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的春天总是来得比别人慢半拍。别处玉兰都开败了，这里巷子口的槐树才刚冒出一撮撮嫩黄，像少年人憋了许久终于忍不住窜出来的胡茬。风里裹着烧腊铺子的甜香、鱼摊的腥气，还有从美华楼后厨飘出来的、陈秀兰今天中午刚炖上的那锅牛腩的霸道香味。
八岁的姜建军蹲在美华楼门槛旁边的石阶上，手里举着一根红豆冰棍，吃得极其投入。他吃冰棍是有严格流程的——先用门牙把最外面那层薄冰刮掉，把豆沙部分完整地保留下来，最后一口含进嘴里，鼓着腮帮子慢慢化。这是他多年吃冰棍总结出的最优解，何伯庸师父看见了要骂他“玩物丧志”，朱秉璋师父看见了要拉他耳朵说“寒凉伤脾”，但老张师父看见了只会点点头说“用脑子吃饭，不错”。
今天这根冰棍吃到了第三阶段，他正含着一大口豆沙在那儿幸福地眯眼睛，忽然被一阵动静打断了。
美华楼隔壁那间关了三个月的裁缝铺，今天终于有人来看房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门口，车身擦得锃亮，连轮胎都像刚刷过鞋油。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姜建军眯着眼睛打量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能照出人影，手里提着一个深棕色的公文包，一看就不是唐人街常出没的那种人。这里常出没的是穿围裙的、穿工装裤的、穿老北京布鞋的，穿得这么正经的只有两种：来收保护费的（但自从老张在这儿之后没人敢来了）和走错路的。
但那男人没走错路。他站在裁缝铺门口，抬头看了看招牌位置，又低头看了看地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卷尺，量了量门框的宽度，又在台阶上踩了两脚试试稳不稳。前后不过五分钟，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旁边的房东。
房东接过信封，抽出来数了数，脸上那团积了三个月的乌云瞬间散了个干净，笑成一颗核桃：“林先生，您放心，水电都通着，厕所我刚找人通了一遍！”
姜建军含着最后一截冰棍棍儿，把这个场面从头到尾看了个仔细。他注意到那个“林先生”在量门框的时候，拇指无意识地摩挲了一下卷尺的金属边——何伯庸师父说过，人在看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时，手上会有一个固定的“安心动作”。这个林先生在意的是尺寸，不是价钱。
晚上陈秀兰在灶台前翻着锅铲，把这事儿说给了老张听。老张正坐在饭桌旁剥花生，面前的小碟子里已经堆了一小座花生壳的山。他“啪”地捏开一颗，把红皮搓掉，花生仁扔进嘴里，嚼了两下才慢悠悠地说：“靠谱。租客姓林，叫林正源，香港来的。何伯庸的朋友。”
陈秀兰铲子顿了一下：“何师父的朋友？干什么的？”
“开古董店的。”老张又捏开一颗，“专门收那些老书老画老瓶子。何伯庸给他掌过眼，说这人眼力还行，不是棒槌。”
陈秀兰就没再问了。在美华楼的世界观里，“何伯庸的朋友”这四个字的含金量等同于“不是坏人”，至于具体是干什么的、赚多少钱、有没有案底，那都不重要。何师父那双眼，认人比认瓶子还准。
三天后，林正源搬进来了。
搬家那天姜建军又蹲在老地方，手里这回换了一根绿豆冰棍。他看着搬家公司的卡车倒进狭窄的巷子，车屁股几乎怼上了对面烧腊铺的招牌，烧腊铺老板站在门口叉着腰骂了半分钟，但一看车里搬下来的东西——大大小小的纸箱，上面全印着繁体中文字，还贴着“小心轻放”“不可倒置”的红色标签——骂声自动降了八度。唐人街的人对“书”这种东西有种朴素而深刻的敬畏，哪怕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但凡上面有字的箱子，大家搬起来都会下意识轻一点。
林正源站在卡车旁边，手里拿着一张清单，一支红笔在纸上勾勾画画。他今天换了件藏青色的夹克，没打领带，但袖口的扣子依然扣得整整齐齐。姜建军注意到他勾清单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停留的时间不一样——有的箱子看一眼就打勾，有的要凑近盯着看好几秒才落笔。
姜建军把冰棍棍儿从嘴里抽出来，走过去站在林正源旁边，仰着头问：“林叔叔，你这书是新的还是旧的？”
林正源低头看了他一眼——一个穿着美华楼跑堂围裙改小版、胸口还沾着一点红豆印子的八岁男孩，正用一双黑亮的眼睛盯着他手里的清单，表情极其认真，仿佛在等一个关乎生死的重要答案。
