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七岁——以及我糟糕的时间管理
2007年春天，我二十七岁。
上回说到，我二十六岁那年遇到了五个女人。伊莎贝拉、苏晚亭、霍青桐、陈婳、南宫月。加上林婉儿，一共六个。她们每周都会来我家，喝茶的喝茶，熬药的熬药，值班的值班，画画的画画，扫描的扫描，送季报的送季报。我家从“姜建军的家”变成了“法拉盛妇女活动中心”。
我妈说：“你这哪是家，你这是茶馆。”
我说：“妈，茶馆至少收钱，我家不收。”
我妈说：“那你开个茶馆吧。反正人现成的。”
铁子每次看到这六个女人在院子里坐着，都会默默地从厨房端出一盘水果，放在桌上，然后默默回去洗碗。他什么都不说，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你完了。
王小虎更直接：“师父，你这是要开后宫啊。”
“你给我闭嘴。什么叫后宫？她们都是我的朋友。”
“朋友？那你跟林姐姐也是朋友开始的。按照这个进度，再过两年，这个院子就坐不下了。得扩建。”
我拿起桌上的茶杯朝他扔过去，他躲开了，茶杯摔在地上，碎了。
铁子从厨房探出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片，说：“这个茶杯是景德镇的，三百块。”
“……我赔。”
“从你零花钱里扣。”
林婉儿在旁边泡茶，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说。但她泡茶的动作慢了一些。她在听。
伊莎贝拉在看财报，头都没抬：“姜建军，你的信托基金去年收益率百分之十八，跑赢标普五百了。恭喜你。”
“谢谢。是你帮我管得好。”
“不是我。是你选的公司好。思科、苹果、谷歌，都是你自己选的。我只是帮你执行。”
苏晚亭在熬药，药锅咕嘟咕嘟地响：“姜建军，你的药熬好了。今天的药加了黄芪，补气的。你最近说话声音小，气虚。”
“我说话声音小？我说话声音一直很大。”
“那是你自以为。你最近说话确实声音小了。铁子叔可以作证。”
铁子在厨房里说：“是比平时小了一点。平时像打雷，今天像打呼噜。”
我无言以对。
霍青桐在院子里做俯卧撑，做了第八十个的时候，说了一句：“姜建军，龙哥的人最近又在活动。你小心点。”
“龙哥不是跑了吗？”
“跑了，但他的手下还在。有些人想替他报仇。”
“那你帮我盯着。”
“一直在盯着。我不是在帮你盯着，这是工作。”
陈婳在画画，画的是院子里的柿子树：“姜建军，你别动。你的姿势很好，保持住。”
“我没动。我只是在呼吸。”
“呼吸可以，但头别转。”
南宫月在扫描一件青铜器，仪器嘀嘀嘀地响：“姜建军，这件青铜器的分子结构显示，它是商代的。真品。你的鉴定是对的。”
“谢谢。我鉴宝从来不会错。”
“老张说你上个月看错了一件瓷器。”
“那是意外。那件瓷器的做旧技术太好了，我第一次见。”
“你错了就是错了。意外也是错。”
我闭嘴了。
这就是我的生活。六个女人，六个专业领域，六个“你管不着”的态度。每天早上她们在院子里吃早饭的时候，我都不敢靠近——那场面，比联合国安理会还热闹，关键是安理会好歹有个翻译，我们家没有。安理会吵架至少还有同声传译，我们家吵架全靠吼。
但我得说清楚。这六个人，目前还只是朋友。
林婉儿是老婆。其他五个，不是。
不是我不愿意。是她们不愿意。
伊莎贝拉说：“我对你有好感，但我还没准备好。我需要时间。感情不是季报，不能按季度披露。”
苏晚亭说：“我是你的医生。医生不能跟病人谈恋爱。医患关系不能变。”
霍青桐说：“我是你的保镖。保镖不能跟雇主谈恋爱。这会影响判断力。”
陈婳说：“我是你的画家。画家不能跟模特谈恋爱。这会影响创作。”
南宫月说：“我是你的科研合作者。合作者不能跟合作者谈恋爱。这会影响数据。”
我听完这五个理由，说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台词这么整齐。”
她们互相看了一眼，没说话。
但她们笑了。
二、量子科技公司——以及我的第一次当老板
2007年是我事业爆发的一年。
年初，我和南宫月一起创办了一家公司——量子科技公司。名字很直白，就叫“quantum tech”。南宫月说这名字太土了，像九十年代的科技公司。我说土的名字好记，她说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你这个审美我真的很担心，下次别审了。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量子计算。
2007年，量子计算还是个冷门领域。大多数人不知道量子计算是什么，少数知道的人觉得那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我跟铁子说我要搞量子计算，他说：“量子？是不是那个什么——猫？薛定谔的猫？”
我说：“对，薛定谔的猫。”
他说：“那只猫后来出来了没有？”
我说：“没有，它还在盒子里。又死又活。”
铁子想了想：“那也太惨了。关了这么多年，还没出来。”
“铁子叔，那是思想实验，不是真的猫。”
“思想实验也是实验。实验就得有结果。没结果算什么实验？”
我放弃了跟铁子解释量子力学。这比洗碗难多了。
但南宫月知道，量子计算是未来。
