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些即便是留存在地方的钱粮，用途也是极为固定的，留存钱粮的用途主要是官员俸禄、宗藩禄廪、生员廪粮、卫所官军俸禄、赈济孤老以及款待过境使客之用。
而其中最主要的项目就是两个，一个是藩王禄廪，一个就是卫所官军的俸粮，至于官员俸禄以及孤老口粮等开支，只占其很小的一部分，地方上的行政开支更是不被包含在存留的支出之中。
这就导致一个极为要命的问题，看似和京官相比，地方官员的官俸要更加有保障一些，但是实际上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压力更大，首先就是必须向上级和京官进贡，大明的常例是层层上收的，最终来完成这些常例银子的征收任务的，还是地方的州县亲民官来负责的。
而且和京官不同的是，地方官不仅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整个衙门，解决地方官府的行政经费问题的，朝廷在留存钱粮之中确是安排了给地方官吏的俸禄开支的，但是仅仅是朝廷命官和经制吏员才有俸禄。
而一县之中，有多少经制吏呢？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例，因为吴江县现在大明也算是一个大县，吏员数量是不少的，绝大部分的县，经制吏员数量是少于吴江县的。
吴江县衙有经制吏二十一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各有司吏1人，典吏2人，一共十八人；铺长司铺长1人；承发科典吏1人；架阁库典吏1人。
除此之外，还有儒学司吏1人；八巡检司司吏共8人；平望驿攒典1人；税课局司吏共2人（二税课局各1人）；僧道会司掌书共2人（僧会司、道会司各1人）。一共十四人，加在一起，整个吴江县能够吃上皇粮，在吏部有名字的吏员，就这三十五人。
而实际上整个吴江县的公务人员远超这个数字，呈现出“经制有额，而实用无算”的特点。据苏州府的奏报，吴江县仅仅是各种书算手，就超过三百之数，是朝廷经制吏员的十倍之多，还有弓兵、民壮、衙役、禁子等各种名义的工作人员，实际人数在八百余人左右。
但是不好意思，在朝廷户部的账册上，只有知县1员，县丞3员，主簿2员，典史1员和经制吏三十五人，这些人是能吃皇粮的，剩下的人，他们也不可能把嘴封起来为爱发电啊，他们的钱粮问题，就是州县正印官的事情了。
还有整个衙门为了维持运转所需要的各种经费，比如最基础的笔墨纸砚，这些和朝廷都没有任何关系，都是要正印官去解决的。
朝廷让你官居七品，为百里侯，已经是非常够意思了，你们怎么舔着脸向朝廷伸手呢？
先朝地方衙门有公使钱等名目，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地方官府的正常运转问题，但是在大明，这些一概没有，都要靠地方官来解决，同时地方官还要聘请师爷等协助处理政务，迎来送往，向上级缴纳常例，开支浩大，难以负担。
在大明初年，朝廷财政还算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地方留存钱粮不少，地方官府还可以利用留存钱粮加以弥补，但是到了现在，朝廷早就将地方留存搜扩一空了。
从弘治朝开始，朝廷就不断搜扩地方留存，弘治六年，孝宗因为内帑缺乏，下旨称：“天下诸司库藏所积金银，除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已准籴谷备赈，贵州、两广现给军兴外，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川、云南、应天、南直隶苏、松等十三府，广德等四州、北直隶真定等七府所贮并空月皂隶、祗候及粮料等余银，于内各取三分之一，以实内帑。”
嘉靖三十年，由于大明南倭北虏，军用匮乏，朝廷于是下旨：“除有王府分封派征禄粮外，其四川、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行各抚按官督同三司查勘该省额派钱粮，及折放、俸廪、月粮等项具列实数存留彼处用外，余皆起解太仓，以补岁用不足之数。”
嘉靖四十年，又因为重修三大殿和各处军饷问题，下旨称：“将广东存留粮并解司银、福建派剩粮银、浙江温州府给军附余银，各量地征解，不许官吏干设；陕西巡茶御史衙门，贮有机兵赃罚银，宜动支一万两济边；各处额征税粮、马草、均徭地亩、山塘租税、寺观田价等银，凡已征在官未及原数者，令其截数类解。”
万历朝的搜扩就更加频繁了，因为三大征缺饷，朝廷下旨要求：“各省直卫所、民屯存留钱粮，原系计军定饷，迩来尺籍耗废，军少粮余事理必然，请自万历二、三年奏报之日为始，十年之中每年原额若干，见在官军若干，尽籍其数其有嬴，余解部济边。”
到了万历末年和泰昌初年，为了支应辽东战事，户部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之前为了筹措军饷，户部下令：“各司、府官将见在库贮银两，依限挪解，随派征抵补，毋得迟延。”
直接不管什么留存起运了，全部解送京师，以供朝廷接济军饷，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地方的官吏吃什么呢？
是啊，吃什么啊？只有吃百姓了。所以朱常洛以增加俸禄和吏员数量为抓手，实际上就是对于大明的财政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更易。
李汝华对朱常洛说道：“陛下，官俸事小，但是牵涉甚大，朝廷度支之政，为之一变也。”
作为户部尚书，李汝华对于此事还是很清楚的，朱常洛要大举增加吏员，同时还要增加官俸，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朝廷的负担加重，而现在大明朝廷的财政收入本来就捉襟见肘，如此一来必然导致财政开支的进一步加大。
这对于现在本来就极为头昏的户部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的事情，但是朱常洛决心已定，必须要将大明的财政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更易，以适应现在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