“旧的，”林正源说，“有的是我从香港带过来的，有的来美国之后收的。”
“能卖吗？”
“不卖。”林正源继续在箱子上做记号，“这些是我自己用的。”
“哦。”姜建军想了想，“那是古董吗？”
“有些算，有些不算。”林正源这回没抬头，笔尖点了点其中一个箱子，“比如这一箱，里面有几本明代的刻本，算古董。那边那一箱，是七十年代的再版书，不算古董，算旧书。”
姜建军点点头，又问：“那古董和旧书的区别是什么？”
林正源笔停了。他低头看了这个小孩第二眼。唐人街的小孩他见过不少，大多问的问题是“你这里面有没有小人书”或者“有没有带画的”，能问出“古董和旧书区别”的，他来了美国八年头一回碰见。
“你是隔壁老板娘的儿子？”
“嗯，我叫姜建军。”
“你几岁了？”
“八岁。”
林正源沉默了两秒钟，转身从其中一个已经拆开的箱子里抽出一本书，递到姜建军面前：“送你一本。看完了来跟我说说感想。”
姜建军接过来。封面是泛黄的厚纸，繁体竖排，五个大字《股票作手回忆录》，书脊已经裂了，用透明胶带从外面粘了一道，胶带边缘都发黑了。
“这不是古董书吧？”姜建军翻了两页，“很旧了。”
“不算古董，”林正源说，“三十年前印的。但你读了不亏。”
姜建军把书夹在胳膊底下回了美华楼。他先把书放在柜台上，去后厨帮陈秀兰剥了两头蒜，又把老张交代的“把楼上的窗台擦一遍”的任务完成了，最后把何伯庸留的作业——辨认三张明代青花瓷的照片、写一段每个瓷器的特征描述——做完了，才终于坐到柜台后面的高脚凳上，翻开那本书。
书里讲的是一个叫利弗莫尔的人怎么炒股票。第一页就开始赔钱，第二页又赚回来了，第三页又赔光了。姜建军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个人倒霉的方式特别有趣——每次觉得自己行了，就马上不行了；每次觉得自己完了，又莫名其妙行了。他读到利弗莫尔在某个交易厅里跟人吵架那段，忍不住笑出了声。陈秀兰从后厨探出头来问“你笑什么”，他说“书里有人被自己的钱气哭了”，陈秀兰摇摇头缩回去了。
有些词他看不懂，比如“保证金”“空头”“轧空”，他就跳过去。但他看懂了另外一些词：贪婪、恐惧、后悔、得意。利弗莫尔在书里写了一段话，姜建军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赚大钱的时候，从来不是靠脑子，而是靠坐着不动。”他把这句话翻来覆去读了三遍，觉得不太对，又觉得好像很有道理。一个八岁的小孩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坐庄”，但他知道什么叫“坐着不动”——他每天放学回来坐柜台后面写作业，有时候陈秀兰忙起来忘记叫他吃饭，他能坐一个多小时不动弹。
三天后他把书看完了。不是因为读得快，是因为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就看，看到困了就把书页折个角、合上塞枕头底下，第二天接着看。第三天晚上十点，他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盯着天花板想了想利弗莫尔最后那段话，然后爬起来把书揣怀里，跑到隔壁敲了林正源的门。
林正源开门的时候正在对着一堆文件发愁。姜建军后来回想，那个画面很像他在何伯庸那里看到过的一幅画——一个书生坐在书堆里，桌子上铺满了纸，手里捏着笔，眉头拧成一个“川”字。只不过那幅画上的书生面前摆的是宣纸和墨砚，林正源面前摆的是表格和打印纸。
“林叔叔，书看完了。”
林正源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熬夜熬的还是愁的：“好看在哪儿？”
“那个利弗莫尔——”姜建军把书放到桌上，“他每次都亏在同一个地方。第一次赚了钱，就觉得自己是天才，然后第二次就把赚的全赔进去了。”
林正源手里的笔顿了一下：“还有呢？”
“还有他后来学聪明了，每次亏完就记住教训，然后赚回来，然后又忘了教训，又亏。”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
姜建军想了想：“因为他太喜欢自己了。他赚了钱的时候喜欢那个赚了钱的自己，就觉得那个自己不会犯错。”
林正源忽然不说话了。他看着面前这个八岁的小孩，月光从旁边的窗户照进来，在柜台前的地面上铺了一小片白，而小孩站在那片白光里，仰着头，表情认真得像在回答一道算术题。
“你几岁？”
“八岁。”
“你确定是八岁？”
“我上个月刚过的生日，”姜建军伸出三根手指头，“我妈给我煮了三个鸡蛋。”
