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府诗会上发生的事，像是长了翅膀一样，三天之内便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最先传开的是那首《登高》。
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添油加醋地讲着农国公如何当场吟诗、如何技惊四座，讲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时，满堂茶客拍案叫绝。
酒楼上，文人士子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争相抄录这首诗，有人摇头晃脑地吟诵，有人拍着桌子叫好，还有人感叹“此诗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就连街边卖糖葫芦的小贩，也能磕磕巴巴地念上两句“风急天高猿啸哀”，虽然多半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听着就觉得厉害。
紧接着传开的，是那三十万两银子的赌局。
这个消息比《登高》传播得更快、更广，因为它更接地气，更适合茶余饭后嚼舌根。
三十万两白银，那是多少人几辈子都挣不来的数目，就这么轻飘飘地从一个赌局上过手了。
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卢弘义如何挑衅、吴兼如何退缩、蔡大勇如何硬撑，最后三人又如何灰溜溜地认输离场。
说到精彩处，听众们哄堂大笑，仿佛亲眼看见了那场好戏。
李云天的名气，经此一役，又上了一个维度。
去年元宵，他靠《青玉案·元夕》和《悯农》在文人士子圈中崭露头角，可那时候，很多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一个种田的泥腿子，能写出这样的诗？
多半是运气，是偶然，是花钱请人代笔。
可今年，他用一首被孔方誉为“前无古人”的《登高》，把所有这些质疑和猜测砸了个粉碎。
一次是运气，两次呢？一次是偶然，两次呢？
一首诗可以代笔，两首诗呢？三首呢？
那些曾经在背后嚼舌根的人，如今都闭上了嘴，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有人说他是当世诗仙，有人说他是文曲星下凡，还有人说他种地是副业，写诗才是正行。
说什么的都有，可有一点是共同的——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敢小看这个种田的农国公了。
最高兴的，莫过于韦家。
韦宽这几日走到哪里都被人恭喜，同僚们见了面便拱手道贺，说“韦大人好福气，得了这么个好女婿”。
韦宽嘴上谦虚着“哪里哪里”，心里头却美得冒泡，回到府中便忍不住跟崔氏念叨：“德芷这丫头，眼光比她爹还好。”
崔氏笑着白了他一眼，道：“那是自然，德芷随我。”韦宽哈哈大笑，也不反驳。
韦宽心里头有一本账，翻来覆去地算，越算越觉得这个女婿挑得好。
爵位有了，农国公，二十岁的国公爷，满朝上下独一份。
功劳有了，杂交水稻试种成功，亩产十四石，天子眼前的红人，谁见了不得给三分面子？
银子有了，肥皂生意日进斗金，炒茶还没开始就已经跟崔家、韦家签了契约，铺好了路，再加上那三十万两银子的进项——虽然是从卢家赢来的，可那也是银子，白花花的银子。
更难得的是，这个女婿不光能种地、能赚钱、能当官，还会写诗，写得还是传世之作，连孔祭酒都说“前无古人”。
韦宽有时候想想，都觉得不真实。他家德芷，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好夫婿呢？
崔氏的心思比韦宽更细腻些。她想的不是银子和爵位，而是李云天这个人。
这孩子，从第一次来韦府她就看中了——踏实，稳重，不骄不躁，对德芷也是真心实意的好。
如今有了地位，有了名声，有了银子，却还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没有半点飘。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都难找。
韦德芷这几日更是被姐妹们围得水泄不通。
那些平日里不怎么走动的闺秀，忽然都变得热络起来，三天两头递帖子来约她出门，话里话外都是想打听李云天的事。
韦德芷心里头得意，面上却不敢表露，只是淡淡地应付着，说“他呀，就是个种地的，没什么好说的”。
可转过身去，嘴角却翘得老高。
范雪梅这几日没有出门。她把自己关在闺房里，对着那张抄录了《登高》的诗稿发呆。
她知道自己该死心了，可心这种东西，不是说死就能死的。
她想起李云天在暖阁中吟诗时的样子——那样从容，那样淡定，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脚下。
她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怕是再也遇不到这样的人了。
有人欢喜，就有人痛苦。
卢家这三日，像是过了三年。
卢兴隆从孙子口中得知范府诗会上发生的事时，正在书房里喝茶。
他听完之后，手中的茶杯“啪”地摔在了地上，碎瓷片溅了一地。
他的脸色先是发白，然后发青，最后变成了一种近乎黑色的铁青，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逆子！畜生！”
他的声音在书房里回荡，震得窗户纸都嗡嗡作响。
他是真的怒了，不是做做样子。
去年因为李云天，他赔了一座农庄、三间铺子，还被天子禁足三个月，颜面尽失。
对赌又输掉了五千亩上等良田和一座上万亩的山林。
今年，他的好孙子又去招惹那个人，结果赔了十二万两银子，还当着满京城才子才女的面被人羞辱。
卢家的脸，被丢得一干二净。
卢兴隆心中无比郁闷，这李云天怎的就逮着卢家坑呢！自从与这李云天对上，就没发生过一件好事。
卢弘义跪在书房的地上，低着头，不敢说话。
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衣衫紧贴在身上，冰凉一片。
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可他没想到祖父会气成这样。
在他的记忆里，祖父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
“家法！”卢兴隆吼道，“拿家法来！”
老管家哆哆嗦嗦地取来了家法——一根拇指粗的藤条，乌黑发亮，不知道打过多少代人。
卢兴隆接过藤条，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地抽了下去。
卢弘义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受着，后背很快便渗出了血，将衣衫染红了一片。
打了二十鞭，卢兴隆才住手。他喘着粗气，将藤条扔在地上，声音沙哑地说了句“禁足半年，不许出府”，便转身走了。
卢弘义趴在地上，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是因为疼，是因为屈辱。
蔡大勇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蔡国公蔡圭是个暴脾气，听说孙子输了十二万两银子，当场就把茶杯摔了，指着蔡大勇的鼻子骂了半个时辰，从“败家子”骂到“不孝子孙”，骂得蔡大勇抬不起头来。
骂完之后，又罚他去祠堂跪了一天一夜，连饭都不给吃。
蔡大勇跪在祠堂里，膝盖跪得发紫，肚子饿得咕咕叫，心里头把卢弘义骂了一百八十遍——要不是他撺掇，自己怎么会摊上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