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量子计算的。她在麻省理工的时候，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做过研究，那个老头的实验室里有一台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虽然只有两个量子比特，但已经能跑一些简单的算法了。两个比特，连“1+1”都算不利索，但已经比当年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强了。
“两个量子比特能干什么？”我问。
“能算1+1。”
“就这？”
“对。但两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比两个晶体管的计算机强一万倍。因为量子比特可以叠加，晶体管只能0或1。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所以算得快。”
“所以它能算得更快？”
“不是更快。是能算不能算的东西。”
“什么东西不能算？”
“比如——质因数分解。一个很大的数，分解成两个质数的乘积。用传统计算机，需要几千年。用量子计算机，只需要几分钟。因为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尝试所有可能的因数。”
“那有什么用？谁没事分解大数玩？”
“用处大了。现在的加密系统，都是基于质因数分解的难度。如果量子计算机造出来了，所有的加密系统都会失效。银行、军队、政府、电商——全都会裸奔。”
我靠。这才是真正的“颠覆”。不是改良，是革命。
“南宫月，你觉得我们多久能造出量子计算机？”
“十年。”
“太久。”
“五年。”
“还是久。”
“三年。最快三年。但需要投入很多钱。买设备，请人，租场地，做实验。每一样都要钱。”
“多少钱？”
“十亿美元。”
我看了看我的银行账户。三亿美金。不够。
“南宫月，我给你十亿美元，你能造出来吗？”
“能。但你要先给我十亿美元。空头支票不算。”
“我没那么多。还差七亿。”
“那你说什么？”
“我在想办法。给我一点时间。”
办法很快就来了。
三、伊莎贝拉的金融魔法——以及我的第一次融资
伊莎贝拉在华尔街干了八年，人脉广得吓人。她认识的人，从对冲基金大佬到私募股权巨头，从投行总裁到交易所cEo，什么级别都有。关键是这些人怕她。
为什么怕她？因为她曾经在一个酒会上，当着二十多个投资人的面，指出一个私募大佬的基金实际收益率是负的。那大佬脸都绿了，但没办法，她说的是实话，还当场拿出了计算过程。从此没人敢在她面前吹牛。
她说：“姜建军，你想融资十亿美元，不能靠你自己。要靠别人。”
“靠谁？”
“靠那些有钱人。”
“怎么让他们掏钱？”
“讲故事。”
“什么故事？”
“量子计算的故事。故事讲得好，钱就来了。”
伊莎贝拉帮我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她写得很好，比我见过的任何商业计划书都好。不是因为她文笔好——虽然她文笔确实好，英文写得像诗歌——而是因为她懂金融。她知道投资人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
投资人想看的是：市场有多大，你的优势是什么，你怎么赚钱，你怎么退出。这四样东西，每一样都要有数据支撑，不能靠吹。
投资人不想看的是：你的梦想，你的情怀，你的使命感。这些东西值钱吗？值钱。但不在商业计划书里。商业计划书里只能放数字。
所以伊莎贝拉把商业计划书写得很务实。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财务预测、风险评估——每一项都写得很详细，很客观，很冷冰冰。像一份验尸报告，冷静到让人后背发凉。
“伊莎贝拉，你这计划书写得一点温度都没有。像在写遗嘱。”
“温度不重要。数字重要。投资人看的是数字，不是温度。”
“投资人也是人，他们需要被感动。感动了才会掏钱。”
“他们不需要被感动。他们需要被说服。感动是一时的，说服是永久的。感动完了后悔了，钱就撤了。说服了就不会撤。”
我无言以对。因为她是对的。
2007年3月，伊莎贝拉组织了一场路演。
地点在曼哈顿的一家酒店，来了二十多个投资人，每人身家都在十亿美元以上。他们坐在会议室里，西装革履，表情严肃，像一群来参加葬礼的人。有几个还在看手机，有几个在低声交谈，有一个在打哈欠。
我站在后台，看着这些人，腿有点软。不是害怕，是紧张。这些人每人手里都握着上亿美金，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这些钱的去向。
铁子在我旁边，小声说：“这些人看着都不像好人。穿得太好了。”
我说：“他们是投资人。穿得好是职业要求。”
铁子说：“那不是更不像好人了？穿得越好，越不像好人。这是规律。”
我没接话。
南宫月先上台。她用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量子力学讲得生动有趣。她说：“量子比特就像薛定谔的猫——既是活的，又是死的。你不看它的时候，它既是0又是1。你看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了0或1。所以我们不看它。我们让机器自己算。”
一个投资人举手：“那不看它，怎么知道它算对了？”
“我们看结果，不看过程。过程是叠加的，结果是确定的。”
又一个投资人举手：“那这只猫，是你们养的吗？”
南宫月愣了一下：“什么猫？”
