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三月初。山东，登州府。
亓官玉带着戚兴、戚勇、戚安三个人回到登州的时候，路边的柳条刚抽芽。从蓬莱到登州府城，三十里路，走了一个多时辰。三个人跟在他后面，各自背着一个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和亓官玉给置办的几两碎银子。戚兴走在最前面，腰板挺得笔直；戚勇跟在后头，步子沉得像踩钉子；戚安走在最后面，眼睛四处看，什么都新鲜。
亓官玉在登州府城南街租了一间三进的宅子。不算大，但够住。前院可以待客，中院住人，后院堆货。房东是个做布匹生意的商人，去年亏了本，急着出手，亓官玉出了比市价高一成的价，当天就签了契。
戚兴把各间屋子看了一遍，回来跟亓官玉说：“东家，后院那间库房太大了，咱们现在没什么货，空着也是空着。”
亓官玉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槐树刚发芽，枝头挂着一串串嫩绿的槐花，香气淡淡的。
他把视线从树梢上收回来，落在戚兴脸上，笑着说：“不会空很久。”
亓官玉在登州府城住了几天。他每天早早出门，在街上转，在茶楼里坐，跟人聊天。
登州是海港。从辽东来的药材、皮货，从江南来的丝绸，从朝鲜来的药材，都在这里集散。码头上每天有几十条船靠岸，几百号人装卸货物，吵吵嚷嚷从早到晚。商人们在茶楼里谈生意，开口闭口几千两银子，像在说菜价。
亓官玉坐在茶楼角落里，听邻桌的两个人聊天。
一个说：“这批货从济南运到登州，路上被劫了两次。第一次遇见响马，丢了五十两银子；第二次遇见打行的，交了三十两保护费。”
另一个说：“你怎么不雇标行？”
“标行？登州哪有标行？济南有，青州有，莱州也有，就登州没有。”
亓官玉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有些苦。
他回到宅子里，把戚兴叫过来。
“戚兴，你听过打行、标行吗？”
戚兴想了想道：“在蓬莱听人说过。打行是给人看家护院的，标行是给人押运货物的。济南府有几家标行，生意好得很。辽东的人参、江南的丝绸、山东的粮食，都靠标行押运。”
亓官玉走到后院，推开那间空库房的门。阳光从门口涌进去，照亮了空荡荡的地面。
“戚兴，咱们开一家标行。”亓官玉笑一笑说道。
戚兴愣了一下道：“开标行？”
“南北标行。标行的标，押运南北货物。也送人、送信、汇银子。”
亓官玉转过身看着他，微微一笑道：“这样招人就有名目了。买马、置车、运货，谁也挑不出毛病。”
戚兴站在门口，看着那间空荡荡的库房。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上，像一棵刚刚站直的树。
“东家，标行叫什么名？”
“南北标行。”
开店需要衙门批文。明朝的商号监管说严不严，说松不松。开个杂货铺没人管你，开绸缎庄也没人管你，但标行不一样——押运货物、护送人员，跟刀枪、跟银子打交道，衙门不能不问。
亓官玉带着戚兴去了登州府衙。他没穿绸袍，穿了一身半旧的青布直裰，像个本分的商人。戚兴跟在后面，手里捧着一份帖子和一份契约，都是他写的，字迹工整，格式规范，一看就是个读过书的人。
登州知府姓王，叫王用贤，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在登州干了三年，不上不下。他看了亓官玉的帖子，又看了那份契约，放下折子问了一句:“你是登州人？”
“登州卫军户。去年从广东回来。”
王用贤又看了他一眼。从广东回来的登州卫军户，这个人的来头在帖子里写得含糊。
“南北标行。这名字大。”
“名字大，做买卖心不大。本本分分押货，老老实实交税。不惹事，不招摇，不给府衙添麻烦。”
王用贤想了想。登州府缺标行，商人们抱怨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人来开，是好事。他提起笔在批文上画了押，盖了印。把批文递过来的时候说了一句:“按时交税，别惹事。登州府衙不找商人的麻烦，但商人也不能给衙门找麻烦。”
亓官玉接过批文，收进怀里，点点头，陪着笑脸说：“王大人放心。南北标行，本分经营。”
批文下来第二天，亓官玉在南街买了一处更大的宅院。前院做铺面，挂匾额；中院做账房和仓库；后院住人。铺面的门板是新漆的，黑底金字——“南北标行”四个字，这是是戚兴写的。
开业那天没有鞭炮，没有宴席，只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南北标行开张大吉。承接入物护送、财物押运、镖师护卫。安全快捷，价格公道。”
当天下午，就有人上门了。
一个莱阳的商人，姓孙，做丝绸生意的。他从苏州进了一批货，走海路运到登州，要从登州运到济南去。这批货值两千多两银子，他不敢自己押，听说了南北标行，找上门来。
“从登州到济南，五百里路。你们押不押？”
亓官玉看着孙姓商人，没有立刻回答，想了想说：“押。多少货，多少银子？”
“二十匹绸缎。镖银？”
那几年运一趟货的大行市，亓官玉打听过，从登州到济南五百里，普通货物收一成，贵重货物收两成。他报了一个数:“二十两。”
孙姓商人皱了皱眉，开口道：“济南的标行只收十五两。”
“济南的标行在济南，登州的标行只有我这一家。你在登州找别人，找得到，我便宜。找不到，就是这个价。”
孙姓商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二十两银子放在桌上。
“什么时候能走？”
“明天。”
第二天一早，亓官玉带着戚兴、戚勇和两个新招的伙计上路了。戚兴赶车，戚勇坐在车尾押货，两个伙计各骑一匹马在前面探路。亓官玉骑着一匹黑马走在车旁边，腰里别着刀。从登州到济南，官道五百里，走了五天。
路上遇见两拨小股响马，十来个人的样子，远远地看着车队，没有动手。亓官玉和戚兴腰里那两把刀不是摆设。
