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父亲赵海军和母亲梁爽结婚。
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在那个年代，这再正常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媒人一句话，两家人见个面，觉得合适，便把日子定下来。没有太多花前月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有的只是条件相当人品可靠踏实过日子这些朴素的考量。
父亲赵海军，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家庭里走出来的一员。
按原计划，他本该和千千万万的学生一样，高中毕业后卷起铺盖，跟着上山下乡的浪潮，一头扎进农村，向贫下中农再学习。那是个荒唐的时期——学生们每天坐在教室里，心思却不在课本上。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是，是与天斗、与地斗超英赶美。口号喊得震天响，书本却蒙了一层灰。
父亲不一样。
他是个聪明人。他的家庭教育他，不要随波逐流。家里老人有先见之明，反复提醒他：时代会变，学习才是根本。父亲听进去了。他看得明白，那些喊得最响的人，往往最先被时代甩下车。所以在同龄人搞运动、混日子、把青春耗在田埂上的时候，他没有放下书本。每天晚上，等别人睡熟了，他就点一盏小灯，躲在被窝里偷偷看书。
那盏灯很暗，书很旧，但他看得认真。
果然，1977年，就在他下乡的第三个月，国家恢复高考。知识青年被鼓励回归课堂，用知识建设国家。消息传来，整个知青点都沸腾了。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茫然不知所措——书早就扔了，脑子也荒了，拿什么去考？
父亲家里托人找门路，给他开了一张重病假条，叫他回城里。名义上是养病，实际上是让他回来备考。
父亲争气。一次就考上了大专。
户籍档案也同时调了回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知青到大学生，一张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一年高考，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简单，是因为考虑到学生荒废学业太久，出题难度适当下调；难，是因为绝大多数考生根本没怎么看书，学业早已荒废。在那样一个竞争环境里，父亲能一次考上，足以说明他的底子有多扎实。
上了大学的父亲，成了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如果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加上国家政策对这一批大学生的倾斜，他的未来注定一帆风顺。事实也确实如此。
1980年，父亲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企，待遇优厚。同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是同企业的优秀女工——梁爽，也就是我的母亲。两人相恋没多久，就结婚了。第二年年底，我出生了。
那时候我还叫赵鑫。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父亲有知识、有头脑，一路平步青云，年纪轻轻就在企业里当上了科长。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踏实肯干、务实顾家，借着父亲的光，很快也升到了车间主任，成了生产骨干。
如果日子一直这么过下去，我们家也算未来可期，前途不可限量。
可是时代的浪潮，从来不由人。
改革开放来了。
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大势的必然。大锅饭、铁饭碗的时代，即将走到尾声。
厂子里的人反应各不相同。没主见的，每天惶恐抱怨，觉得天要塌了；没脑子的，得过且过，过一天看一天；没眼界的，甚至不觉得国企会出现什么变化，还笑别人杞人忧天，瞎耽误功夫。
父亲可不一样。
他有主见，有脑子，有眼光。这些年，他曾在组织的安排下，去别的厂子参观学习，也去过南方城市出差开会。他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大势到来，父亲一咬牙，决定当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劝说，不顾妻儿的哭闹，在别人不解甚至嘲弄的目光中，毅然决然地辞了职，南下打工。