“薛定谔的猫。你们实验室里养了没有？活的还是死的？”
南宫月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这人是认真的吗”。我摇了摇头，意思是“别理他，认真你就输了”。
南宫月深吸一口气：“没有。我们没有养猫。薛定谔的猫是思想实验，不是真的猫。”
投资人有点失望：“那你们应该养一只。挺有象征意义的。可以当吉祥物。”
全场安静了两秒。
然后伊莎贝拉上台了。她一开口，气场就不一样。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钉子钉进木板。
“量子计算的市场规模，目前是零。但十年后，将是一万亿美元。”
一个投资人问：“为什么是十年后？不是五年，不是二十年？”
“因为十年后，量子计算机会诞生。谁掌握了量子计算机，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计算能力。所有的加密系统、金融系统、军事系统——都会依赖它。谁造出来，谁就是下一个微软、下一个谷歌、下一个苹果。”
“那你们能造出来吗？”
“能。但需要十亿美元。设备很贵，人才更贵。”
“十亿美元太贵了。我们投过很多项目，没见过这么贵的。”
“不贵。十亿美元，买一个一万亿美元的市场。回报率是一千倍。你投过的项目，哪个有这种回报率？”
投资人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举起了手：“我投一亿。”
第二个投资人举起了手：“我投五千万。”
第三个：“我投两亿。”
第四个：“我投一亿五。”
不到一个小时，十亿美元融到了。
我站在后台，看着伊莎贝拉在台上从容地应对投资人的提问，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她在华尔街八年，学到的不只是金融知识，还有——操控人心的本事。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市场规模”，什么时候该说“回报率”，什么时候该说“风险”，什么时候该说“机会”。她的话，每一个字都经过了精心的计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铁子在我旁边，小声说：“你这个朋友，比那些投资人都狠。”
“她不是朋友。她是我的朋友——暂时还是朋友。”
铁子说：“那你怕不怕她？这种人，翻脸比翻书快。”
我说：“怕。”
铁子说：“那就对了。怕才会小心。”
晚上回到家，我跟伊莎贝拉说：“你今天太厉害了。那几个投资人被你吃得死死的。”
“我知道。”
“你不谦虚一下？正常人都会说‘哪里哪里’。”
“不谦虚。因为我确实厉害。谦虚是虚伪的。”
我笑了。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
“你。”
“我本来就是你的——朋友。”
“那不够。我要你陪我一个星期。七天。只有我。没有别人。没有林婉儿，没有苏晚亭，没有霍青桐，没有陈婳，没有南宫月。只有我和你。”
我看了看林婉儿。林婉儿正在泡茶，听到这句话，手里的茶壶顿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她什么都没说，但那个点头的意思是“我同意”。
我看了看苏晚亭。苏晚亭说：“你身体需要休息，陪她也是休息。别熬夜就行。”
我看了看霍青桐。霍青桐说：“我负责安全，不负责你的时间分配。但我会跟着。你们去哪，我就去哪。隔十米，不打扰。”
我看了看陈婳。陈婳说：“去吧。我给你画一幅画，挂在卧室里。你不在的时候我看画。”
我看了看南宫月。南宫月说：“你去吧。我正好闭关写论文。题目就叫《量子纠缠在婚姻关系中的应用》。这篇论文应该能发Nature。”
“行。一个星期。”
伊莎贝拉笑了。
那个笑容，比她在路演上的任何表情都好看。不是职业的微笑，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像一个普通女孩一样的笑。
铁子在厨房洗碗，远远地喊了一句：“那个星期谁洗碗？”
我妈说：“我洗。”
铁子说：“那不行，洗碗是我的活。你不能抢。”
我妈说：“那你别废话。”
铁子不说话了。
四、商战第一回合：做空贝尔斯登——以及我的第一次心跳加速
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发酵。
说实话，我当时没太当回事。我每天忙量子计算的事，跟南宫月泡在实验室里——不，是她泡在实验室，我在外面等。她不允许我进实验室，说我的“能量场会干扰量子相干性”。我说我就是站得近了一点，隔着玻璃看。她说：“你站得近，你的脑电波就影响仪器。你的脑电波里全是杂念，什么都有。”
我说我的脑电波没那么强。她说：“你的脑电波比别人强十倍。你这个人，念头太多。”
我闭嘴了。
但伊莎贝拉不一样。她是最早发现次贷危机苗头的人之一。她在华尔街的消息灵通，知道哪些银行出了问题，哪些基金要倒闭，哪些公司要破产。她的消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前同事、前下属、前追求者、以及一个在美联储工作的“老朋友”。
我问她这个“老朋友”是谁，她说不方便透露。我说你跟他什么关系，她说是“专业关系”。我说有多专业，她说：“比你跟南宫月的量子关系专业。”
我没再问。
那天晚上，她在书房里把我喊过去。