林正源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客气或者敷衍的笑，是那种忽然在荒郊野岭走了三天发现前面有个小卖部的笑。他站起来，转身从柜子里又抽出一本书，递过来。
“这本也送你。不过这本是英文的。你要是能看完，我教你点别的。”
姜建军接过来一看——封面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行黑字：《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他翻了两页，满篇都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只有偶尔蹦出来的数字他能看懂。
“我英文一般，”他说实话，“在学校才学了一年。”
“那就查字典，”林正源重新坐下来，把那叠文件拉到面前，“查着查着就好了。”
姜建军抱着第二本书回美华楼的时候，老张还在柜台后面剥花生。他抬了抬下巴，指了指书脊：“林正源给的？”
“嗯，他说看完这本教我别的。”
老张把花生壳丢进碟子里：“你知道林正源是干什么的吗？”
“开古董店的？”
“古董店是他的兴趣。”老张又捏开一颗花生，“他正经工作是高盛的董事总经理，管着几十亿美金那种。”
姜建军手里的书差点没拿稳：“几十亿？”
“美金。”
“那他还开古董店？”
“喜欢呗。”老张把花生仁扔嘴里，“再说他古董店里那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真的。你何师父鉴过，说有个明代的笔洗他收的价格只花了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捡了个大漏。”
姜建军低头看了看怀里那本英文书，又抬头透过窗户看了看隔壁古董店亮着的灯。那盏灯在唐人街此起彼伏的霓虹招牌里格外朴素，就是一盏普通的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装。但此刻在姜建军眼里，那盏灯亮得像一座宝塔。
他抱着书回房间了。
接下来两个月，美华楼后厨楼上那间小阁楼里，每晚都亮着一盏台灯。台灯下面摆着一本英文字典、一本英汉词典、一本《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还有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草稿纸——那是陈秀兰从账本后面撕下来的空白页。姜建军每天晚上的流程是这样的：先做学校作业（二十分钟），再做何伯庸的鉴物作业（半小时），然后翻字典看这本英文书（时间不定，短则一小时，长则到眼皮打架）。
查字典是个苦活儿。他英文底子薄，一页书上有三十个不认识的词，他就一个一个查，把中文意思写在草稿纸上。有些词查出来意思还是不懂，比如“arbitrage”，字典上写“套利”，他不懂什么叫“套”，也不懂什么叫“利”，干脆在草稿纸上画了个小人，左手拿个苹果右手拿个梨，中间画个等号，下面写“换着赚”。后来他自己翻回来看这个解释，居然觉得挺对。
还有一段话他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才明白。格雷厄姆在书里讲了一个叫“市场先生”的人——这个人每天跑来给你报价，有时候高兴就报个高价，有时候恐慌就报个低价，但你不用理他，只有他报价合你心意的时候才跟他做交易。姜建军把这段读了三遍，然后拿笔在草稿纸上写：“市场先生=何师父说的那种‘看着像宝贝其实是赝品’的客人。叫得越欢，越别信。”
两个月后，他终于磕磕绊绊啃完了整本书。他学会了一个词叫“安全边际”，还学会了另外一个词叫“市场先生”。至于具体怎么用，他还不太清楚，但他至少知道了两件事：第一，买一个东西之前要先想好它最低值多少；第二，别人的情绪不一定是你的情绪。
他把书还给林正源的那天是个周五。林正源接过来看了看书页——边角全卷了，里面折了十几个角，书脊上多了一道新的裂纹——但他没心疼，把书往旁边一搁，说：“好。明天下午放学，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下午三点半，姜建军从学校门口出来，林正源的黑色轿车已经等在那儿了。他今天没穿校服，因为林正源特意交代“穿你最好的衣服”——他就翻出了那件只在春节穿过的深蓝色夹克，领子有点起球，但洗得很干净。他钻进后座，发现后座上放着一本书，封面朝上，名字叫《华尔街的五十个秘密》，旁边还有一盒没拆封的巧克力。
