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制定了一个庞大的以工代赈计划，主要是以修缮道路和水利作为朝廷赈济百姓的手段，朱常洛很清楚，必须要安抚流民，给这些流民找到事情做，才能够安定住现在的大明。
从袁可立在北直所实施的各种水利设施来看，虽然现在灾荒不断，但是通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新作物的推广使用，朝廷只要赈济得法，百姓起码能够活下去，同时借用这些大规模的工程营建，将这些流民中的精壮之士控制起来，防止他们造反作乱，这点也是极为重要的。
朱常洛很清楚，只要能够稳住官军和流民中的精壮之士，即便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要闹事，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朱常洛准备在北方各省以朝廷的名义招募流民，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和道路的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从京师到开封府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仅是是加强京师和河南的联系，同时也是便于朝廷调度官军，运输赈济物资的重要的通道，这条道路是必须要修缮的。
但是修缮道路，需要大量的投入，现在固然是缺乏银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缺乏粮食，这些可都是重体力劳动，需要大量的粮食，而现在北方最缺乏的就是粮食，这点朱常洛也是很清楚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常洛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现在整个大明的粮食都是十分之紧张的，即便是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现在也主要依靠湖广的粮食，所以从南方调运粮食这点已经是不可行了，而且现在东南八府保证漕粮都已经是非常之艰难的事情，再要大量从南方调运粮食的话，恐怕对东南八府逼迫过甚。
所以只能够大力发展海运，从暹罗、占城等盛产粮食的地方转运粮食进入大明，不过要想大规模的从海上解运粮食到北方，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新上任的广东水师总兵俞咨皋就向朱常洛上疏，说明现在闽粤走私猖獗，海盗横行的情况。
官军水师不振，仅剩一些小型船只，大型战舰缺乏，难以出海剿除这些海盗，同时西夷在南海也逐步扩充自己的势力，这点是最为值得警惕，尽管朱常洛已经在开始建设水师了，但是水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建设起来的，官军在北直、山东、辽东一带，还能够控制海面，但是在闽粤等南方水域，官军水师的力量就极为薄弱了。
不过现在朱常洛急需钱粮，自然是要要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的，首先就是在天津、登州、朝鲜设立市舶使司，允许东南的商人到朝鲜榷场来与倭人进行贸易，同时由天津海防水师负责查禁走私，制定关税税则，对于进口、出口物资征收关税，同时对于船只也要征税，各处船只驶入开海的各个港口，都要按照船只大小缴税。
同时对于金银、铜料、硫磺等进行禁榷，这些物资都必须在征税之后由朝廷进行收买，而朝廷给付这些商人的，主要是铜钱和银币，虽然朱常洛目前还没有将大明的银币铸造出来，但是这些事情对于内官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同时要鼓励商船从南方携带粮食的，所携带的粮食可以抵扣赋税，以此解决朝廷在北方的粮食问题。
不过就对倭贸易征税一事，朱常洛还需要和申用懋等人商量，同时命令户部制定相关的税则，这是使得东南的商人打破闽粤对于海上贸易垄断的一个重要的措施，现在朱常洛必须借重于资本雄厚的东南士绅们，抄家固然爽快，但是朝廷在地方是还需要倚仗这些士绅们。
从某种意义上的，士绅们帮助朝廷稳定了乡里，尤其是在现在力有不逮的情况下，朝廷只能够先对于东南士绅们加以安抚。
而除了通过加强与倭国的贸易，并且从中征税之外，还有就是对于地方势力下手了，朱常洛很清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除了天灾之外，人祸也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兼并严重，地租沉重，逼的百姓们求生无路，自然是要沦为流民的。
所以必须打击地方势力，加强朝廷对于这些地方的控制，朱常洛首先是动支内帑五十万两，给屯田都御史王象晋，令其在北方四省收买粮食，用于赈济百姓，但是不准加价，以摊派的形式摊派给地方的豪绅大户，地方官府自然是很清楚哪些士绅家族是有粮食。
必须要让这些大地主交出粮食，否则就是囤积居奇加以打击，同时以上谕的形式实施粮食限价，敢于涨价的粮商，责成地方官府处置之后将其粮食没收。
除了对于这些地方豪强下手之外，还有就是藩王，北方四省除了地主豪绅之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 藩王们，这些藩王和其党羽们，接受投献，擅自设立庄田，这些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历代皇帝往往也对他们比较优容，不去管这些事情。
尤其是潞王、福王、周王、秦王、晋王、代王、沈王等，他们在当地拥有巨额庄田，盘剥百姓，妨害地方的赋税征收，对于朝廷的财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以山西为例，山西晋王府、代王府、沈王府的庄田，主要分布在汾水流域的太原府、汾州府、大同府、平阳府、蒲州府、平定州、忻州、代州、解州、绛州、霍州，或土质较好的可因水灌溉地区，其中尤以坐落在阳曲、徐沟、沁源、忻州、定襄、崞县、代州、岳阳、虞乡、绛县各州县为最多。而山陵地带如泽州、隰州、保德州及沿边朔平府和归化等厅却没有或极少王府的土地。
这些王府占据膏腴之地，坐收大量的田租，而山西以一省之地，要供应王府宗禄、山西、大同等三镇官军，地方财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所以这次朱常洛必须要对这些王府下手，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潞王和福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