“姜建军，我们要做空贝尔斯登。”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贝尔斯登？那是美国第五大投行。名字我听过的。”
“对。但它要倒闭了。”
“你怎么知道？你在里面有人？”
“因为它的资产负债表有问题。它持有了大量次贷债券，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已经为零了。但它的财报上还写着几十亿美元。它在造假。”
“监管不管？SEc是干什么吃的？”
“监管不知道。因为贝尔斯登在造假。SEc的人也是人，也会被骗。”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做空。借入贝尔斯登的股票，卖掉，等它跌了再买回来，赚差价。”
“需要多少钱？”
“一亿。你信托基金里的钱，我帮你操作。”
“我们有吗？”
“有。信托基金里有三亿，我帮你配置了一部分到做空策略里。”
“那做吧。”
伊莎贝拉动手了。
她借入了一百万股贝尔斯登的股票，卖空，均价一百二十美元。然后她等着。
等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我每天问她：“跌了吗？”她说：“没有。”我说：“那怎么办？”她说：“等。”我说：“等多久？”她说：“等到它跌。”
铁子听说了我们在做空，问我什么叫“做空”。我解释了半天，他最后总结了一句：“就是你先借东西卖掉，再买回来还回去，赚中间的差价？”
我说：“对，你理解了。很聪明。”
铁子说：“那要是它涨了呢？你借的时候一百二，涨到一百五，你不是亏了？”
我说：“那我们就亏了。”
铁子说：“那你们为什么觉得它会跌？凭什么觉得？”
我说：“因为它有问题。有问题的公司，股价早晚会跌。”
铁子想了想：“有问题的东西一定会跌吗？假古董也有人买。”
我看了伊莎贝拉一眼。伊莎贝拉说：“在金融市场里，是的。长期来看，价格会回归价值。有问题的公司，价格早晚会掉下来。”
铁子想了想：“那这个市场还挺讲道理的。比古董市场讲道理。”
伊莎贝拉难得地笑了一下：“铁子叔，你说得对。这个市场有时候比你想象的有道理。”
2007年10月，贝尔斯登的股价跌到了八十美元。伊莎贝拉平仓，赚了四千万美元。
但她说：“还不够。它还会跌。”
“还能跌多少？”
“零。跌到零。”
“零？贝尔斯登会倒闭？一家投行，说倒闭就倒闭？”
“会。”
2008年3月，贝尔斯登的股价跌到了两美元。伊莎贝拉再次做空，又赚了一笔。
两次加起来，赚了一亿两千万美元。
铁子听说之后，说了一句：“你们这是在抢钱。比抢劫还快。”
伊莎贝拉说：“不是抢。是合法地赚。区别很大。”
铁子说：“有什么区别？结果一样，钱从别人口袋进了你的口袋。”
伊莎贝拉想了想：“抢钱是违法的。赚是合法的。区别在于有没有警察抓你。”
铁子说：“那你们不怕警察？”
伊莎贝拉说：“我们是合法的，警察为什么要抓我们？”
铁子沉默了一会儿。
“金融真复杂。还是洗碗简单。”
“不是复杂。是残酷。简单的是洗碗。”
铁子点了点头。
“那我继续洗碗。”
我看着他走进厨房的背影，忽然觉得铁子才是这个家里最稳的人。不管外面怎么天翻地覆，他都在洗碗。股市崩盘了，他洗碗。银行倒闭了，他洗碗。世界末日了，他还是洗碗。
五、商战第二回合：收购Amd——以及我的第一次当股东
2007年底，伊莎贝拉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收购Amd。
我当时正在吃她不准我吃的辣条。她走进来，看见我手里的辣条，没说话，只是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我不知道她记了什么，但我知道月底我会看到那张纸，上面会写着“姜建军，辣条，减零花钱”。
“姜建军，我们要收购Amd。”她说。
我辣条差点掉地上。
“Amd？那个Amd？做cpU的？”
“对。英特尔的主要竞争对手，生产电脑处理器和显卡。”
“我知道Amd。但我不知道我们买得起。Amd是大公司，市值几十亿。”
“我们不需要全部收购。只需要收购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然后改组董事会，换掉管理层。换一个能干活的人上去。”
“然后呢？”
“然后让Amd和我们的量子计算业务结合。量子计算机需要传统的处理器来做辅助计算。Amd的处理器技术，正好可以补我们的短板。买他们的技术比从头研发快五年。”
“你觉得能成吗？”
“能。但需要五亿美元。你的信托基金里有三亿，我们再融两亿。”
五亿美元。我们账上没那么多。但我们可以融资。伊莎贝拉去找了上次那批投资人，又融了五亿美元。那些投资人上次赚了钱，这次二话不说就打钱了。
这次路演比上次还顺利，因为上次那批投资人都赚了钱。他们看伊莎贝拉的眼神，就像看一台印钞机。有一个投资人甚至说：“你不用给我讲商业计划，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投。你说哪我就投哪。”
伊莎贝拉说：“Amd。”
那个投资人当天就打了两亿过来。眼睛都没眨。
2008年1月，我们开始在市场上悄悄买入Amd的股票。不是大张旗鼓地买，而是每天买一点，不引人注意。伊莎贝拉管这叫“润物细无声”。我说这叫“偷偷摸摸”。她说你不要说得那么难听，这叫“战略建仓”，是专业术语。
用了三个月，买到了百分之十九点九的股份——刚好低于百分之二十的披露线。过了这条线就要公告了，公告了股价就会涨，涨了就买不到了。
