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要求立即全面在江南等地推动银元和制钱的全面实施，目的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获取钱息，朝廷的银元是银九铜一，以此来兑换他们手中银两，朝廷可以从中直接获取钱息，这点其实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但是这样一来，东南的这些豪强必然受损，将自己手中的白银兑换为银元，他们是有损失的，而且他们就会丧失操纵物价的权力，毕竟银钱是朝廷所制造的，投放银钱的决定权在朝廷手中。
东南官员们自然是对于此事极为反对，他们以东南已经习惯用银，如果朝廷现在强推银元和制钱的话，容易引起地方的动荡，这对于大明朝廷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但是这遭到了韩爌等重臣的反对，韩爌当即上疏称：“钱益废，银益独行。独行则藏益深，而银益贵，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豪右乘其贱收之，时其贵粜之，银积于豪右者愈厚，行于天下者愈少。更愈数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睹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夫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独奈何用银而废钱？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贱者，由于银贵。银贵由官司之解多而用缺少；米贱则耕农愈无利而田愈荒。此亦似有理。”
李腾芳等重臣们也相继上疏，他们主要是指出铸币大权必须始终掌握在朝廷手中，这样才能够保证财政平稳、物价稳定，豪强等不至于过分扩张。
李腾芳在奏疏之中说道：“先代有言，钱者，亡用物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
他们将铸币大权上升到人主权柄上来，性质自然是十分之严重了，两方的意见是尖锐对立的。
这点朱常洛自然是很清楚的，东南豪强们自然是不愿放弃的利益，现在使用白银，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白银来操纵物价，他们可以从中大发横财，一旦朝廷要求强制兑换银元和制钱的话，他们的财产无疑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他们再要想操纵物价等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东南士绅们是没有什么可以退让的余地，两边算是基本上已经摊牌了。
而在此时，朱常洛突然下达上谕，原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掌院事刘一燝加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礼部右侍郎朱国桢升礼部侍郎，对于刘一燝的入阁，其实朝廷上下都是很清楚，作为朱常洛的讲官，入阁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但是朝廷上下，尤其是南直官员所不能理解的就是朱国桢的上位了，原本大家对于此次入阁的猜测是刘一燝加大宗伯，以礼部尚书入阁，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或者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这是比较正常的操作。
没有想到朱国桢突然被朱常洛任命为礼部尚书，这里面肯定是有猫腻的，南直官员们一致认为，我们中出了叛徒，而谁是叛徒，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就是次辅孙如游，这厮肯定是背叛了东南士绅们，带着浙党投靠了皇帝，否则的话，朱国桢怎么越过孙慎行，担任礼部尚书呢？
这几乎是现在整个朝廷上下的看法，因为两人的资历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万历二十三年以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而朱国桢科名比之早两科，万历十七年中三甲第四名进士，改庶吉士。他登科比孙慎行早六年，但名次属于三甲，远不及一甲探花。
要知道大明礼部尚书是极为清贵的职务，选任要求也是非常之严苛的，对于礼部尚书的科名、成绩等要求是很高的，最简单的要求就是：“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翰林官只是选任礼部尚书最简单的门槛，由于礼部尚书执掌抡才大典，所以科举成绩在礼部尚书这个位置上是很重要的，孙慎行无疑具备很大的优势，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翰林与翰林之间，差距比人和狗都大。
人家孙慎行是开国功臣燕山忠愍侯、全宁侯之后。外祖父是本朝名臣唐顺之，自己乃是探花郎，而朱国桢乃是三甲同进士出身，同进士算什么东西？跟如夫人一样的货色，朱国桢凭什么能够担任礼部尚书？
唯一的解释就是人家关系到位，他有什么关系？
很显然就是次辅孙如游，朱国桢是浙江余姚人，而孙如游是浙江湖州乌程人，两人是浙江老乡，这使得东南官员对于此事是极为不满的。
因为他们认为，肯定是孙如游和朱常洛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才使得自己的老乡朱国桢能够越过孙慎行担任大宗伯。
对于此事，孙如游也是很无奈的，他原本一向人如其然，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但是这次朱国桢担任礼部尚书的事情，他是真不知情，朱常洛中旨任命，他也是在内阁才知道此事的。
但是孙慎行等人显然不会相信的，朱国桢凭什么能够当礼部尚书，没有你孙如游在其中帮忙，朱常洛凭什么不经廷推，中旨下达任命朱国桢为礼部尚书。
孙如游虽然想要解释，但是朝廷上哪有人相信他？
孙如游很清楚，这肯定是朱常洛的手段罢了，他很清楚孙如游在东南士绅之中的特殊性，他和南直这帮人本来就并不是很亲近，加之之前浙江官员也饱受东林等势力的打击，所以他们对于这些南直官员也并不感冒。
现在为了大宗伯之位，南直和浙江两大官僚集团产生了极大的裂痕，这对于朱常洛来说显然是好事，一整个东南官僚集团，对于朱常洛来说不好对付，但是如果将之加以分化瓦解之后，对于朝廷来说就相对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