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教授介绍的人，果然不一样。”
说话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瘦，衬衫平整。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翻着一份简历，翻了两页，抬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英子。
“北大文学院，本科毕业，成绩全优。王教授在电话里夸了又夸，说你是他这几年带过最有灵气的学生。”他把简历放下，双手交叉搁在桌上，笑了笑，那笑里有客套，也有几分真心的赞许，“你是建社以来，引进的第一位北大本科毕业生。”
办公室不大，靠墙一排铁皮文件柜，柜顶堆着牛皮纸档案袋。窗台上搁着一盆文竹，叶子有点黄。日光灯管光色偏冷。屋里还有两个人，一个坐在斜对面的办公桌后，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短发，穿一件藕荷色高领毛衣，手里转着一支圆珠笔，眼睛从笔尖上抬起来，飞快地扫了英子一眼，又低下头去。另一个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深灰夹克，靠在文件柜上喝水，搪瓷杯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红字，搪瓷磕掉了几块，露出黑铁。
“小苏，”瘦男人朝门外喊了一声，“你带小蒲去办一下手续。”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一个三十多岁、微胖的女人推门进来，短发齐耳，穿一件藏蓝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脖子上系了条浅灰丝巾，丝巾结打得规规矩矩。她朝英子笑了笑，那笑不冷不热，但挑不出毛病。
“走吧，小蒲。”她侧了侧身，让出门口。
英子微微鞠了一躬，对着瘦男人，又对着屋里另外两个人，声音不高不低，清清朗朗：“谢谢汪社长，谢谢各位老师。以后请多关照。”
她鞠那一躬，背弯得很低，像是把整个北大的四年，都叠进了这一弯腰里。从今天起，她不再是学生，她是‘小蒲’——社里引进的第一位北大本科生。这个称呼是一枚硬币，一面是期待，一面是打量。
她跟着苏佩茹走出办公室。身后，那扇木门还没关严，声音就漏了出来。
“长得倒挺好看，”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压低了，但没压住，“个子真高，有一米七吧？”
“头发也好，又黑又厚又长。”男人的声音，搪瓷杯搁在桌上的脆响，“皮肤还白。这姑娘往编辑部一坐，以后来送稿的男作者怕是要多跑几趟了。”
女人轻轻哼了一声：“年轻嘛。刚毕业，水灵。过几年你再看。”
“北大毕业的，怎么不去北京上海？跑咱们这小地方来。”男人像在自言自语。
“谁知道呢。王教授的面子呗。”女人的语气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门关严了。走廊里只剩脚步声和日光灯管的嗡嗡声。
苏佩茹走在前面，领口露出后颈那一截白，丝巾的一角随着步子轻轻晃。她走得快，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嗒，节奏匀得像钟摆。
“小蒲，”她没回头，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社里很少给新来的本科生这个岗位。汪社长特意给你争取的。社科编辑部，助理，兼重点项目主管，带编制的。”
她顿了顿，走廊尽头是一扇大窗，窗外立着一棵老银杏，十月的叶子黄透了，阳光从叶缝里漏进来，碎金似的洒在水磨石地面上。她走到窗前站住，回过头看了英子一眼，眼神里有打量，也有几分好意。
“重点项目交给你，好好把握机会。”
英子点了点头，没多问。她手里攥着那只黑色双肩包，带子有点滑，她往上提了提。
苏佩茹领着她办了入职登记、领了工作证、拍了照片。人事科在一楼最里头，门口挂着一块磨砂玻璃牌，上面写着“人事科”三个红字。屋里两个年轻姑娘，一个在打字，一个在翻档案，键盘噼里啪啦响。英子填表的时候，那个翻档案的姑娘凑过来看了一眼，目光在“北京大学”四个字上停了两秒，又缩回去，跟打字的姑娘交换了一个眼神，什么也没说。
手续办完，苏佩茹领她从人事科出来，站在一楼大厅里，大厅不大，迎面是楼梯，水磨石台阶，铜条磨得锃亮。左边墙上挂着几幅老照片，黑白的，省新闻出版局大院的旧貌，照片里的人穿着西服，表情严肃。
苏佩茹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递给她。