然后伊莎贝拉去见了Amd的董事会。
她没带我去。她说：“你去的话会笑场。”我说我为什么笑场。她说：“因为你一紧张就笑，一笑了就显得不专业。我们需要严肃。”我说我没那么不专业。她说：“你上次见律师的时候，人家说‘我方提出以下三点’，你笑了。你还记得吗？”
好吧，她是对的。我确实笑了。因为那个律师说话的时候嘴唇抖得像在发电报，我忍不住。
Amd的cEo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脾气很爆。他拍着桌子说：“你们这是恶意收购！”拍得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
伊莎贝拉很平静：“不是恶意。是善意。你们的公司连年亏损，股价从四十多跌到十几，股东们都在亏钱。我们接手，是为了让股东赚钱。这怎么是恶意呢？这是善意。”
“你们懂半导体吗？你们懂芯片吗？”
“不懂。但我们懂管理。管理不需要懂技术。只需要懂人。找个懂技术的人来管技术就行了。”
老头气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
但股东们支持我们。因为他们亏了太多钱了，有人愿意接手，他们求之不得。就像一家公司连续亏损好几年，突然有人说“我来救你们”，股东们恨不得跪下来感谢你。
2008年4月，Amd的董事会改组了。原来的cEo被赶走，换上了伊莎贝拉推荐的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华人，叫张忠谋——不是台积电那个张忠谋，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他之前在英特尔干了二十年，是技术出身，懂管理，懂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不贵。
张忠谋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裁员。裁了五千人。铁子听说后说：“五千人？那得洗多少碗？一个人一天三个碗，五千人一天一万五千个碗。”
我说这不是洗碗的事。铁子说：“我知道，但五千个人同时没工作了，那他们的碗谁洗？他们还有心情洗碗吗？”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张忠谋的第二件事是调整产品线。砍掉了不赚钱的业务，集中精力做处理器和显卡。不赚钱的全砍掉，赚的留下。
第三件事是跟量子科技公司合作。Amd的处理器，成了量子计算机的辅助计算单元。量子计算机算核心部分，Amd的处理器算外围部分，分工明确。
一年后，Amd的股价从十几美元涨到了三十多美元。我们的投资翻了一倍。
铁子听说之后，说了一句：“你们这是在印钱。比印钞机还快。”
伊莎贝拉说：“不是印。是变。”
铁子说：“变什么？”
伊莎贝拉说：“把不好的公司，变成好的公司。把亏钱的公司，变成赚钱的公司。把不行的公司，变成行的公司。”
铁子想了想：“这跟洗碗有什么区别？碗也是从脏的变成干净的。”
伊莎贝拉愣了一下：“什么？”
“洗碗也是把脏的变成干净的。你们洗公司，我洗碗。道理一样。”
伊莎贝拉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因为铁子的话笑出来。不是礼貌的微笑，是真正的、被逗乐的笑。
“铁子叔，你说得对。我们做的事，跟你洗碗一样。只是我们洗的是公司。”
铁子点了点头，继续洗碗。
我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这个家最智慧的可能是铁子。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简单。简单的人，一眼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六、商战第三回合：做空雷曼兄弟——以及我的第一次心跳停止
2008年夏天，次贷危机全面爆发。
那段时间伊莎贝拉几乎不睡觉。她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看欧洲市场，早上七点看美国期货，上午九点半开盘盯着屏幕，一直到下午四点收盘。然后晚上还要跟亚洲的客户打电话。她的桌上永远放着三台电脑，六块屏幕，和一个巨大的咖啡杯。
我说你这样会猝死的。她说不会，她算过了，她还能活五十年。我说猝死不是算出来的，是突然发生的。她说：“你让苏晚亭给我开点药就行了，调理一下。”
苏晚亭给她开了安神茶、补气血的汤、还有一副“护心脉”的膏方。伊莎贝拉一边喝一边看盘，嘴里还念叨着：“花旗的cdS spreads又扩大了……美林的流动性有问题……AIG的counterparty risk太高了……”
我说你能不能翻译成人话。她说：“花旗要跌，美林要跌，AIG要倒闭。三家都要完蛋。”
“那我们怎么做？”
“做空。全都做空。”
她借入了两百万股雷曼兄弟的股票，卖空，均价六十美元。
然后她等着。
等到了2008年9月15日。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伊莎贝拉冲进卧室，把我摇醒。她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两个大黑眼圈，但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发光。