“路上看，”林正源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到了之后别紧张。”
姜建军拿起那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拆开巧克力先吃了一块。车子穿过布鲁克林大桥的时候，他趴在窗玻璃上往外看——河面上有船，码头上堆着集装箱，远处的高楼一片一片地立在那儿，玻璃幕墙在下午的阳光下反着刺眼的白光。他以前也来过曼哈顿，但都是跟着陈秀兰去华埠进货，去的都是小街小巷。这回车子一路往南，越开楼越高，路越宽，街上穿西装的人越来越多。
车子停在一栋大楼门口。姜建军仰头往上看——玻璃幕墙从地面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顶端，阳光在上面碎成一片一片的金斑，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全穿着深色西装，夹着公文包，走得又快又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深蓝色起球夹克、运动裤、脚上一双开了胶的白色运动鞋。
“林叔叔，我穿这样能进去吗？”
“能。”林正源刷卡推开转门，“你是小学生，小学生穿校服穿运动服都天经地义。你穿西装反倒奇怪。”他回头看了一眼，“进去了别乱摸东西，别大声说话，别的都没事。”
姜建军跟着他走进大厅。大厅巨大得像一个室内广场，地板是大理石的，光可鉴人，他低头看见自己的倒影——一个头发有点翘、夹克领子翻了一半的小男孩正小心翼翼地跟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往前走。玻璃转门在他身后慢慢转了一圈，把外面的唐人街彻底关在了后面。
电梯里站了七八个人，每个人都低头看手机。姜建军偷偷数了数，六个人在刷邮件，一个人在刷股价，还有一个在林正源进来的时候抬了一下头喊了声“林总好”又低回去了。他在心里默默记下：高盛的人打招呼只用零点五秒。
到了三十七楼，电梯门一开，姜建军被眼前的景象震了一下。整个办公区是开放式的，一排一排的工位整整齐齐，屏幕上全是花花绿绿的线条和数字，偶尔有人站起来端着咖啡快步走过，脚下像踩了风火轮。林正源领着他穿过工位区，走到靠窗的一个位置，拉开椅子让他坐下。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账户，”林正源弯腰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跳出一个界面，“虚拟盘，不是真钱。但走势跟真盘一模一样。你今天下午坐这儿看，看完告诉我你能看出来什么。”
姜建军坐上去，椅子有点高，他够不到桌面。林正源从旁边拉了个小凳子垫在他屁股底下，高度正好了。
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数字跳动着，姜建军盯着看了五分钟。那些线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旁边还有一根根小柱子，高的矮的参差不齐。他什么也没看懂，但记着利弗莫尔书里说过的一句话——“价格会骗人，量不会。”
他又看了五分钟。
“林叔叔。”
林正源正在旁边工位回邮件，头也没抬：“嗯？”
“这根一直往上的线是什么？”
“纳斯达克指数。”
“这些一条一条的小柱子呢？”
“个股成交量。”
姜建军点点头，继续看。又过了五分钟，他忽然往前凑了凑，指着屏幕上某个位置：“林叔叔，你那个朋友是不是亏钱了？”
林正源的键盘声停了。他走过来站在姜建军身后，弯腰看着屏幕：“你怎么看出来的？”
姜建军伸出小手指着屏幕上的几根线：“他今天早上十点买了一只股票，你看这根线，十点的时候往上跳了一下，然后十点半又跳了一下，他没卖。十一点开始往下掉，掉到十二点他卖了一半——你看这里成交量忽然变大了，说明有人大笔卖出。然后下午又涨回来了，他没有买回来。然后——”他把手指移到旁边，“他刚才又买了另一只，买完就开始掉。”
林正源蹲下来，跟姜建军平视：“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姜建军想了想，很认真地说：“他应该十点半把第一只卖了。然后等十一点半跌到最低的时候买回来，下午涨上去再卖掉。这样他今天能赚两回。”
“你怎么知道十一点半是跌到最低了？”
姜建军指着成交量那排小柱子：“你看跌的时候后面的柱子越来越短，说明卖的人少了。卖的人少了就不会再跌多少了。格雷厄姆书上说，价格低的时候量也低，说明没人愿意卖了，那就是底。”
