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了召见之后，重臣们满腹心事的回到了内阁在西苑的值房。
方从哲说道：“今上乃是求治之主，我等也切不可碌碌无为，诸位若有良策，要上疏陛下才是。”
户部尚书李汝华说道：“陛下已有成算，户部自当斟酌损益。”
其实朱常洛已经在其中说了大概的方向，李汝华作为户部尚书，自然是很清楚这些事情的，只不过具体要怎么落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户部需要时间来执行这些事情。
而朱常洛也在批复熊廷弼的奏疏，之前北直隶解运番麦充作战马饲料，辽东士卒使用之后认为还是非常之不错的，可以节省豆料，同时辽东也是可以种植番麦的，所以奏请大量输入番麦，作为辽东屯田和战马饲料之用。
朱常洛当即下达了上谕：“辽东一岁大约用本色米豆二百余万，合截漕召买。淮安、天津、山东、真保、永、冀等处，已分任其十之七八。据饷司呈称，派买于辽者仅六十万石，而不为旱魃为虐，饥馑瀳至。据饷臣咨，应照将原派之数，酌议截漕及关内召买二项，以为补足。其原派辽米二十五万石，今除天津截漕二十万五千石，为明春运计外，再截漕二十万。其原派辽豆三十五万石，今改于真、保各处派番麦二十五万石外，再增买豆二十五万。今以米言之，截漕二十万，而原派数所少者亦仅五万石，今合以所少米之五万，听饷臣临时以上纳事例召买内再为酌处。内外任事诸臣，虚衷共济，无为争执推诿，以救辽左目前之厄。”
朱常洛还设立了屯田都御史一职，以王象晋为屯田都御史，负责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省屯田荒政事宜，负责在北方四省推广新作物，所需要的各种物资，由朱常洛的内帑支给，同时为了加重王象晋的权力，朱常洛赐天子剑一把、王命旗牌一副，知府以下由不听节制的，得专杀之。
王象晋的责任是很重的，不仅要推广各种新作物，更加重要的就是安定百姓，使得百姓能够免于沦为流民，所以朱常洛对于他是寄予厚望的，所需要的各种种子，责成北直隶优先供应，仅次于辽东军粮。
而朱常洛之前已经给北直的各大官营工场拨款，以扩建这些工场了，其中比较受朱常洛重视的就是长芦盐场了，盐税在朝廷财政中所占据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在大明财政中，“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每年两淮盐场所出产的二百万引食盐，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朱常洛不是没有想过恢复开中法，但是朱常洛很清楚，现在盐税一年的收入是一百万两，在朝廷的各项收入中，是现银最多的一笔。
当然，朱常洛也非常之清楚，这点银子，纯属是打发叫花子的，之前赵焕担任户部尚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估计，大明的私盐与官盐之比，大概在二比一左右，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食盐是私盐。
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欲多行官盐，必危及私盐。而私盐在市场上反较官盐更具竞争力，原因在于官盐价昂质次，私盐价廉质优。官盐税重，又要负担种种需索，成本高，售价必昂；私盐无需纳税，成本低，定价自由。如湖广之淮盐，官盐约每斤售银一分，价涨之时或至六分；私盐或止一分五银每百斤，官盐1斤之价可买私盐40斤。
而且两淮盐场的官盐由劳役制下的灶户生产，缺乏生产积极性，只管盐课足额，不重盐质；盐官收盐，也无品管之责；商人售盐，引岸固定，盐质不碍销售，甚至于杂沙土以诈民。私盐注重品质，宁可出高价收购，灶户也乐于售优于私。造成私盐品质优良，而官盐色劣味恶，不堪于食。官盐不敌私盐，增销失败。
主要原因是官盐价格高且质量低，百姓不愿接受，要增加官盐竞争力，必须减税压价。但盐税是太仓收入之大宗，国家军储实赖于此，降低税率则冒减收之危险，主政者无人敢作尝试。而且现在财政已极为困难，唯恐加税之不及，增引与加价并行。
而朝廷所谓的打击私盐，也都是扯淡的话，两淮运司的官员也很乐意容留走私。商人以私盐为利，遂贿赂盐官。盐官受贿纵私，称掣流于形式，盐引验看为虚，甚至帮助伪造盐引，予走私种种方便。走私不绝，官员亦且以缉私报功请赏。倚仗特权，他们往往自买私盐，各处贩卖，从中渔利。
朱常洛也很清楚，围绕的两淮盐场，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轻易是不好动的，尤其是现在朝廷财政困难之时，就更要稳住两淮运司，至少保证现在的盐税收入不减少。
但是边镇的物资供应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朱常洛准备将九边各镇的运输分成两部分，第一就是靠近京师或者有海运便利的辽东、辽南、蓟镇、真保、昌平、山海、宣府七镇，他们距离京师的距离都不算太远，朝廷可以直接从京通仓调运物资，供给各镇，所以这些边镇的物资供应由朝廷直接负责。
第二部分就是距离京师比较远的山西、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六镇，他们距离京师很远，而且本身的出产也很少，这些地方如果没有朝廷的物资供应，士卒们的生活必然艰难，所以必须部分恢复开中法，保证边镇的物资供应。
而长芦盐场所增产的食盐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物资了，朱常洛打算用长芦盐场的食盐作为朝廷支付给商人的运费，雇佣这些商人向边镇运输物资，同时恢复北方各省的本色上纳，但是百姓不再需要将这些物资运输到边镇，而且只用运输到就近的仓库。
而商人负责将这些物资运输到边镇之后，领取勘合，从长芦盐场支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