“社里不分房子了。以前还分，现在房源紧，新来的都得自己解决。”她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你要是不嫌弃，我帮你问了一套。永红路19号，龚大塘小区，三楼，朝南，三十二平米，小是小了点，一个人住够了。房东姓岑，理工大退休的老师，人不错。”
她笑了笑，那笑比刚才在走廊里多了一点温度：“我把岑老师电话给你，你这两天就去看看。房租不贵，我跟他说好了，是社里新来的，不会坑你。”
英子双手接过纸条，微微弯了弯腰：“谢谢苏老师。您费心了。”
苏佩茹摆摆手：“费什么心。王教授专门打了电话来，说你一个人来合肥，让我们多照应。能不给他老人家弄好吗？”她说完，自己也笑了，这笑里有客套，也有一点真切的热络。
大厅里人来人往，有人夹着稿子匆匆上楼，有人端着茶杯在楼梯口站着说话。一个年轻男的从楼梯上下来，穿着灰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拿一摞校样，看见苏佩茹，打了个招呼：“苏姐，新来的？”
苏佩茹点点头：“社科编辑部的，小蒲。北大的。”
那男的看了英子一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掂量，又像是比较。他“哦”了一声，冲英子点了点头，走了。
“别理他们，”苏佩茹压低声音，嘴角还挂着笑，“社里就这样，谁来了都得被看两眼。习惯了就好。”
她把英子送到大院门口。大院是老式的铁栅栏门，门卫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头也不抬。
“下周一过来报到。”苏佩茹站定，把该说的话说了最后一遍，“正式上班。这两天你休息休息，整理整理。房子的事，你去看，不满意我再帮你问。”
英子站在门口，十月的风从巷子里灌进来，吹动她风衣的腰带，也吹起她额前那缕碎发。她抬手理了理，对着苏佩茹，微微弯下腰，又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
“苏老师，谢谢您。下周一见。”
苏佩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眼角的细纹堆起来：“这丫头，客气什么。去吧。”
英子转身，走出铁栅栏门。金寨路不宽，两车道，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簌簌地落，有的飘到路牙子上，有的被车轮碾过去，贴在柏油路面上，碎碎的金黄。阳光从枝丫间漏下来，一块一块地铺在地上，踩上去像踩着光。她沿着路往东走，走了十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大院门口，“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白底黑字牌子挂在门柱上，漆也旧了，边角翘起来一点。门卫老头还在看报纸。苏佩茹已经转身往回走了，藏蓝色的背影融进大院的阴影里。
十八岁那年，她从淮南去北京，觉得火车太慢。二十二岁这年，她从北京回合肥，觉得火车太快。快慢之间，是四年。四年里她学会了把想说的话写成论文，把想念的人写进日记，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如今她带着一箱子书和一张派遣证，回到这个离老家只有两小时车程的城市。她说不清这是回来了，还是走远了。
英子站在梧桐树下，手里攥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她低头看了一眼——永红路19号，龚大塘小区。字是圆珠笔写的，笔画细，末尾一个句号。
她把纸条折好，放进风衣口袋里，贴着胸口那一侧。纸的边缘有点硬，硌着掌心。
英子忽然想起大三那年，周也拉着她的手，站在北大未名湖边，说“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时候她觉得这句话轻飘飘的，像湖面上被风吹散的光。现在她才明白，少年时的承诺不是不真，是太真了——真到不知道这世上原来有那么多条路，能把两个人从紧紧挨着，走成天各一方。
她抬起头，看了看天。十月合肥的天，灰蓝灰蓝的，云很薄，太阳挂在那儿，不烈，温温吞吞地照着。风里有板栗的甜味，还有远处不知谁家厨房飘来的油烟气。
“小松，你也吃哑巴药啦？”
常莹坐在桌子旁边，翘着腿，一只手拢着花生，另一只手往嘴里送，壳扔了一地，有一颗弹到收银台下面，她拿脚尖踢了踢，意思是——你捡啊。她今天套了件粉红色卫衣，帽子上那两个兔耳朵一只立着一只耷拉着，领口松垮垮地挂在肩膀上，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灰的秋衣领子。配了条墨绿色运动裤，裤腿卷了两圈，一只红拖鞋一只蓝拖鞋，脚尖上勾着晃。