“姜建军！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了！”
我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闹钟，早上六点半。“破产了就破产了，你让我再睡会儿……昨晚失眠到三点。”
“股价从六十跌到零了！”
“零？”我坐起来了。
“零！一分钱都不值了！”
“我们赚了多少？”
“一亿两千万。加上之前做空贝尔斯登赚的一亿两千万，总共两亿四千万。”
我愣了两秒。
然后躺回去了。
“你再睡会儿吧。”伊莎贝拉说。
“不睡了。我在想，这钱怎么花。两亿四千万，可以买很多东西。”
“投资量子计算。这是正事。”
“我知道。但除了那个呢？”
“给铁子买套新碗。他那些碗用了十年了，都有缺口了。上次他洗碗的时候被缺口划了手，流了好多血。”
“好。再加一套新锅。铁子叔最近想学炒菜，虽然我不看好。”
铁子听说之后，说了一句：“你们这是发国难财。人家破产你们赚钱。”
伊莎贝拉说：“不是国难财。是做空。做空是合法的。而且，我们不是在发国难财，我们是在惩罚那些造假的公司。雷曼兄弟造假，害了很多人。我们让他们付出代价。”
“怎么惩罚？”
“让他们的股价归零。让他们的股东亏钱。让他们的管理层失业。这就是惩罚。不是枪毙，是经济制裁。”
铁子沉默了几秒。
“那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伊莎贝拉想了想：“都不是。我们是——市场。市场没有好坏。市场只有对错。对了赚钱，错了亏钱。我们对了，所以我们赚钱。”
铁子摇了摇头。
“金融真复杂。还是洗碗简单。”
“不是复杂。是简单。简单到——只有赢和输。没有平局。”
铁子继续洗碗。
我看着他洗碗的背影，忽然想，如果铁子去做金融，他可能是最厉害的交易员。因为他什么都不在乎。他只在乎碗洗没洗干净。这种心态，做交易稳赚。
七、量子计算机的突破——以及我的第一次想哭
2008年底，南宫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天她破天荒地没在实验室里过夜，而是跑回了家。她进门的时候头发乱得像鸟窝，眼睛下面两个大黑眼圈，白大褂上全是咖啡渍，但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发光。那种光我见过——她第一次扫描出文物分子结构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
“姜建军，我们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
“量子计算机。三个量子比特。能跑算法了。”
“什么算法？”
“肖尔算法。质因数分解。”
“分解多大的数？”
“十五。”
“十五？三乘五？”
“对。三乘五。”
我看了看铁子。铁子正在洗碗，头都没抬，水龙头哗哗地响。
“就这？”我问。
“别小看三乘五。”南宫月的语气突然变得很严肃，像是老师在教训不听话的学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量子计算机分解质因数。虽然只有十五，但它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对的。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五个量子比特、十个量子比特、一百个量子比特。到了一百个，就能分解几百位的数字。到了那时候，所有的加密系统都会失效。银行、军队、政府、电商，全部裸奔。”
我靠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
三乘五。十五。
这个数字很小。但它代表的东西，很大。
铁子这时候从厨房探出头来：“所以你们造了个计算机，就是为了算三乘五？”
南宫月说：“对。”
铁子说：“我口算也能算出来。三乘五等于十五，幼儿园就会了。”
南宫月说：“但你算的是一瞬间。我们算的，也是一瞬间。一样快。”
铁子说：“三分钟？我口算三秒钟。你比我慢。”
南宫月说：“铁子叔，你不懂量子力学。”
铁子说：“我不懂。但我知道三乘五等于十五。不用三分钟。三秒钟就够了。”
南宫月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了她眼里的绝望。那种绝望是“我跟一个文盲解释了相对论”的绝望。
“铁子叔说得对，”我说，“但我们这个计算机以后能算更大的数。几百位，几千位。”
铁子想了想：“几百位的数，普通人也不会去算。谁需要算几百位的数？”
南宫月放弃了。她转身回了实验室。
“南宫月，你觉得我们多久能做到一百个量子比特？”我追出去问。
“五年。”
“太久。”
“三年。”
“还是久。”
“两年。最快两年。但需要投入很多钱。设备要升级，团队要扩大，场地要扩建。”
“多少？”
“二十亿美元。”
二十亿美元。
我们有吗？没有。但我们可以赚。
“伊莎贝拉！”我喊她。
她从书房探出头，嘴里还叼着一块饼干：“干什么？我在吃早餐。”
“我们需要二十亿美元。”
“干什么用？”
“造一百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
“什么时候要？”
“两年后。”
“行。我去赚。”
