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殷死的时候，据说没说什么话。也许他想起了当年在澶州接到郭威消息的那个晚上，也许他想起了拥立郭威登基时满城的欢呼声。也许他什么也没想——五代的人，见惯了生死，轮到自己，也没什么好说的。
《资治通鉴》的记载冷得像刀锋：“出城，杀之。”
四、邺都的“安抚”
王殷死了，但事情没完。
郭威派镇宁节度使郑仁诲去邺都“安抚”。安抚谁？安抚王殷的旧部，安抚河北的军心。
郑仁诲领命出发。一路上他大概盘算了不少事。
到了邺都，王殷的次子王承训出来迎接。按《旧五代史》的版本，王承训“不出候谒”——没有按规矩行礼拜见。郑仁诲二话不说，杀了他。
按《资治通鉴》的版本，就更有意思了：“仁诲利殷家财，擅杀殷子。”
一个“利”字，把郑仁诲的心思写得透透的。他不是因为王承训失礼——他是看上了王家的财产。杀了王承训，把王殷的家属全部迁往登州，家产自然归他处置。
《旧五代史》里还有个细节：郑仁诲杀王承训，是“不奉诏”的。郭威给他的命令是“安抚”，没让他杀人。郑仁诲自己加戏，加出了人命。
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郑仁诲的评价是“谦谨好礼，不自矜伐，为士大夫所称”。一个谦谦君子，到了邺都就变成了杀人家儿子、夺人家产的恶人。权力这东西，真能把人变成鬼。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把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他写“仁诲利殷家财，擅杀殷子”，不是随口一说——他要让后人知道，郭威杀王殷，是帝王心术；郑仁诲杀王承训，是人性之恶。两件事，性质完全不同。
后来，郑仁诲“绝嗣”——没有后代。写史的人信因果，读史的人不妨也借鉴一下。
司马光说
臣光曰：王殷之死，论者多归咎于“功高震主”。然臣观其事，殷之取祸，不在功高，而在“不自安”三字。
何谓不自安？殷以河北之兵自恃，出入甲士数百，擅调镇戍，聚敛民财，此皆“不自安”之状。他未必真有反心，但他做足了准备反的姿态。在五代那个“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年代，一个将领做足准备反的姿态，本身就是最大的罪。
郭威杀王殷，确有私心——为柴荣铺路，为后周固本。但郭威的高明在于，他不只是杀一个人，他杀的是“天雄军节度使”这个位置背后的势。罢邺都，但为天雄军；加柴荣判内外兵马事；诛“二王”以削功臣之权。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王殷只是第一步。
至于郑仁诲杀王承训，臣以为此事尤当警醒后世。郭威命其“安抚”，他却“擅杀”，且“利其家财”。上有所命，下有所违；上欲安之，下欲取之。帝王心术再精，也管不住执行者心里的贪念。郑仁诲绝嗣，史家记之，非为报应之说，实为警告：借公事以行私欲者，终有不测。
作者说
聊王殷，绕不开一个话题：郭威为什么非杀他不可？
标准答案是“功高震主”。这个答案对，但不够深。
我想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郭威杀王殷，本质上是一个“安全感”问题——不是郭威的安全感，是王殷的安全感。
王殷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从小丧父，由母亲带大；在五代那个今天不知道明天谁当皇帝的世道里，他从一个小卒一路杀上来，靠的是比别人更狠、更警觉。他的“恃功专横”也好，“聚敛民财”也好，出入带数百甲士也好——这些行为的底层逻辑，都是“我要确保自己不会被人干掉”。
但他忘了：在一个皇权体系里，臣子的安全感越强，皇帝的安全感就越弱。这是零和博弈。
王殷以为自己在“自保”，在郭威眼里，这是在“示威”。他以为带着三百甲士进京是展示实力，在郭威眼里，这是在展示造反的可能性。他想的是“我有兵，你别动我”，郭威想的是“你有兵，我更要动你”。
所以郭威杀他，不是在杀一个“想造反的人”，而是在杀一个“让皇帝睡不着觉的人”。
这和后世朱元璋杀功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底层逻辑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手法：朱元璋是屠刀，赵匡胤是酒杯，郭威介于两者之间——先给你富贵，再给你刀。王殷选了最差的那条路：既要富贵，又要兵权，还要皇帝放心。
这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还有一层更深的洞察：郭威杀王殷，不只是为了柴荣，也是为了郭威自己的“安全感” 。
郭威是从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这个位子上起兵夺天下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坐这个位子的人有多危险。王殷坐在同一个位子上，带着同样的兵，做着同样的事——郭威每天看着王殷，就像照镜子，看到的全是自己当年准备造反的影子。这种恐惧，比任何密报都更有杀伤力。
所以王殷之死，说到底是一面镜子引发的血案。
本章金句
五代十国最贵的不是人命，是安全感——而安全感的定价权，永远在皇帝手里。
如果你是王殷，拥立郭威有功、手握河北重兵、郭威又病重垂危，你会怎么选？
A. 主动交出兵权，入朝当个富贵闲人，赌郭威念旧情不杀你。
b. 带着甲士入朝，向所有人展示“我有实力，别动我”——也就是历史上王殷的真实选择。
c. 称病不出，在邺都死守，赌郭威不敢逼反一个开国元勋。
d. 干脆反了，反正郭威病重，柴荣根基不稳，未必没有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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