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局拖到第二个月底时，亓官记在清化和达贡的仓库里已经堆满了货。白糖、色布、赛璐珞制品、玻璃器皿——那些原本应该在几个月前就装上欧洲商船运往海外的货箱，现在全部压在库房里，上面积了一层薄灰。
清化港的码头上，几条货船停在泊位上好几天没动，船帆卷在桅杆上，缆绳松垮地垂着。
船工们蹲在栈桥边打牌，偶尔抬头看一眼海面，又低下头继续出牌。
港口外的泊位上，几艘欧洲商船还停在那里，船头悬挂的旗帜在风中懒洋洋地晃动。它们没有离开，也没有靠岸卸货，像一群蹲在树枝上的秃鹫，在等猎物先撑不住。
工厂的压力比港口更大。清化的制糖工坊原本每天要消耗上千斤甘蔗，榨糖车间的灶火从早到晚不熄。但现在甘蔗的到货量减少了一半，灶火也变成了隔天才开一次。
工人们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攥着那份薄得可怜的任务单，面面相觑。一个老师傅蹲在榨糖机旁边，用油布把机器重新包好，又解开，又包好，反复了几次，最后站起来走到车间门口，看着空荡荡的院子里那些闲置的独轮车和麻袋，没有说话。
令浅在账房里算了一笔账。他把数字填在一张表格上，最后看了很久才合上账册。
工厂停工的话，工匠的工资可以暂时减半发放，但那些从登州、广州、福建招来的老工匠，很多人已经在清化安了家，结了婚，孩子也生了。减薪的消息如果传出去，人心就会散。
亓官记的军队有五万人，每月的饷银是一笔固定开支。水师的船只要维护、要修补、要换帆、要补充火药和弹药，这些费用都在持续消耗储备银。
令浅在表格的最后一行写了一个数字——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储备银还能支撑四到五个月。如果在五个月内找不到新的收入来源，亓官记将不得不裁减兵员和工匠，缩减生产规模，关闭部分工坊。
其它地方的情况也不乐观。广州、澳门和达贡的货栈都已经满仓，但货卖不出去。原本一个月能走三批货的航线，现在一个月连一批都走不完。欧洲商人还在观望，他们的船停在港口外，既不靠岸，也不离开，就是在等一个更好的价格。
亓官记的经纪们试着联系了几家以前合作过的商人，对方的回复都差不多——等亓官记先降价，我们再谈。
各地当天的简报，整理汇总，最后送到亓官玉的桌上。
亓官玉看完简报，从桌角拿起那份已经被翻过几遍的旧报告，又看了一遍。报告上记录着古里港和天竺西海岸的商路情况，其中有一段提到，天竺西海岸的港口在季风季节也能正常通航，沿途有多个天然避风港，可以停靠中型商船。
他合上报告，把令浅和周世杰都叫到账房来。他在桌面上摊开海图，拿一枝笔，从清化出发，沿着海岸线向西移动，绕过马来半岛，穿过孟加拉湾，一直延伸到天竺西海岸的古里港。
他在古里港的位置上点了一下，说道：“欧洲人堵住了我们东边的出口，但西边的商路还没完全封死。古里港的仓库是现成的，那边的葡萄牙人和天竺本地商人还在，只要我们把货运过去，他们就能接手。价格可能比欧洲商人开的价更低一些，但至少能把货卖掉，让工厂转起来。”
令浅问道：“掌柜的，要不要先试探一下古里那边的行情？”
亓官玉说：“让海述祖从澳门出发去一趟古里，带上样品和货单，看看天竺本地商人和波斯商人能不能吃下这批货。”
周世杰说：“航程比去马尼拉远，来回至少两个月。船队要经过孟加拉湾，那边最近有私掠船活动，需要护航。”
亓官玉说：“让郑芝龙抽两条炮船跟着，走一趟试试。”
除了开辟西边商路，亓官玉还把注意力转向了安南本地的市场。此前安南的稻谷除了供应当地之外，大部分都是通过大明商人转口卖到广东和福建。
大明海禁之后，这条销路断了，安南各地的米价应声下跌，一些囤积稻谷的本地商人也开始亏损。
亓官玉在安南南部几个府试办“平粜局”，由亓官记出面收购本地稻谷，价格略高于市场价，防止米价继续下跌。收购来的稻谷一部分供应亓官记在安南和缅甸的驻军和工坊，另一部分加工成干粮和米粉，储存起来作为军粮储备。
而且平粜局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当出现大饥荒时，可以平价向市场供应粮食，稳定粮价。
这样既消化了本地的余粮，也减少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戚安在安南南部跑了几趟，和当地的几个米商谈好了长期收购的协议，第一批平粜粮已经入库。
在清化，令浅按照亓官玉的指示调整了各工坊的生产节奏。制糖工坊不再全负荷运转，把一部分甘蔗转给本地的小作坊加工粗糖，再由亓官记收购回来精炼。
纺织车间也减少了班次，把部分织机暂停，工人轮流上岗。玻璃工坊则转产了一批本地日常用的瓶瓶罐罐，供应安南和缅甸本地的市场，不再只盯着出口欧洲的高档货。
这样一来，工匠虽然收入减少了一些，但至少没有失业。那些原本销往海外的产品，一部分转为内销，一部分转为库存。
令浅在记录本上写道：“产能压缩三成，工人减少两成工作时间，库存增加四成。预计可维持四个月。”
海述祖从清化出发的那天，亓官玉没有去码头送他。他站在别墅二楼的窗前，看着海述祖的船驶出清化港，沿着海岸线向南航行，船影逐渐缩成一个小点。他的目光从船影移向更远处的海面，那里停着几艘欧洲商船，船帆收拢，桅杆光秃秃地立在黄昏的天幕下。
他知道欧洲人还在等，等亓官记先低头，等他撑不住宣布降价。他也知道自己的储备银在一天天减少，工厂的机器在慢慢减速，工匠的脸上开始有了愁容。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在谈判桌上让步，就等于承认亓官记可以被压价，以后每一笔生意都会被欧洲人牵着走。他要把这条路撑到最后一刻，哪怕代价是暂时的停产和收缩。
那天傍晚，他没有回账房，沿着红河走了一段路。河水在暮色中缓缓流淌，两岸的田野里传来晚归的水牛叫声。
他走到一处河湾时停下来，望着对岸新建的几排安置房。那些房子是给新移民准备的，屋顶的茅草还没有完全干透，在风中微微起伏。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沿着原路走回别墅。莫氏梅正坐在灯下给孩子喂奶，看到他进来，抬头问了一句：“外面冷吗？”
“不冷。”
他坐下来，把她递过来的茶碗接在手里，喝了一口，然后把碗放在桌上，没有再说话。
莫氏梅知道他心里有事，不再出声，默默地陪着。
窗外的风从河面上吹来，把窗纸鼓动得微微作响。那些仍在港口外等待的欧洲商船，此刻也和他一样，在黑暗中保持着各自的位置，等待天亮之后的新一轮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