她缩回去了。
第二天，她开始做空更多的金融股。花旗、美林、AIG——一个个来。每一个都赚得盆满钵满。
到2009年初，我们手里有了十亿美元。
还差十亿。
伊莎贝拉说：“不够。需要更多。”
“怎么赚？”
“做多。”
“做多什么？”
“黄金。”
“黄金？为什么是黄金？”
“金融危机的时候，黄金是避险资产。所有人都会买黄金。金价会涨。这是常识。”
“你觉得涨多少？”
“至少一倍。八百到一千六。”
伊莎贝拉拿出十亿美元，买了黄金期货。
2009年，金价从八百美元涨到了一千二百美元。她平仓，赚了五亿美元。
还差五亿。
“怎么办？”我问。
“做多科技股。”伊莎贝拉说，“金融危机过后，科技股会反弹。苹果、谷歌、亚马逊——都会涨。这是第二次机会。”
她又拿出十亿美元，买了科技股的看涨期权。
2010年，苹果从二百美元涨到了三百美元，谷歌从四百涨到了六百，亚马逊从一百涨到了二百。她平仓，赚了十亿美元。
我们手里有了二十五亿美元。
“够了。”南宫月说。
八、一百个量子比特——以及我的第一次失眠
2010年，南宫月带着团队，开始攻关一百个量子比特。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百个量子比特，意味着需要控制一百个量子态。每一个量子态都对环境极其敏感——温度、磁场、振动、甚至是宇宙射线，都会干扰它。你呼吸重一点，它可能就乱了。
铁子问：“宇宙射线是什么？听起来很厉害。”
我说：“从太空来的粒子，速度很快，能穿透很多东西。”
铁子说：“那你们把机器放到地下室不就行了？地下室宇宙射线少。”
南宫月说：“地下室也不行。宇宙射线能穿透几米厚的混凝土。地下室挡不住。”
铁子说：“那放到月球上？月球上应该没有宇宙射线吧？”
南宫月说：“月球上也有。宇宙射线到处都有，挡不住。”
铁子说：“那你们不是白忙活了？这东西这么脆弱，怎么用？”
南宫月没回答。她转身进了实验室。
她在那里面待了整整一年。
吃在实验室，睡在实验室，连洗澡都在实验室——实验室里有淋浴间，她让人装的。林婉儿每周给她送一次换洗衣服，苏晚亭每周给她做一次身体检查，霍青桐每周给她做一次体能训练——长时间坐着不动，对身体不好，肌肉会萎缩。
“南宫月，你这样会累死的。”我说。
“不会。我是量子态的。我可以叠加。”她的声音从实验室里传出来，带着回音。
“什么？”
“我在工作的时候，也在休息。你不看我的时候，我既是工作又是休息。你看了我，我就坍缩成工作。所以你别来看我，让我叠加着。”
“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些我听不懂的话？”
“不能。因为这是我的语言。我说中文你听不懂，我说英文你也听不懂，我只能说量子力学。”
我放弃了。
陈婳给她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她在实验室里工作的样子。画里她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一支笔，脸上有墨痕。陈婳说这叫“量子睡眠”。南宫月看了画，说了一句：“这画的不是我，是波函数。波函数比我好看。”
2011年3月15日——我的生日——南宫月从实验室里冲出来。
她跑得像一阵风，头发飞起来，拖鞋掉了一只，她都没捡。她的眼睛亮得像灯泡，脸上的表情像是中了彩票。
“姜建军！成功了！”
“什么成功了？”我正在吃面条，面条挂在嘴边。
“一百个量子比特！肖尔算法！分解了六百位的数字！”
“六百位？不是十五了？”
“对。六百位。传统计算机需要几千年。我们用了三分钟。”
我愣住了。面条从嘴里滑回碗里。
三分钟。几千年。
这就是量子计算的威力。
铁子从厨房探出头：“六百位？那是多大的数？能写下来吗？”
南宫月说：“很大。写下来要一页纸。”
铁子想了想：“比一个亿大吗？一个亿是九位数。”
南宫月说：“大太多了。六百位比九位数大得多得多。”
铁子想了想：“那算出来有什么用？谁需要算六百位的数？”
南宫月说：“能破解所有的加密系统。银行卡密码、电子邮件密码、国家机密，都能破解。”
铁子脸色变了：“那我的银行卡密码你们能算出来？”
南宫月说：“能。”
铁子说：“我的密码是六个零。我故意设的，好记。”
南宫月说：“我知道。我不用量子计算机也算得出来。六个零，试一次就对了。”
铁子沉默了。
“南宫月，你太厉害了。”
“不是我厉害。是量子力学厉害。”
“那你就是用量子力学的人。”
“对。所以我也厉害。”
她笑了。
那是她一年来第一次笑。
九、世界首富——以及我妈的经典评价
量子计算机的成功，让量子科技公司的估值暴涨。
2011年，我们进行了b轮融资，估值五百亿美元。伊莎贝拉卖掉了百分之十的股份，套现五十亿美元。
2012年，我们进行了c轮融资，估值一千亿美元。又卖掉了百分之五，套现五十亿美元。
2013年，公司上市。Ipo估值两千亿美元。我们的持股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价值八百亿美元。
加上之前的现金、股票、房产、古董——我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亿美元。
一千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的钱多到你自己都数不清。不是因为你笨，是因为数字太大了。一千亿后面有九个零。你数一遍，可能漏掉一两个。
铁子问我：“你现在有多少钱？”