厂子里流言蜚语四起。有人说赵海军在外面有人了，养了小三；有人说他抛弃糟糠之妻，去南方享福了。流言越传越离谱，却也越传越有鼻子有眼，仿佛说话的人亲眼见过似的。
母亲梁爽受不了这些流言。
她的性格开始变了。从温文尔雅、开朗活泼，变得易怒狂躁。以前她不爱和人争执，现在却经常一言不合就吵架、骂人，甚至动手打架。她简直被那些闲言碎语逼成了一个泼妇。
父亲常年在南方打工。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只有过年才能回家一趟。
每年年底，父亲大包小包地往家带东西——南方的新奇水果、时尚的衣服鞋子，还有冰箱、彩电、自行车。这些实打实的物件，在那个年代，真是让人眼红心热。母亲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脸上才有笑容。她站在门边，穿着新衣服，梳着新发型，向邻里展示父亲带回来的战利品，刺激得其他老娘们儿牙根痒痒。
可是年一过完，父亲又要走。
母亲哭过，闹过，骂过。可都拦不住。等父亲一走，家里就像没了主心骨，没了顶门柱。那些被母亲刺激过的老娘们儿，现在可找到了机会，变本加厉地刺激她：你家老赵在南方成家了吧？听说和外面的女人结婚了，还有了好几个孩子呢。
还有和母亲关系比较好的闺蜜，听了流言蜚语也心里没底，纷纷吹耳旁风，母亲要看开点、要为自己打算。
时间一长，母亲越来越疲惫，心思越来越重。
终于有一天，她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带着年幼的我，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我记忆犹新。我不懂父母之间出现了什么变化，也不懂厂区那些大人看我的眼神里藏着什么意味。我只知道，我家有彩色电视机，让同龄的小伙伴羡慕不已；我有新奇的玩具、漂亮的小人书、别人没见过的水果零食，羡慕得小伙伴们口水从嘴角流下来。
那时候的我，只知道自己是同龄人中第一个坐火车、第一个去南方的人。
至于南下见到父亲之后的事——父母没有表现出恩爱，反而是见面就争吵。母亲甚至大闹工厂，当面甩了父亲几个耳光。
我不懂。我太小了，我什么都不明白。
我只记得父亲脸上的巴掌印，和母亲哭得通红的眼睛。
1990年，那一年过年，父亲没有回家。
但他给家里寄来了很多东西，还有很多钱。别人家还没有电话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座机。那一年过年，父母在电话里聊了好久。别人家在放鞭炮、看春晚、煮饺子的时候，我只能趴在窗口，听着电视机里主持人激情的新年倒计时，看着漫天烟花，心中五味杂陈。
流言不是预言，可很多流言，最后会变为现实。
1990年夏天，那个暑假，父亲破天荒地在夏天回来了。
可他没有回家住。没几天，他就走了，甚至都没有来看我一眼。
直到母亲哭着带我去公安局改户口，把我的名字从改成，我才知道——父母离婚了。
那年我十岁。
1991年，下岗潮来了。母亲所在的国企改制，母亲下岗了。
当然，下岗的不是只有母亲一人。只是母亲为什么会下岗，恐怕这里面的原因，就不是一两句能说明白的了。
下岗后，人们得自己找活路。自主创业是一条出路，南下找活路也是一条出路。
有几个自认为和父亲关系好的人，南下投奔父亲去了。那时候，父亲凭借多年打拼攒下的人脉、经验和钱财，自己成立了一家私企工厂，成了名动一方的赵老板。
给父亲打工的人，过年回来，免不得要提起父亲现在的。什么住别墅、开汽车、穿西装革履、吃山珍海味、穿金戴银、夜夜笙歌。
尽管这些话没有人当着母亲的面说，可还是会被母亲听到。
一个是日子越过越好，一个是下岗后打打零工艰难度日；一个是身价百万的大老板，一个是拖家带口、精神濒临崩溃的更年期妇女。
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子的不顺和心境的落差，家庭的变故，都压得这个女人喘不上气。
流言蜚语也开始转了风向。
人们都在夸赵海军英明有远见——人家是大学生，有头脑，有勇气，敢想敢拼，早早南下，挣了大钱，过上了上流人的日子。
有人风光无限，自然就要有人成为反面教材。母亲梁爽，就成了父亲成功的。
赵海军这好那好，怎么会和母亲离婚呢？
那自然是母亲是个泼妇，目光短浅，为人嫉妒，曾经拦着赵海军不让他南下发财，撒泼打滚，主动提的离婚。现在把日子过成这样，都是自己作的，该啊！
压倒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听到父亲再婚、又生了一个儿子的那一天。
母亲砸了家里所有父亲留下的东西。
那年我十一岁。
我第一次知道，是什么情绪。
可是，我却不知道该恨谁。恨父亲？恨母亲？还是恨那个素未谋面的弟弟？
爱一个人，需要自我攻略，自我强化。可恨一个人，只需要外界的引导和环境的鼓动。
每当有人议论父母时，每当母亲以泪洗面、对我打骂时，每当在学校，身边的小朋友骂我没有爹是个野种时……每一个刺激，都会让我找到该恨谁。
