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握着收音机调谐旋钮的手在半空中僵住了。
拇指和食指之间那块磨得油亮的波段旋钮被他松开零点几秒又重新握住。
他的后背在同一瞬间离开了椅背，脊柱绷直，像是有什么电流沿着他的脊椎从尾骨一直窜到后脑勺，整个人挺直了。
他坐在那里，手还放在旋钮上，没有松开。
收音机的电子管持续发出微弱的嗡鸣声。
播音员已经在播下一条新闻了，声音平稳流畅，仿佛刚才那条简讯只是一段无关紧要的花絮。
他保持着那个姿势坐了几十秒，然后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在黑暗中站起来，拿起桌上的铅笔，翻开随身那本已经写了大半的笔记本。
他快速铺开一页空白的纸，没有停顿地写下了一行数字的粗估行，然后在数字后面画了一条横线，跟着写下了几个关键概念。
他推导了一种简化的内爆力学时间窗口；
他算出了在这个窗口内反射层和厚度的可行范围。
当那组以千吨为单位的中点值在笔尖下落定时，他知道这个数值与真正的那组数字不会相去太远。
他握着笔，看着纸上那些数字和线条，然后合上笔记本，将它夹在腋下，推开门走进了夜色中。
他直接找到了负责与他联络的军委参谋的住处。
参谋已经睡了，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后披着衣服开门，看到陈靖宇站在门口，手里攥着笔记本，脸色在月光下透出一种不同于普通的紧张。
他把刚才从广播里听到的内容和那组推算数据当面讲了一遍。
参谋的脸色在半分钟内变化了好几次，最后他抓起桌上的电话摇动手柄，接通了总机的夜班接线员，压低嗓音报了一个号码。
凌晨时分，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亮起了灯。
桌子的桌面刷着淡黄色的油漆，桌面中央摆着一只粗陶茶壶，壶里的水已经续过两道了。
几张条凳围着桌子排开，几位被深夜从窑洞里请来的领导人在条凳上落座。
陈靖宇坐在桌子的横头，面前摊着他刚才在上面写满推算的那几页纸。
他握着那支铅笔，把那些复杂的核物理概念用通俗的语言拆解开来，什么是链式反应、临界质量意味着什么、冲击波和光辐射的毁伤半径与炸药当量之间的关系。
他用铅笔在桌上那张翻过来的地图背面画了一个简图：一个圆点代表爆心，然后以这个圆点为圆心画了三个逐渐扩大的同心圆，标注了不同的毁伤等级。
他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桌边坐着的几位目光集中在他笔下的领导人，说完了最后一句话：“美国既然已经试爆成功，他们极有可能在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使用这种武器。这会把轴心国最后的力量从物理上抹平，也将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和战后的世界格局。”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粗陶茶壶的壶嘴在最后一缕蒸汽散尽后彻底冷却下来，桌面上那幅铅笔画出的同心圆线条在油灯的光线下清晰而刺目。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移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着，没有相互交流目光，没有交头接耳。
周副主席缓缓抬起视线，从那张画着同心圆的简图上移开，环视了一圈坐在桌边的其他人，然后把目光重新落回到陈靖宇脸上。
他开口时声音不高，也没有加重语气，只是平稳地说完了下面的话：“这件事列为绝密专项，代号‘火种’。起草一份记录，把今晚讨论的内容和结论一并写进去，正式存档。”
陈靖宇坐在条凳上，握着那支已经削短了一大截的铅笔，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那两个在油灯的窄光中犹如一簇火苗般的字。
随后的几天里，陈靖宇几乎被留在了作战部的一间保密室里。
窑洞不大，一张长桌占去了大半空间，桌上堆着成摞的纸张、几支削好的铅笔和一盏添过多次煤油的灯。
窗户用厚实的黑布蒙着，白天黑夜几乎分辨不出，只有门帘掀动时透进来的光线才能让人知道外面是什么时辰。
他被安排与几位同样被急召来的学者和技术干部一起工作。
那些人中有从北平辗转来到延安的物理教授，有为边区工业设计过小型发电设备的机械工程师，还有几位陈靖宇此前未曾谋面、但一开口就让他意识到底子极深的技术干部，有人在德国读过化工，有人在日本的研究所干过几年实验员。
他们被告知正在参与一项绝密级的战略研判，但没有人被告知全部信息。
陈靖宇是唯一握有完整图景的人。
他坐在长桌靠里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用白线装订的厚稿纸，铅笔握在手里，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写一页，翻过去，再写下一页。
他凭着记忆写下了能够稳妥地提取铀氧化物的酸浸法流程，写下了以多孔隔膜为核心的气体扩散级联概念图和该方案对泵组密封性与膜材料孔隙均匀度的苛刻要求，写下了重水生产的几类工艺路线及电解槽和蒸馏塔等主要设备的规模估算，还写下了回旋加速器的大致结构，磁铁间隙、d形盒的曲率半径、高频振荡电源的频率范围与加速粒子的能量对应关系。
他没有试图在当下就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技术路径图，他知道以根据地目前的工业基础，哪怕里面最轻的一台真空泵在当下也无法制造。
但他仍然写了，写得尽可能详细，把每一个关键节点的工程瓶颈和材料需求都留了备注。
几次围坐在煤油灯下交换意见时，有人翻开他那叠稿纸，逐页默念了几行标注，放下纸页后视线落在桌面那个油灯光圈的边缘停了一阵，然后重新看向陈靖宇：“这些东西，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二十年之内怕是都用不上。”
陈靖宇听完后没有立刻回答。
他放下铅笔，把那叠稿纸翻回第一页，用手指在纸角上捻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语气没有什么起伏，但那种笃定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有穿透力：“我们现在不做，十年后也要做。十年不做，二十年后被人卡脖子的时候还是要做。到那时再从头开始，就晚了。哪怕今天只能记下来、存起来，把这些东西留在纸上，也比什么都不做强。”
窑洞里安静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