第五天傍晚进了济南城，孙姓商人接货验货，没有问题，在收货单上画了押。亓官玉把收货单收好，带着人在济南住了两天，又接了一单回头货——从济南运一批药材到登州。
回到登州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下旬了。第一趟买卖虽然只赚了十几两银子，但“南北标行”四个字在商人们中间传开了。
亓官玉开始招人。
南街宅子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南北标行招镖师、车夫、马夫。要求: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有胆力，能骑马，会刀法。月银二两起，包食宿。”
告示贴出去，第一天来了十几个人。亓官玉一个一个地看。有的在卫所待过，有的给富户看过院子，有的跟人学过几年拳脚，底子不算差。
他还见了两个人。
第一个人四十出头，方脸膛，浓眉毛，走路带风，一看就知道是当兵的出身。他叫陈仲，登州卫的老兵，在蓟镇守过边，跟着戚继光修过敌台。戚继光罢职后他回了登州，在码头上扛了两年包。听说南北标行招人，他来了。
亓官玉看着他，问道：“你认得戚大帅？”
陈仲的眼眶红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
“认得。蓟镇十六年，我给他赶过车。”
亓官玉伸出手，直接说：“月银五两。”
陈仲握住了他的手，握得很紧。
第二个人三十多岁，瘦高个子，姓杨名齐，是登州地面上出了名的快马。他跑过商，押过货，还在标行里干过几年。
亓官玉试了试他的骑术，他在马上能射箭，能弯下身子捡起地上的铜钱，还能在疾驰中翻身换马。
亓官玉二话不说，当场拍板:“月银五两。”
杨齐没有还价，在契约上按了手印。
到三月底，南北标行已经有了二十多个人。有从卫所退伍的老兵，有在码头上扛活的苦力，有跑过买卖的商人。
亓官玉按戚家军的法子训练他们——每天卯时起床，跑步、练刀、骑马、射箭。戚兴当教头，陈仲当副手，杨齐管马匹和辎重。
南街宅子后院每天清早都有刀枪碰撞的声音和马蹄踏地的闷响。邻居们起初抱怨太吵，后来习惯了，谁也没有报官。
登州卫有人找来了。
第一个人叫刘勇，三十多岁，黑塔似的一条汉子。他哥哥刘刚也在蓟镇当过兵，跟着戚继光打过鞑子。回来之后死了，死在老家——病死的，不是什么壮烈的死法。刘勇找到亓官玉的时候没有什么客套。
“我哥说，戚家军的兵，走到哪里都是戚家军的兵。”
亓官玉没有说话，把刀递给刘勇。刘勇在院子里耍了一趟，刀光霍霍，虎虎生风。他收了刀，看着亓官玉。
“行不行？”
亓官玉点头道：“月银五两。”
消息在登州卫的旧人中间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那些散落在山东各地的戚家军旧部，听说登州有人开了标行，打着戚家军的底子招人，陆陆续续地来了。有人从莱州来，有人从青州来，有人从济南来，最远的一个从兖州来，走了半个月。
许多人都认识亓官玉，亓官玉也模模糊糊记得，这是昔日的同僚。
这一下，大家感情上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亓官玉一个个地收，来者不拒。到四月中旬，南北标行已经有了六十多个人。六十多个人，五十多个是老兵，剩下的都是老兵带出来的徒弟。
亓官玉把后院扩了一倍，新盖了几排木屋当营房，新买了二十匹马，新置了三辆大车。每天早起六十多个人在院子里操练，刀光亮成一片，脚步声震得地面发颤。
邻居们在门口探头探脑看了一阵子，然后缩回去，把门关严了。登州府衙的人也来过，看到是在练镖师，没说什么就走了。
一天夜里，亓官玉在账房里看账。戚兴从外面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姜汤放在桌上。他没有走，站在那里像是有话要说。
“东家，我在想一件事。”戚兴犹豫了一下说。
“说。”
“大帅让我们跟着你，挣一个前程。现在标行开起来了，人也招了不少。但咱们总不能一直在登州押货吧？”
亓官玉抬起头看着他。油灯的火苗把戚兴那张年轻的、棱角分明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等。”
戚兴愣了一下，不解地问道：“等什么？”
亓官玉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有脚步声，是值夜的镖师在巡逻；远处有马蹄声，是杨齐带着人在城外夜练。
“等岭南的消息。”
戚兴没有听懂，但他没有追问。他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亓官玉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月亮从树梢后面慢慢移出来，把树枝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张细密的网。
他在想岭南的事。金利的大炮还在铸吗？洛溪浦的白糖还在卖吗？清澜卫所那两艘福船还在练吗？胡晨和李西有没有把新兵带出来？周世杰有没有顶住陈家的压力？赵大河有没有把那批银子用对地方？
陈翀不知道北方的亓官玉在做什么。张诚也不知道南北标行这四个字和亓官记有什么关系。所有人都以为亓官玉回山东是发配还乡，是灰溜溜地回老家种地。没有人知道他在登州招兵买马，没有人知道那些散落在山东各地的戚家军旧部正从四面八方聚过来。
亓官玉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他把海风吹乱的头发拢了拢，转身走回了账房。
桌上那碗姜汤还冒着热气。他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