恨意像藤蔓，在阴暗潮湿的土壤里，悄无声息地生长。
1993年，外公去世。
舅舅持家。母亲和舅舅、外婆大吵一架，被扫地出门。
母亲卖了房子，打点全部身家，带着我南下。
她要去找父亲。她要去闹。
那一年，我见到了赵丰。
我的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赵丰的母亲，是个真正的大家闺秀，有着南方女人温雅的气质。她没有拒绝我们母子，但也绝对不是没有底线的人。她不吵不闹，不喊不叫，大大方方地让赵丰喊我母亲，喊我。同时让我喊她。
岚姨没有安排母亲住下，但给她找了房子，还安排了工作。对于我本人，她倒是没有抗拒，甚至有心留下我，让我留在父亲膝下。
母亲想要撒泼打滚，可是在岚姨面前，她输得很彻底。
不论是家世、样貌、性格、脾气，甚至气度。她都输了，一败涂地，自惭形秽。
母亲还有最后一点尊严——仅仅只有一点点。那就是，我，梁鑫，必须跟着她。
可能是她自私，也可能是她孤独；可能是她顾忌岚姨有亲生儿子，怕对我不利；也可能是心疼儿子，怕我吃下眼食。
不管怎么样，日子就这么安顿下来了。
同一座城市，两个。母亲不会去赵家走动，赵家也不会主动看望梁家。
可是，两个孩子，却是越走越近。
相差十岁的兄弟二人，越走越近。
可年龄的鸿沟摆在那里，梁鑫上高中时，赵丰才刚上小学。一个忙着备考，一个还在玩泥巴，真正能坐下来聊天的时间并不多。但每次见面，哪怕只是匆匆几句，赵丰都会安静地听，眼睛亮亮的，像看一个无所不能的榜样。
有一件事，梁鑫记得很清楚。
赵丰十二岁那年，在学校跟人打架，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学校请家长，岚姨正在外地出差，父亲抽不开身，最后是梁鑫去的。到了学校，赵丰梗着脖子站在办公室门口，一脸桀骜，谁劝都不听。梁鑫没打他，也没骂他，只是把他拉到操场边，递给他一瓶冰汽水，坐下来，慢慢地说：你爸有钱，你妈有本事，可这些东西，护不住你一辈子。你今天靠拳头赢了一个人，明天就有更狠的人用拳头赢你。真正能让人服你的，不是拳头，是脑子。
赵丰低着头，闷了半天，说：他们都不跟我玩，说我爸是暴发户。
梁鑫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你就让他们没话说。考第一，拿奖，让他们闭嘴。
从那以后，赵丰真的开始读书。不是那种被逼着学的读书，而是咬着牙、憋着一股劲地在学。他性格狂傲，没什么朋友，对父母的教育也总是不服气，唯独对这个哥哥的话，言听计从。
赵丰经常往梁家跑。
母亲一开始看不上他。每次看到那张和父亲有几分相似的脸，她心里就堵得慌，脸色难免难看。可赵丰这孩子，嘴甜，懂事，每次来都主动帮忙干活，见了梁母就喊，语气真诚，不带半点优越感。
梁母心里不是滋味，可赵家那边——岚姨确实没有做过任何落井下石的事。不挑衅，不炫耀，甚至刻意保持距离，只当是陌生人、普通人对待。梁母心里那口气，想撒也撒不出去。
在梁鑫的劝说下，加上梁母本身也不是恶毒之人，她慢慢想通了——孩子是无辜的，没必要把对赵海军的恨，转嫁到一个孩子身上。渐渐地，她也开始给赵丰留饭，偶尔还会塞给他一些零花钱，嘴上说着拿着，别跟你爸说，语气却软了下来。
赵丰成了梁家半个儿子。
可梁母找不到可以恨的人了。
恨赵海军？人家自己有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她够不着。恨岚姨？人家没招惹她，客客气气，她没理由。恨赵丰？孩子无辜，她自己下不去手。
于是，她只能恨自己。
人要是想不开，又找不到宣泄的渠道，就会把自己憋出病来。梁母开始失眠，吃不下饭，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发呆，有时候突然就哭起来，有时候又对着空气骂几句，骂着骂着，又变成无声的眼泪。
1999年，母亲查出肝癌晚期。
医生说，这是气出来的病，长期郁结于心，肝气不舒，日积月累，终于撑不住了。
赵家知道这件事后，有心出钱给母亲看病。父亲亲自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愧疚，说无论如何都要治。可母亲拒绝了。
这种病，在那个年代，几乎可以称为绝症。就算做手术、做化疗，也不过是多延续几年生命，而病痛的折磨，那种生不如死的罪，她不想再受了。
不治了。她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让我安安静静地走。
不到三个月，母亲就走了。
灵堂前，梁鑫跪着，眼泪不知道该怎么流。他哭不出来，不是不悲伤，而是悲伤太深，堵在胸口，堵得他喘不上气。他看着母亲的遗像，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世上，我只有一个人了。
赵丰趴在母亲的棺椁前，哭得死去活来。
他哭得那么惨，声音都哑了，一边哭一边喊，像是真的在喊自己的母亲。许是年龄小，人心还善，他把梁母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这份感情，不掺半点虚假。