林正源蹲在那儿，沉默了整整五秒。然后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座机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小李。”他的声音很平稳，但姜建军注意到他拿话筒的右手拇指在话筒边缘来回摩挲，“你今天早上买了那只科技股吧？我就知道……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隔着屏幕都闻到味儿了。你听我说，明天一早……不行，你今天收盘前必须给我处理一半……别跟我讲‘我觉得它还能涨’，你上次‘觉得’的时候亏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走到窗边，声音低了。姜建军坐在屏幕前继续看那些线，他注意到那个叫小李的人刚才买的那只股票又往下掉了一小截。他把这个发现记在心里，等着林正源打完电话。
林正源回来的时候脸色缓和了不少。他重新蹲下来：“你刚才说的那些，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我自己看的。”姜建军指着屏幕，“利弗莫尔的书上写了成交量比价格重要，卖的人少了就到底了。然后你送我的第二本书里有一段讲市场先生，说他会发疯，你等他发完疯再跟他做生意。”
“你把那本书全看完了？”
“看完了。”
“英文的。”
“查字典看的，”姜建军老实说，“有些词还是不太懂，但大概意思懂了。”
林正源沉默了一会儿，拉了一把转椅坐在姜建军旁边，转过来面对他：“我教你一个词，叫情绪周期。股市涨跌，看起来是数字在变，其实是人的情绪在变。高兴了买，害怕了卖。你刚才做的，就是识别情绪——那个小李十点半没卖，是因为他高兴，觉得还能涨；十一点半卖了一半，是因为他开始害怕了。你比他自己还清楚他的情绪。”
姜建军想了想：“那他不适合炒股？”
林正源笑了一声：“确实不适合。但是他是我朋友，所以我得帮他。”
“你直接让他别炒了不行吗？”
“说了。他说他控制不住。每到周五下午就手痒，不买点什么都觉得周末白过了。”
姜建军又想了想：“那你给他定个规矩嘛，比如涨了百分之十必须卖一半，跌了百分之五就得全清仓。他照着规矩来，就不用自己动脑子了。”
林正源安静了好几秒。然后他掏出手机，拨了个号。
“喂，小李。我跟你商量个事……从明天开始，你的交易软件我来帮你设风控参数。你不能自己手动卖了……对，强制平仓，到了线系统自动给你卖掉。不接受？那你把钱转进我管的那个产品里，我来做主。”
挂了电话，他看着姜建军：“以后每周六下午，你来我店里。我教你点金融的基础。”
姜建军问：“收费吗？”
“不收费。你教我冷静，我教你算账，咱俩扯平。”
姜建军觉得这笔交易挺划算的。他的师父团从三个变成了四个——老张教阵，何伯庸教物，朱秉璋教医，现在又来了个林正源教钱。他把这个四个手指头在心里掰了一遍，觉得每个手指头都沉甸甸的。
林正源把屏幕上的虚拟盘关了，站起来：“走吧，带你下个楼。”
下楼的时候走的不是电梯。林正源带着他走楼梯，一层一层往下，每层都停下来隔着玻璃门看一眼——三十七层是交易部，全是屏幕；三十六层是研究部，全是文件柜；三十层是会议室，玻璃墙里面一群人围着长桌，表情严肃得像在开追悼会。
“看见那些人了吗？”林正源指着会议室的玻璃墙，“他们在讨论下个季度的策略。”
“他们为什么都皱着眉头？”
“因为市场最近在跌，他们怕自己的策略错了。”
“那怕有用吗？”
“没用。”
“那他们为什么还怕？”
林正源低头看了看姜建军：“因为人是会怕的。你以后也会怕。”
姜建军想了想：“那我怕的时候就想想市场先生。”
林正源笑了：“对。你怕的时候就想想市场先生。”
他们走出高盛大楼的时候，天色暗了。华尔街的路灯刚亮起来，暖黄色的光照在路面上，把那些匆忙的脚步拉成一道一道的长影子。姜建军书包里多了一叠A4纸，是林正源打印的“市场基础术语表”，上面用圆珠笔画了重点——情绪周期旁边打了个五角星，成交量旁边画了个笑脸。
“林叔叔，”姜建军边走边问，“以后我真能靠这个赚钱吗？”
“能。”
“能赚多少？”
“看你想赚多少。”
姜建军认真想了想：“够给我妈换双新鞋就行。她那双鞋后跟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了，走路有点歪。”
林正源看了他一眼：“你妈穿多大鞋？”
“三十七。”
“行。下次来的时候我给你带一双。”林正源说，“算我送你的第一份学费回报。”
姜建军愣了一下：“你真送？”
“真送。”
“可是何师父说‘无功不受禄’……”