常松坐在收银台后面，一只手搁在台面上，手指头无意识地敲着台面边缘，嗒，嗒，嗒。收银台上摆着一台银灰色的收银机，屏幕亮着，上面跳着今日的流水数字，旁边一台小票打印机，安静地吐着白纸边。台面是大理石纹的，干干净净，连个水印都没有。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老照片——寿县老家的南口，青砖灰瓦，窄得只能过一辆三轮车，那是常松去年专门找人裱的。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常松忍无可忍。终于开口。
他手里还捏着那支刚捡起来的圆珠笔，指节发白。眉头拧成一个“川”字，太阳穴上那根青筋突突地跳。他没抬头，也没看常莹，眼睛盯着收银台上那摊花生壳碎皮，像是要把它们盯出个洞来。
忍一时风平浪静——他忍了快一个钟头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他退得脚后跟都快贴到墙根了。
常松觉得自己的忍让就像裤腰带，一松再松，直到裤子掉下来，才发现自己早就光着屁股站在众人面前。可他姐那张嘴，就像台没闸的缝纫机，哒哒哒哒，没完没了。
“我少说什么？”她把花生壳往桌上一拍，身子往前探，兔耳朵支棱起来，“我说的是实话。你看那个云南妇女，今早跟吃错药了一样，耷拉着个脸，一声不吭，跟谁欠她八百吊似的。”
“那是我跟她的事。”常松低下头。他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的休闲西装，里面是件黑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松着，下面配了条深色牛仔裤，脚上一双黑色皮鞋，鞋面擦得干净，是红梅上个月给他买的，他今天第一次穿。
“你跟她的事？”常莹站起来，拖鞋在地砖上啪嗒啪嗒响，走到收银台跟前，一只手按在台面上，“小松，我五万，你十五万，一共二十万，你给英子，她不要。硬塞，她给你还回来。你告诉我，这叫什么？这叫客气？这叫骨气？这叫——”她抬起手，指尖在台面上敲了两下，“这叫不识好歹！”
常松没抬头，手指头还在敲台面，节奏乱了。
“二十万啊小松！”常莹的声音又拔高了，兔耳朵在头顶支棱着，“咱们什么家庭？你出海，一条命拴在裤腰带上，一趟一趟地漂，牙缝里挤出来的。我这边，我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五万块钱，我得攒几年？一块钱掰成两半花，这五万块钱我拿过来的时候手都在抖你知不知道！好不容易给她凑齐了，让她去上，她自己不去！她不去，关我们什么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她自己不要！她清高！她了不起！她北大毕业的，看不上我们这钱！那你就别要啊！你拿了又还回来，什么意思？打我们脸？”
“常莹！”
常松猛地转过身，收银机旁边的笔筒晃了一下，几支圆珠笔倒下来，滚在大理石台面上，有一支掉在地上，啪嗒一声。
常莹被这一声震得缩了一下脖子，兔耳朵跟着一抖。可她只安静了三秒，就又开了口。这次她换了副腔调，像是跟街坊唠家常，可话里的刺一根也没少。
“小松，你喊什么喊。我是替你急。她自己不去上，怪谁？我们自己家孩子，老三在后厨干活；老大老二自己创业；哪个不是自己挣自己吃？她倒好，她跟谁商量了？她跟谁打招呼了？她眼里有谁？”
常松嘴角抽了一下，没忍住：“我后悔讲那句话了。我也确实不应该跟小孩讲那句话。”
“那你后悔有什么用？”常莹把花生壳往垃圾桶一扔，拍了拍手。
正说着，门口进来一个客人。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件灰夹克，手里拎着个公文包，看样子是趁午休出来买饭的。
“老板，打包一份牛肉面，一份盖浇饭，再加一份卤拼。”客人站在收银台前，看了看台面上的花生壳，又看了看常莹叉腰的架势，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常松赶紧直起身，脸上堆起笑：“好嘞，您稍等。”他转身冲后厨喊了一嗓子，“杜森！牛肉面一份打包！盖浇饭一份！卤拼一份！”
后厨里传来一声闷闷的“知道了”。
常松拿抹布把收银台一角的花生壳碎皮拢了拢，又擦了擦台面。客人站在旁边，掏出手机来看，不再往这边瞅。
常莹往旁边挪了半步，嘴可没停，只是压低了点声音，刚好能让客人听不见，又能让常松听见：
“那个周少爷，人家出国，英子也要出国。人家周也什么家庭？人家开的什么车？他妈那个女的，天天抹得跟画皮似的，妖精下凡，也不知道天天在忙什么营生——”
“姐。”常松的声音沉下来。
