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光斗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也说道：“文孺此问，倒是值得深思，观陛下即位以来之所为，刚强睿断，颇有行霸道之意，然于民生细务，亦加意重视，似乎于王道亦有所钟也。”
现在朝廷之上对于所谓的王道、霸道，争论的倒是不多，反而是民间对于此事比较喜欢议论，心学一脉坚守“诚伪之辨”，将霸道视为道德败坏的产物；而务实派与经世派则强调“心迹之辨”或“效果之辨”，试图为富国强兵等现实政治目标争取合法性。这场争论的走向，与现在日益严峻的内外危机密切相关——当国家面临存亡挑战时，纯粹的王道理想越来越难以回应现实治理的需求。
左光斗认为从现在朱常洛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手段来看，主要是在实施霸道，不光是对于蛮夷边患所采取的强硬手段，还有对于东林、口商等异己势力的打击政策，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朱常洛的态度，就是不断的加强朝廷对于地方、官军的控制，同时加强皇帝和朝廷的权威，这些都是非常之明显的霸道手段。
当然，朱常洛也采取了限制食盐价格，安抚流民，大兴水利等措施，这些也是典型的儒家所谓的仁政，也就是所谓的王道政策，所以左光斗认为朱常洛仍旧是王霸杂用的态度。
杨涟听了之后，则是笑着摇了摇头，左光斗于是好奇的问道：“文孺有何高见？”
杨涟说道：“高见谈不上，只是有些感觉罢了。”
左光斗当即请杨涟说明，杨涟认为，朱常洛确实也是王霸杂用，甚至说行霸道的时候是远远高于行王道的时候，但是朱常洛的霸道和王道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对象的，朱常洛的霸道手段，主要是对于蛮夷和豪商等阶层所采取的，对于他们，不管是建州、蒙古、土司还有口商、盐商、东南豪商等，朱常洛都是毫不留情采取打击的手段。
但是对于百姓，朱常洛则是尽可能的采取安抚的手段，不管是卫所军户、灶户还有流民，朱常洛基本上都是采取对于他们加以安抚，恢复生产，安定百姓等措施，这是朱常洛行政的一大特点。
所以杨涟说道：“观陛下之为政，内王外霸也。”
杨涟对于朱常洛的各种措施还是做了一些总结的，他认为朱常洛是内王外霸，对内主要是以安抚百姓，稳定大明朝廷的统治为主，对外则是采取强硬措施，加强朝廷的权威，要理解朱常洛的这个政策特点，才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搞明白方向。
左光斗不由得打趣道：“文孺现在揣摩圣意的本事倒是不小了嘛。”
杨涟摆手说道：“这哪里是什么揣摩圣意，当今天子之心，但恐难测，只是我辈臣子们，总要多想一些才是，尤其是你，遗直此番南下，万众瞩目，一旦行差踏错，这就万劫不复了。”
说到左光斗南下之事，两人都严肃起来了，此事确实是非常之敏感的事情，朱常洛派左光斗南下，其目的是非常之明显的，左光斗人还没有到南京，各路的拜帖、礼单等就已经是纷至沓来了，左光斗对于此事是不厌其烦，所以一路上宁可一直在船上，也不接受各种书信、礼单，甚至连地方官员的拜见也一律予以辞谢。
若不是因为杨涟的邀请，就是扬州府，左光斗也不会停留的，说道此事，左光斗也是极为无奈的，他对杨涟说道：“文孺，这开海设关，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如今看来，恐怕难以一帆风顺了。”
杨涟也苦笑着说道：“这是自然，海商之豪富，远超盐商，可见其中之暴利，现在朝廷要开海设关，彼辈岂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你这个巡按，恐怕难当啊。”
左光斗于是问道：“文孺何以教我？”
杨涟说道：“就看遗直怎么看此事，怎么看陛下了。”
左光斗当然很清楚杨涟的意思，现在左光斗必须要明确自己的立场，朱常洛虽然是派遣他到东南来听取这些商贾的意见，但是决定权仍旧是在朱常洛的手中，朝廷开海设关的主要目的还是解决财政问题，关税是朝廷必须要征收的，这点左光斗要是拎不清的话，那是要出大事的。
左光斗当即说道：“市舶赋税，本事自然，且取税于豪商，总好过取税于百姓吧。”
杨涟自然也是很清楚这个道理的，他对左光斗分析了此事，朱常洛想要了解的，主要是东南的各种商品出口情况，利润率等事情，这些是为朝廷制定相关税则提供依据的，同时就是和东南的这些豪商们沟通，要他们配合朝廷的政策，从海外采购大量的粮食，朝廷给予他们税收上的优惠，这点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至于其他的事情，左光斗一件也不能答应，因为左光斗本就没有决定权，他是巡按御史，是朝廷的风宪官员，职权在于纠劾不法和体察民情，而不是具体的行政，这点也是朱常洛即位以来所坚持的事情，就是加重行政官员的权力。
杨涟就以现在的两淮盐政为例，向左光斗说明此事，袁世振是两淮盐运使，有关盐政的运作、盐引的疏通、灶户的安置等具体行政事宜，都是盐运司在行政，并不需要像之前一样有巡盐御史来处理。
杨涟的重点是在监察上，接受盐商关于运司官吏贪墨的举报并且加以核查，革除各种规费，减轻盐商的负担，落实朱常洛关于食盐限价的上谕，同时核查两淮运司上缴盐税、余盐银和发放工本、收买余盐等账目，御史的权责就在于监察，而不是行政。
这是杨涟要左光斗切记的事情，朱常洛不喜欢科道言官像万历朝一样当疯狗到处咬人，朱常洛虽然还没有采取行动，但是杨涟看的很清楚，朱常洛在逐步提高部院等行政机构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