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当然知道自己现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搞钱和打击东南豪绅，而且朱常洛对于魏忠贤其实是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不能按照神宗朝的矿监税使那么搞，要是因为此事搞出了民变什么的，朱常洛是绝对不会放过魏忠贤。
朱常洛对于魏忠贤的要求是很简单的，朱常洛不想要挣穷鬼的银子，朱常洛要做的就是拿捏东南的这些豪绅、地主、士绅等，只有从他们的口袋里，才能够为朱常洛筹集足够的钱粮。
这次朱常洛不会采用这种兴师动众的矿税来搞钱粮了，朱常洛之前也和重臣们分析了矿税政策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对于当时的大明来说，矿税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朝廷本身对于地方的控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想要通过大规模的征税来解决财政问题。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矿税对于大明还有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就是矿税是无法得到地方官府的支持的。原本朝廷的各种钱粮的征收，不管怎么说，地方官府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过手的，只要能够过手，地方官府就能够从中分润一部分。
这样的话，不管是用作补贴地方官府的行政费用，还是各级官吏们加以分润，总归其中地方官府能够从中获得利润，这样地方官府才能够有动力帮朝廷推行政令。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点朱常洛其实是非常之清楚的，所以矿税政策为什么必然失败，其实原因是非常之简单的。
矿税所收取的银子，除了皇帝的内承运库和那些死太监、他们的党羽之外，地方官府是无法分润到一分一厘的，不光如此，地方官府还要为这些矿监税使在地方整出来的烂活善后，在这种情况下，还想指望地方官府配合朱翊钧的矿税政策，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正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朱常洛这次调整了政策，他严厉禁止魏忠贤搞类似矿税的政策，决不能扰乱正常的地方秩序，甚至于激起民变，同时要改善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关系。
朱常洛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即便是朝廷，也需要这些地方官府的配合，才能够推动自己的各项政策，皇帝不差饥饿兵，同样的道理，朝廷要想驱使地方官府，也一样需要钱粮。
所以从朱常洛即位以来，制定的政策就是加强对于官军和地方官府的控制，对于地方官府，一方面要严厉考成，逼迫他们不得不按照朝廷的政令去执行。
而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地方官府的权力，提高官吏的待遇，使得他们能够为朝廷干活，所以朱常洛才提高官俸、推动吏员考选和升迁，增加吏员数量等措施，都是为了加强朝廷对于地方官府的控制。
而朝廷和地方官府之间不管是斗争或者说是博弈的要点始终都是钱粮问题，朝廷的正项赋税就这么多，朝廷起运增加，地方的留存就要减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之前，朝廷和地方搞得是零和博弈，只要朝廷要用钱，自然是要想方设法的把地方的钱粮弄到朝廷手中来，要不然就是将本来应该由朝廷负责承担的财政开支转嫁给地方；而相应的，地方也会采取各种手段保证自己的利益。
而欠粮，就是这种博弈的一个重要体现。
所以朱常洛在之前的改革之中，除了海关关税必须全额上缴朝廷，由朝廷决定如何使用、分配，一丝一毫都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之外，其他的各种新增收入，地方都要从中分润的。
不管是茶叶、酒税、铁业等赋税，只要在地方征税，地方就可以从中获得部分，支持地方的行政经费，同时也就是调动地方官府的积极性，否则的话，谁还给朝廷干活啊？
朱常洛一向坚持一个原则，征税是朝廷的权力，皇室不能干涉，即便是朱常洛的内承运库，现在也主要是通过垄断贸易等方式来增加收入，而不是直接征税或者是截留朝廷赋税，朝廷要依靠整个官僚体系来维持运转，而不是由皇帝直接派人去征税。
魏忠贤确实是到东南来搞钱的，但是不是矿税式的搞法，朱常洛之所以赋予魏忠贤提督南京锦衣卫的权力，就是要让他用好锦衣亲军这把刀，锦衣亲军是天子亲兵不假，但是同时也是朝廷正式机构，是大明专司刑狱、侦缉的衙门。
魏忠贤当然很清楚朱常洛的意思，用锦衣亲军对于东南这些豪绅进行定点清除，要用大明律来收拾他们。
朱常洛之前在召见魏忠贤的时候说的很清楚：“魏忠贤，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上不上秤，什么时候上秤，你要好生思量才是，不要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
但是南京锦衣卫这把刀，早就被秦淮河水给泡锈了，魏忠贤想要磨刀，首先就是要钱粮，所以魏忠贤到南京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朝南京这些太监们动手。
他命令涂文辅清查南京内廷所属的各个仓库，同时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人详细核查泰昌元年以来南京内廷的各项开支，对于在其中大肆贪墨的各路太监们，魏忠贤奏请朱常洛对于他们抄家拿问，绝大部分解运内承运库之外，留下部分作为南京锦衣亲军招募校尉和组建苏松、浙江等千户所的费用。
对于这个请求，朱常洛自然是予以准允了。
魏忠贤在南京对于这些太监们是毫不手软的，他命令许显纯严刑逼供，总之就是要把所有的油水给榨出来，而朝廷官员对于这些事情视若无睹，死太监之间的狗咬狗，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对于南直官员和士绅们来说，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熊廷弼这头猛虎，而魏忠贤，顶多算一条毒蛇罢了，现在还没什么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