梁鑫看着弟弟的背影，心里某根弦，突然就断了。
从那一刻起，他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个弟弟——这个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母亲走后，父亲赵海军来找他，说想给他买套房子，再帮他找个工作，让他安安稳稳过日子。梁鑫沉默了很久，最后拒绝了。
是不是恨？是不是因为母亲的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他只是不想接受——不想接受那个抛下母亲、在南方另起炉灶的男人的施舍。
他选择复读。
在母亲租的那间小房子里，他一个人艰难度日。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回来做饭、看书，日子过得清苦，但心里有一股劲撑着。2000年高考，他考上了大学，远走他乡。
临行前，父亲一次性给了他一大笔钱，既是生活费，也包了大学四年的学费。梁鑫收下了。他没有矫情到跟钱过不去，但他心里清楚，从这一刻起，他和赵家之间，只剩下血缘，再无其他。
大学生活没什么可说的。
他没有家，没有，心无旁骛，一心扑在学习上。勤工俭学，入学生会，积累人脉，自谋出路。别人谈恋爱、打游戏、混日子的时候，他在图书馆、在兼职的岗位上、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一步一步地为自己铺路。
只有远方的弟弟，是他心里的寄托。
放长假的时候，他会偷偷回到南方，偷偷去看望赵丰。他不想让父亲知道，也不想让岚姨知道，他只是想看看弟弟过得好不好。
赵丰每次见到他，都高兴得像个孩子。他会把自己攒下来的好吃的、好玩的，甚至零花钱，一股脑地塞给梁鑫。哥，这个好吃，你尝尝。哥，这个给你，我在学校用不上。哥，你别走那么快，多待几天。
梁鑫每次都笑着收下，心里却酸得厉害。
他知道，弟弟给的不是东西，是一份依赖，一份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唯一能抓住的温暖。
大学毕业后，梁鑫决定考公务员，当村官。
这条路，不需要考虑家底人脉，只要踏实肯干，就能一步步往上走。而且，他不需要有太多的生活压力——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不会成为无根浮萍，因为他早就习惯了独自漂泊。
进入工作后，他和赵丰的联系渐渐少了。没有家，心无旁骛，他只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几年的摸爬滚打，步步晋升——从村到县，从县到区，三年一升，一步步爬到了市政秘书处。
这么多年，他的档案里，一直写着，没有父母，没有亲属。自然也就没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弟弟。
值得欣慰的是，赵丰高考，考到了他所在的城市。
兄弟二人，终于又有机会见面、交流。
年纪大了，人与人的亲密，也就不那么露骨和肉麻了。他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搂着肩膀喊，而是像两个普通朋友一样，偶尔约出来吃顿饭，喝杯茶，聊聊近况。外人看来，看不出两人有什么异常的关系。
但梁鑫知道，这份感情，比任何时候都深。
他鼓励赵丰：上了大学，不要只知道玩。不要觉得有家人兜底就放松。该考研考研，该学习学习。你爸那边，你能靠就靠，靠不住，还有哥。
赵丰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但梁鑫看得出来，他听进去了。
最后，赵丰不负梁鑫的期望，在不被人看好的农科上，考上了研究生，分到农科院，成为一名研究人员。
梁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意无意地和人提点几句，让赵丰在农科院里走得顺风顺水。加上赵丰自己争气，跟着导师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身份地位也慢慢上来了。
兄弟二人，相互扶持，不主动靠家里，也在郑州这块土地上，混得风生水起。
如果不是天灾降临，谁能知道，两兄弟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
梁鑫偶尔会想，如果母亲还在，看到他们现在的样子，会不会欣慰地笑一笑？
可他随即又苦笑。母亲已经不在了。这世上，只剩下他和赵丰，两个被时代和家庭撕裂过、却又被血缘重新缝合在一起的人。
他们是兄弟。
是彼此在这世上，最后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