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朱常洛在奏疏中请求朱翊钧乾纲独断，勿为群僚所惑。
朱常洛的奏疏到了朱翊钧的案头之后，朱翊钧仔细读过之后，将朱常洛叫来了，朱翊钧认为朱常洛对于辽东的事务还有很有见地的，没有像这些朝臣一样喊打喊杀，这点就很好。
朱翊钧问道：“哥儿的奏疏，朕看了，哥儿还是有见地的，不过哥儿以为，解决辽事，重在什么？”
朱常洛说道：“儿臣以为，重在钱粮。”
对于这个判断，朱翊钧也是同意的，解决辽东问题，现在对于大明朝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钱粮问题，大明的这些官员们又不是傻子，他们并非不知道建州女真已经做大，但是大明朝廷现在的财政问题已经是十分严重的，朝廷的财政无法支撑大军在辽东长期作战的。
所以他们主张调集诸镇精锐，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对于他们的这种想法，朱常洛自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朱翊钧也有自己的想法，要是将辽东的战事长期化，一个问题就必然无法回避，自然就是钱粮的问题，大明长期在辽东和建州对峙，所需要的钱粮自然是天量的，朝廷到哪里去筹措这么多的钱粮。
比起银钱，更加要命的是粮秣等物资，由于辽东的军屯荒废，辽东本地的出产连支应辽东官军都不足，辽东粮价腾贵，朝廷要是再长期以大兵屯驻辽东，大量的物资转运，粮秣调集都能够将整个大明朝廷给拖垮，这点在东征援朝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由于现在实施的是一条鞭法，大明的夏税秋粮大部分都是征收的折色，之所以要征收折色银两，主要是因为白银方便运输，而且对于朝廷来说，这样也方便调拨，大明朝廷的主要开支也是白银，所以朝廷的赋税从本色物资变成了折色银两，这样当然是能够缓解朝廷白银用度不足的问题。
但是也加剧了边镇的军储不足，之前朝廷实施的本色开中制度，也就是商人向边镇缴纳粮食，充作军储，从朝廷这里获取盐引销售，但是在孝宗朝将本色开中改为折色开中之中，盐商只需要到户部缴纳银两就可以购买盐引，不必再运输物资到边镇去了。
这就导致了边镇的军储不足，粮价腾贵，而在实施赋税征银之后，边镇就更加困顿了，朝廷不愿意费时耗力的向边镇转运各种物资，而是以京运年例银的方式折银发给，但是朝廷又经常欠饷，即便是发给了饷银，由于边镇物资匮乏，这些几经克扣的饷银根本养不活士卒们和家人。
边镇的仓库中也缺乏支持军事行动所必须的粮秣等物资，这些都极大的制约了朝廷用兵的能力，所以眼下这些官员们主张调集精锐，速战速决，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主要是从财政上考虑的。
但是朱常洛说道：“父皇，若不能胜，则辽镇残破，东虏日益猖獗，朝廷财政恐更不能支，且辽东将门，亦不能制也。”
这点确实是朱翊钧现在所担心的事情，朝臣的建议当然也有有一定道理的，调集诸镇精锐，一鼓作气，一举荡平建州部的话，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是最为可行的方略，对于财政的压力最小，但是风险同样的很大的，一旦朝廷所调集的诸镇大军战败，朝廷在短时间内恐怕就无法再组织起官军来征讨建州部了。
到时候就会放任建州部继续做大，持续的对大明放血，这点是极为要命的，所以朱翊钧对于此事也是举棋不定，尤其是朱常洛多次上奏，认为建州不可轻取，辽兵不可重用，熊廷弼也是这个意见，关系到和战的大事，朱翊钧还是觉得要和朱常洛当面谈一下，毕竟朱常洛对于辽事很重视。
朱翊钧说道：“眼下太仓支绌，若按熊廷弼的方略推动，数倍于前，朝廷从何支应？”
这点也确实是朱翊钧所考虑的问题，按照之前熊廷弼和朱常洛所提出的方略，不仅仅耗时漫长，更加重要的就是所需要的钱粮更是数倍于大军所需，不管是修葺边墙，训练新军等，所要消耗的钱粮都是极为庞大的。
以训练新军为例，不仅仅需要大量的军饷，还要调拨大量的军器、粮秣等，光是运输这些粮秣物资，所消耗的就极为不菲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就成为了制约大明方略最要命的问题了。
朱常洛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他也对朱翊钧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就是现在这种方略，虽然耗资巨大，但是并不是一次投入，分成数年投入的话，对于朝廷当前的财政来说，反而比孤注一掷要轻一些，同时也更加稳妥。
第二就是现在辽东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白银，更加重要的是物资，而征调这些物资，可以采取的方式就相对比较灵活了，这些也都是可以想办法的。
第三一点就是朝廷也可以借此机会对于之前一条鞭法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以纠正，并且逐步加强朝廷的财政，以辽事为支点，撬动大明的财政问题。
一说到钱，朱翊钧自然是兴奋起来了，大明朝廷上下，最大的问题的就是银子，解决了银子的问题，就解决了大明朝廷上一大半的问题。
朱常洛对朱翊钧说道：“父皇，儿臣看大明财政，泰半源自盐税，而盐税之重，又在于两淮。”
朱翊钧听了之后，当即说道：“哥儿，此事重大，万不可孟浪！”
朱翊钧当然知道两淮盐税对于大明财政的重要性，他也知道两淮盐税积弊甚重，但是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轻举妄动，这些盐税和他们背后的士绅团体，在大明的势力是极大的，即便朱翊钧想尽各种办法敛财，但是对于这帮盐商，朱翊钧都不敢下手，可见其中的厉害程度。
朱翊钧认为朱常洛想动盐税，那是要出大事的，盐税决不能动，否则就会激起大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