字。“2023年11月7日，立冬，该下雪了。”这一行也是工整的，但“该下雪了”四个字微微有些颤抖，像是手腕使不上力。而背面那行铅笔字，却是潦草的，几乎看不清，像是躲在角落里偷偷写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荒唐的念头：这本日记，前前后后写着的这两行字，是写给母亲看的吗？而那行铅笔字，是写给自己的？
我拿起日记本，走到客厅里。母亲还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块旧手帕，眼睛望着灵堂上的照片。
“妈。”我蹲下来，把日记本递过去，“爸的日记，你看过吗？”
母亲接过去，翻了两页，又合上。“看过。”她声音平静，“你爸走之前那几天，总拿着这个本子看，我以为他在写东西，没打扰他。”
“他说他听见蝉鸣，是哪一年的事？”
母亲想了想：“1998年吧。那年夏天特别热，你爸在院子里坐着，突然说：‘你听，蝉叫了。’我当时在屋里做饭，没在意，就说‘听见了听见了’。”
她顿了顿，又说：“其实那年夏天，我什么也没听见。但他说听见了，我就说我也听见了。”
我愣住了。
“你爸那人，心细，敏感。那年他带毕业班，压力大，有一阵子失眠，白天恍惚，晚上又睡不着。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说，他听见蝉鸣了，整个人好像松了口气似的。”母亲低头看着手帕，“我那时候不懂，就觉得，听见就听见了吧。可现在想想，也许他根本没听见。”
“为什么这么说？”
母亲抬起头，眼睛里有水光：“因为你爸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阿夏，那年夏天我没听见蝉声，但我看见你笑了。我想，就算没有蝉声，夏天也还是来了。’”
我喉咙发紧。
母亲把日记本递还给我：“最后一页背面那行字，是他后来加的。那天他在书房待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好，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想起一些旧事。”
“他没说是什么事？”
“没有。”母亲摇摇头，“他这个人，什么事都往心里藏。但我知道，那行铅笔字，是写给他自己的。他不想骗自己，又不想让我们担心。”
我翻开日记本，又看那行铅笔字。笔迹潦草，却有一种固执的认真，像是用尽了力气，才把这句话刻进纸里。
窗外开始下雪了。细碎的雪粒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母亲起身去看灵堂里的香，我坐在她刚才的位置上，手里攥着那本日记。
我想起父亲最后那段日子。他退休后，每天早上还是六点起床，去公园走一圈，回来时买两个包子，一袋豆浆。他不再写教案，但偶尔会在阳台上站很久，看着远处的树发呆。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听风。”
那时候我觉得他老了，耳朵背了，听不清了。可现在才知道，他一直在听，听一些我听不见的声音。
我把日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手指摩挲着那褪色的封面。扉页上那行字，最后一页那行字，背面那行铅笔字，它们之间隔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父亲教了无数学生，写了无数教案，带大了我，送走了爷爷奶奶，和母亲一起从平房搬到楼房，又从楼房搬到这个有电梯的小区。可在这本日记里，他只写了两行字，像两座孤零零的岛，中间是一片沉默的海。
而那行铅笔字，是海底的暗流。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小时候，父亲教我背唐诗，背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他说：“你看，诗人听见蝉叫，反而觉得林子更安静了。有时候声音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觉的。”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好像懂了。
父亲也许真的没听见1998年夏天的蝉鸣。但他听见了别的东西——母亲在厨房里炒菜的滋滋声，我在院子里跑的笑声，风吹过丝瓜叶的哗哗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那个夏天的蝉鸣。他听见了，但他知道那不是蝉声，所以他骗了所有人。可他又舍不得让自己忘掉，于是写下那行铅笔字，藏在自己心里。
就像他藏了二十五年的沉默，最后变成两行字，一行给母亲看，一行给自己看。
雪下大了。我起身走到窗前，看外面的世界一点点变白。母亲在身后说：“你爸最讨厌下雪天，说路滑，不好走。可每次下雪，他又第一个跑出去，说要看雪。”
“他今天看见雪了吗？”
母亲没回答。我回头看，她正对着遗像上的父亲说话，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日记本。扉页上那行字，最后一页那行字，还有那行铅笔字，它们安静地躺在纸页上，像三个沉默的证人。
我忽然想，也许父亲并没有骗任何人。他只是听见了别人听不见的声音，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夏天。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他走后，才终于学会倾听。
窗外的雪越下越密。我听见母亲说：“该下雪了。”
我轻声应：“嗯，该下雪了。”
这一刻，仿佛父亲也在某个地方听着，听见雪落的声音，听见我们在雪里的对话。他或许会微微笑起来，像照片里那样，嘴角抿着，仿佛一切都刚刚开始。
而那个1998年的夏天，蝉声还在响。只是我们谁也没听见。
只有父亲，在二十五年后的冬天，在最后一页纸的背面，用铅笔写下那个秘密：
其实他骗了所有人。但其实，他谁也没骗。
他只是把夏天藏了起来，藏在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等我们找累了，坐下来歇息的时候，才发现夏天一直都在，在那行铅笔字里，轻轻响着。
像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