我说：“一千多亿。”
铁子说：“美元？”
我说：“美元。”
铁子说：“那你能买多少碗？”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碗？家里的碗不够用？”
铁子说：“我喜欢洗碗。碗多我洗着开心。碗少了没意思。”
我说：“那你想要多少碗？”
铁子想了想：“一万个。每天换不同的碗洗，不重样。”
我说：“一万个碗，一百美元一个，也就一百万美元。”
铁子说：“那才一百万？那你还剩九百九十九亿九千九百万？”
“差不多。”
铁子摇了摇头：“钱太多了，没意思。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
“你现在是世界首富了。”王小虎在旁边插嘴。
“不是。比尔·盖茨还是比我多。”
“那你是第二？”
“对。”
“那你什么时候变成第一？”
“等量子计算机大规模商用。市场会认可的。”
2014年，量子计算机大规模商用。我们的客户包括：美国政府、中国政府、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所有大国都想拥有量子计算能力。你不买，别人就买了，你就落后了。
我们的营收从每年十亿美元，暴增到每年五百亿美元。
股价涨了五倍。
我的资产，超过了比尔·盖茨。
世界首富。
铁子说：“你现在是世界第一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对。”
“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钱多到一定程度，就是屏幕上的一个数字。今天多一个零，明天少一个零，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为什么还要赚钱？”
“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做事。赚钱只是手段，做事才是目的。”
“做什么事？”
“追回文物。用量子计算机赚的钱，追回被偷走的文物。这是外公的心愿，也是我自己的心愿。”
我妈知道我是世界首富之后，沉默了很久。她坐在厨房里，围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眼睛盯着灶台上的锅，一动不动。
“妈，你怎么了？”
“我在想，我儿子是世界首富，那我是什么？”
“你是世界首富的妈。”
“那世界首富的妈，是不是应该换个大房子？”
“你想换就换。买哪都行。”
“我不想换。我就住这里。这里住习惯了，邻居都认识。换了地方没人说话。”
“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继续开餐馆。开餐馆让我开心。”
“那你就继续开。”
“那你的钱呢？”
“我的钱你随便花。”
她想了想，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那给我买口新锅吧。这口锅用了二十年，底儿都薄了，炒菜容易糊。”
我笑了。
“妈，你世界首富的妈，就要一口锅？”
“锅重要。锅不好，菜就不好。菜不好，客人就不来。客人不来，餐馆就开不下去。餐馆开不下去，我就没事干了。没事干，我就老了。”
我给她买了十口锅。各种品牌，各种材质，各种尺寸。铁锅、不粘锅、不锈钢锅、铜锅、珐琅锅。她每个都试了一遍，最后选了一口最便宜的铁锅，说：“这个顺手。其他的退了。”
这就是我妈。
十、尾声
2014年的最后一天。
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二十七岁到三十四岁，七年。从六个朋友，到六个——还是朋友。从三亿美金，到一千亿美金。从量子计算，到追回文物。从世界第二，到世界第一。”
“但我不在乎这些。我在乎的是——每天早上，院子里有六个人。泡茶的泡茶，看财报的看财报，熬药的熬药，值班的值班，画画的画画，扫描的扫描。她们都在。铁子叔在洗碗。我妈在炖汤。王小虎在吃饺子。”
“这就是我的世界。不是钱，不是权，不是名。是人。是情。是家。是每天早上那杯刚好能喝的茶。”
合上日记本，关了灯。
窗外，纽约的夜空里有人放烟花。
我看着烟花，发了很久的呆。
然后我听到楼下传来王小虎的声音：“师父！下来吃饺子！阿姨包的！再不下来就被我吃完了！”
铁子的声音：“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林婉儿的声音：“姜建军，你再不下来饺子就凉了！念慈说要给你留！”
伊莎贝拉的声音：“今天是我陪他，你们别抢！”
苏晚亭的声音：“明天是你。今天是大家。”
霍青桐的声音：“别吵了。吃饺子。”
陈婳的声音：“饺子真好吃。我画下来了。”
南宫月的声音：“这个饺子包得像量子态——叠加的。你咬之前，它既是肉的也是素的。”
我妈的声音：“没事，我给他留着。让他发完呆。这孩子从小就爱发呆。”
我笑了。
穿上外套，下了楼。
饺子是猪肉白菜的。我妈包的，皮薄馅大。铁子调了醋碟，林婉儿泡了一壶茶，伊莎贝拉开了一瓶红酒——她说吃饺子配红酒是她的新发明，没人赞同也没人反对。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我有六个朋友。
我有想保护的人。
所以，我会活着。
一直活着。
（第二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