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朱翊钧是皇帝，但是在这些盐商和官员们眼中，朱翊钧这个皇帝也不过就是跪着要饭的罢了，要给多少盐税，那是要看自己的心情才对。
朱翊钧当了四十年多年的皇帝，对于大明其中的各种情弊，朱翊钧还是非常之清楚的，盐税是朝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似大明赋税主要是田赋和徭役折色所组成的，但是田赋和徭役折色并不是全额解运到太仓的，这里面存在起运和留存，按照大明的制度，三分留存，七分起运。
但是实际上，地方官府会以各种形式增加留存，减少起运，其中最普遍的做好就是捏灾诓赈，通过虚报灾情，骗取朝廷的赈济，因为朝廷对于灾荒地区最普遍的做法就是蠲免赋税，也就是免去应当起运的钱粮，但是地方官府就可以以此为由，大肆征敛，继续向百姓征收赋税，好中饱私囊。
即便是没有灾荒，地方官府也会以各种理由申请减少起运，所以对于朝廷来说，最为稳定的财政收入就是盐税了，朱翊钧当然知道盐税尤其是两淮盐政弊端不少，但是要是真的大动干戈，必然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所以盐政是千万动不得的。
朱翊钧对朱常洛说道：“哥儿关心朝廷，自然是好事，但是哥儿知道吗，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此朝野之所知也。”
东南盐商的豪富，其实在大明并不是什么秘辛，朝廷上下都是很清楚，不少官员都曾经上疏要求朝廷整顿盐政，朱翊钧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但是朝廷所派出去的钦差，不管是巡盐御史还是整饬盐政部院，都没什么大的改善，这其中的利益，足以使得朝廷所派出的钦差不敢有所作为。
以两淮盐商为例，他们每年从食盐中获取的利润粗略估计就达九百万两，但是他们只用向朝廷缴纳不到一百二十万两的盐税，但是用于贿赂各级官吏的所谓规费便达三百万两，在这些银子的支持下，整个大明官场上下都是在为这些盐商的说话的。
朱翊钧不是没有想过从盐税中分润一笔，但是所面对的事整个官僚与士绅阶层的反抗，即便朱翊钧是皇帝，也无法解决此事。
朱翊钧命令李恩将厂卫有关盐政的奏报给朱常洛看，大明现在盐政壅塞已极，私盐横行，无法禁止。
万历初年庞尚鹏等人也整顿过盐政，但是到了现在早就被破坏殆尽了，朱常洛看着这些奏报，朱翊钧说道：“盐政之弊，无外私盐，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余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所谓私盐者，乃当官掣过按，淮使者瓜期已满，而尚未之详也。祖制每引重八百斤，多一斤则注割没银一分，多十斤则注一钱，多至四十斤，则割没而外，另拟罪罚。今每引轻者千二百斤，重者千四五百斤。食盐之人，止有此数，而称过关桥，盐数则倍之。关桥一验，仪真再验，皆虚应故事，而牢不可革，积壅不行，弊由于此矣。”
这些事情，朱翊钧都是十分之清楚，但是这些事情，知道和能够处理是两码事情，朱翊钧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盐政这事，动不得的。
朱常洛当然知道两淮盐政的复杂性，他也很清楚连朱翊钧现在都无法处理两淮盐政，自己就更不行了，但是大明并非只有两淮盐场，就在京师附近，就有长芦盐场，在河东盐场减产之后，长芦盐场就成为大明北方重要的食盐生产基地了。
原本长芦盐场地位与两淮等量齐观，但是随着开中制的破坏和两淮盐商集团势力的大增，长芦盐场逐渐破败，现在行盐远远不如两淮，但是朱常洛很清楚，只要朝廷能够投入，同时制止灶丁的逃亡，改善灶户的待遇，长芦盐场生产的食盐，是绝对能够和两淮相抗衡。
同时就是对于开中法的部分恢复，即便是现在，朝廷也仍旧没有完全废除开中法，只不过开中食盐在朝廷的盐课中所占比例大幅度降低了，按照户部的奏报，只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四盐运司仍旧开中，常年开中共145万6868引，其中两淮70万5180引，两浙44万6769引，长芦18万806引，山东12万6110引，这些开中食盐，是朝廷保证军储最后的手段的。
朱常洛提出整顿盐务，主要是针对长芦盐场的，朱常洛请求整顿长芦盐政，将长芦增产的食盐用于开中，以增加辽东的边储，同时用食盐之利在北直隶振兴朝廷的各种官营工场，以整顿军备，加强水师。
朱常洛认为，大明对于建州最大的优势就是水师，建州部没有水师，而朝廷可以利用水师从登莱、天津、朝鲜等处向辽东、辽南转运物资，增派援兵，从各个方向对建州部加以制衡。
同时对于朝鲜，朱常洛也有自己的看法，朝鲜虽然因为之前的倭寇之乱，确实是遭到重创，出兵是不现实的，而且朝鲜军队也实在是靠不住，与其如让他们出兵，不如要他们向辽东官军转运粮秣，对于辽东官军来说更是现实一点。
除此之外，就是对于如佟氏这样和建州部走的很近的将门，要予以铲除并且加以抄没，所得的财物一部分充作军资，另一部分分给辽东的这个军头们，把这些大小军头安抚住，守住抚顺、鸦鹘关一线，等待大明的新军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