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九，皇帝来了。
没有仪仗，没有开道，没有清街。三辆寻常的青篷马车，从通济门出去，走了不到二里地，在坡下停了。
下来七八个人，都穿着寻常的青布衣裳。
其中一个身材高大，方脸，下巴往前翘，走在前头。他站在坡上，往上看了一眼，就那么站着，看了很久。
坡上是棚子。
一长排芦席搭的棚子，从坡底一直搭到坡腰，顶上苫着草。棚子外头，排队的人排出去半里地，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吵，没有人插队——排队的人都侧着身，给担架让道。
棚子里，一排一排躺着人。
随行的人要上前拦，被那高个子的摆手止住了。
别报。他说，咱自己看看。
他往坡上走。
走到第一个棚子口，他站住了。
棚子里，一个穿青布衫的年轻人，正蹲在一个人身边，撸起那人的袖子，拿棉球擦了擦，扎下去。扎完，直起身，走到下一个。
动作快，稳，一句废话没有。
那高个子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又往里走。
里头药味重。他走到一个担架边上，低头看了一眼上头躺着的人——一个老汉，头面肿得看不出人形，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像风箱漏气。
这还有救吗？他问旁边一个正在换毛巾的伙计。
那伙计头也不抬：回老爷的话，能不能救，得看他自己熬不熬得住。我们东家说了，这药只管杀它该杀的东西，剩下的，靠自个儿。
你们东家是谁？
顾寒。
他人呢？
在里头配药。伙计往棚子最里头一指，三天没出来了。
那高个子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最里头的棚子，帘子垂着，隐隐能看见灯光。
他没过去。
他转身，往外走。
走到棚口的时候，一个老妇拉住了他的袖子。
那老妇六十来岁，头发全白了，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抬头看着他。她没认出他是谁——这时候天色已晚，棚子里光线又暗。
这位老爷，她说，您也扎一针吧。
高个子愣住了。
不贵，老妇说，一文钱。
高个子低头看着她，看了很久。
一文钱？
嗯。我说我穷，他们就收我一文。老妇抹了把眼睛，我那小孙子，昨儿烧得抽过去了，扎了一针，今儿早上认人了。
这药谁定的价？
我们东家。
他为什么要定一文钱？
老妇愣了一下，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她想了半天，才说：东家说，穷人的一文钱，是给自己买命；富人的三十两，是给穷人垫的。
高个子站在那儿，一动没动。
半晌，他伸手，把老妇扶起来。
起来说话。
老爷…
这药，你花了多少钱？
一文。
就一文？
就一文。老妇说，东家说了，问都不问。我说我穷，他就信了。
高个子又沉默了一会儿。
这药，你信得过？
老妇说得斩钉截铁，我信它，是因为它救了我孙子。
那高个子松开手，往外走。
走出棚子，天已经黑透了。随行的人提着灯笼过来，要上前打伞，被他挥开。
他站在坡上，回头看了一眼那一长排还亮着灯的棚子，看了很久。
他终于开口，把这城里的棺材铺，都点了数报上来。
点棺材铺？随行的一愣，陛下——
三日之内卖了多少口，去年这个时节卖了多少口，一家一家，都给咱数清楚了。
遵旨。
高个子又看了一眼那棚子。
还有，那个蹲在地上数人的小子——
陛下说的是哪个？
棚子外头，拿炭在地上画道道的那个。他说，问问他，数的什么。
随行的去了，一会儿回来，脸色有点怪。
回陛下，那小子说——东家交代的，救过的人，得有名有姓。
救过的人，得有名有姓。
高个子重复了一遍这八个字。
他站在坡上，又回头看了一眼棚子里那些排得整整齐齐的担架。这一眼看得很仔细——他看的是那些担架怎么摆的：头朝里，脚朝外，一排一排，中间留着走人的道。这不是乱摆的，这是有人排过的。
这棚子谁搭的？
回陛下，是顾先生带着人搭的。随行的打听过，顾先生说，棚子要搭在下风口，离窝棚一百步。
他懂这个？
说是懂。
高个子了一声，没再问。
他站在坡上，风把他的衣裳吹得往后飘。
走吧。
不…不见见顾寒？
不见。高个子说，他三天没出来了，咱去凑什么热闹。
马车上坡的时候，他掀开帘子，又看了一眼。
棚子里的灯，一盏一盏，亮着。
三日后，数报上来了。
御书房里，那高个子——洪武皇帝朱元璋——捏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纸上的数，很简单：
应天城内外，棺材铺共四十七家。六月初一至初三，三日之内，共售出棺木七十九口。六月二十六至二十八（疫起第十日至第十二日），三日之内，共售出棺木一十七口。
去年同期的三日数：八十二口。
朱元璋把纸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
十七口。他说。
殿里没人敢接话。
疫起了十二天，城里城外加起来，染病的报了两千一百三十七人。朱元璋慢慢地说，死了十七个。
他抬起头。
十七个。
殿里还是没人敢说话。
朱元璋忽然笑了，笑得有点瘆人。
前年，淮北闹瘟，死了三万七。去年，浙东闹瘟，死了两万四。今年，应天城里闹瘟——
他把那张纸，轻轻按在桌上。
死了十七个。
这个顾寒，他说，咱越来越看不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