“你刚才那一席话，比我见过的很多分析师都值钱。一双鞋算什么。”林正源拍了拍他肩膀，“你以后就明白了。现在先回家写作业吧。”
姜建军回到美华楼的时候，陈秀兰正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在灶台前忙活。油烟腾起来，她侧着脸用肩膀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围裙口袋里别着一把木勺，是她炒菜翻锅用的那一把，勺柄被手心磨得光滑发亮。
“妈，我回来了。”
“去哪儿了今天？”
姜建军把书包放下：“跟林叔叔去他上班的地方了。”
“他去哪儿上班？”
“华尔街。”姜建军走到饭桌旁边坐下，“他说教我学金融。”
陈秀兰手里的锅铲没停，在锅里翻了两下：“他教你？”
“嗯。他说以后每周六下午去他古董店上课。”
陈秀兰沉默了两秒，锅里的菜翻了最后两下，装盘。她端着盘子转过身，擦了擦手：“行。别耽误功课就行。”
“不耽误。何师父说了，金融跟鉴宝差不多，都是看人。”
陈秀兰把菜端上桌：“那你觉得你以后想干什么？”
姜建军拿起筷子想了想：“还没想好。先学着呗，反正学多了又不压秤。”
陈秀兰笑了一下，转身回厨房了，围裙带子在身后甩了一下。
姜建军一个人坐在桌前扒饭。刚吃了两口，老张从楼上下来，端着茶杯坐到他对面。老张今天没剥花生，而是抱着一个紫砂壶，小口小口地抿，眼皮半耷拉着，看着像刚午睡起来。
“今天跟林正源去华尔街了？”
“嗯。”
“学了什么？”
“学了看成交量，学了情绪周期。”姜建军夹了一块红烧肉塞嘴里，“还看了他一个朋友的虚拟盘，那个朋友亏钱了。”
老张喝了一口茶：“那你知道林正源为什么要教你吗？”
“他说我比较冷静，他朋友太冲动。”
“不止这个。”老张放下茶杯，“他是看中你了。你八岁，看一本英文书能看出来情绪周期。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也看过那本书，但他看到的是‘怎么赚大钱’，你看到的是‘人为什么会亏钱’。你比他当年冷静多了。”
姜建军嚼着肉想了想：“所以他是想培养我？”
“培养？他说是教你。但你觉得一个高盛的董事总经理，会闲到每周六下午去教一个八岁小孩？”
“那他图什么？”
老张笑了：“图你以后帮他管钱。”
姜建军筷子停在半空：“帮他管钱？”
“不用急，你才八岁。”老张站起来，端着紫砂壶往楼梯走，“不过你可以开始想了——你以后到底想管多少钱。想好了告诉我，我好提前给你把美华楼的红烧肉份额留上。”
他走到楼梯口又回头补了一句：“反正不管你管多少钱，美华楼永远给你留着一碗红烧肉。林正源给你开多少工资都不如这个实在。”
姜建军坐在空荡荡的饭桌前，对着那盘快见底的红烧肉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他低头把最后一块肉夹起来放进嘴里，嚼得很慢。
他八岁。他有四个师父了。书包里还揣着一叠华尔街的术语表，兜里有一块中午陈秀兰塞给他的芝麻糖，鞋底下沾着高盛大楼门口的灰。
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运动鞋——鞋头开了个小口，露出里面灰色的袜子。他想，要是林正源真给他妈买了鞋，那他下回见到小李叔叔的时候，可以多帮他看两眼那个虚拟盘。
反正看盘又不要钱。
他放下筷子，把那叠术语表从书包里抽出来，铺在饭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念：
“情绪周期……分四个阶段……乐观、兴奋、狂喜、恐慌……”
念到“狂喜”的时候他笑了一下，因为他想起利弗莫尔每次“狂喜”之后马上就开始倒霉。
“不能狂喜，”他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个规矩，“狂喜了就容易倒霉。”
然后他收起术语表，上楼写作业去了。
华尔街还没意识到，今天下午有个穿开胶运动鞋的小孩来过他们的大楼，坐在三十七层的屏幕前面，用八岁的眼睛看穿了一个成年人的恐惧和贪婪。他们更不知道，这个小孩以后会在这条街上掀起多大的浪。
但美华楼的人知道。老张知道，何伯庸知道，林正源也知道。至于陈秀兰——
她只知道儿子今天回来的时候眼睛比往常亮了一点，吃饭的时候多扒了半碗。
那就够了。
（第六章完）
林正源正式加入“师父团”。姜建军从三个师父变成了四个。华尔街还不知道这个穿校服的小学生以后会在他们的地盘上闹出什么动静。美华楼楼上的小阁楼里，又多了一盏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