“好好好，我不说她。”常莹摆了摆手，嘴却没刹住，“我是说，小松，你还不如让英子以后找个咱寿县的。你看咱寿县的小伙子，哪个不排场？哪个不漂亮？周也妈是南京人又怎么样？南京人再牛逼，不也嫁到咱淮南来了吗？她老公死这么多年了，怎么不回她南京？还赖在淮南不走。我跟你说，一个女人，死了男人，不守寡，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往外跑，谁知道在外头干什么勾当？指不定——”
嫉妒女人最好的武器，不是刀，是嘴。常莹已经是张春兰女士的关门大弟子——骂起人来，能把别人三代祖宗从坟里骂活过来，再气死回去。
“姐！”常松手往桌上一拍。
常莹缩了缩脖子，可嘴还硬着：“我这不是替你操心吗？她南京往上数三代，还不如咱寿县南门口卖豆腐的呢，有什么了不起？上海这么牛逼，名字都是咱寿县人给起的，她不知道历史吗？见几次面，讲话装腔作势，文绉绉的，好像谁没念过书似的。我呸。”
这话说到最后，声音又忍不住往上飘。她知道——杜凯喜欢英子，英子心里只有周也，常莹为这事憋着一口气，话里话外都要踩周也家一脚，好像踩低了周也妈，就能把英子从周也身边拽回来，拽到杜凯跟前似的。
客人接过打包好的袋子，递了钱，转身走了。门帘落下来，面馆里又只剩自家人。
常松看着她，慢慢把笔筒扶正，把那支掉在地上的圆珠笔捡起来，插回去。他做得很慢，像是给自己留时间。然后他抬起头。
“姐，你说完了没有。”
常莹张了张嘴，被他的眼神堵了回去。
“人家周也什么家庭，管我们什么事？人家出国，是人家的事。英子不去上学，是我们的事。你扯人家妈干什么？人家穿什么、抹什么、干什么，跟你有一毛钱关系？你管好你自己那三个儿子就行了。”
常莹的兔耳朵耷拉了一下。
“还有，”常松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得实，“二十万，是我给英子的。我给，是我的心。她不要，是她的骨气。我不觉得她打我的脸。我倒是觉得，她要是真拿了，那才不是她。”
常莹剥了颗花生扔进嘴里，咯嘣咯嘣嚼着。花生碎在牙缝里，话在舌尖上，越嚼越碎，越碎越想往外吐。她咽下去，嗓子眼儿一顺，话就跟着出来了，调子不高，像在唠家常，可字字都往人心窝子里戳：
“我就跟你讲，人家的孩子养不熟。这话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当年跟那个云南妇女在一起的时候，我头一回见，回来就跟你说——小松，这个女人带个丫头片子，你不能掏心掏肺。你不听啊。你说我对她有偏见。行，我有偏见。可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应了我的话？”
她往前探了探身子，兔耳朵一抖，声音又低下去半分，语速也慢了，像是怕常松听不清：
“你想想，你这些年，哪一样不是真心实意？你供她吃、供她穿、供她上学。二十万啊小松，你眼都不眨就拿出来。你这个人，就是心太实。可人家呢？人家领你的情吗？你一句话说岔了，人家记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今天想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明天想你这个人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本来是一句无心的话，她翻来覆去琢磨，把你本来是圆的，硬生生想成扁的。你想圆回来？晚了。”
她把花生壳往桌上一扔，拍了拍手上的碎皮，声音忽然拔高了半度，像是终于把憋了半天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我跟你讲，小松，这世上最怕的，就是你把人家当自己孩子疼，人家把你当外人防。你掏心掏肺，人家在背后算账。你今天花出去的钱、费出去的心，在人家眼里，那都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她叔？因为你是她妈的——”
她没把那个词说出来，嘴抿了一下，眼皮撩了常松一眼。那眼神里，有心疼，有怨气，还有一丝她藏了这么多年、从没说出口过的东西。
她又剥了颗花生，这回没往嘴里扔，捏在手指头尖上，对着灯光看了看，然后“啪”一声，摁碎在台面上，花生碎崩了一小片，有一粒弹到常松袖子上，他没动。
“我就是替你不值，小松。”她看着那一小片碎花生，声音终于软了，软里带着涩，“你自己的钱，你给谁我管不着。可你不能让人家拿你的真心当驴肝肺。你是我弟。你出海漂着的时候，我在家天天替你烧香。你回来了，给人家当牛做马。你当牛做马也行，可人家得知道你是头牛啊。人家不能一边骑着你，一边还嫌你走得慢。”
忽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亮，猛一拍大腿，花生碎从掌心里蹦出去老远：
“哎，小松，我打个比方啊——要是你亲闺女，你骂她两句，她顶多跟你顶两句嘴，过两天又爸长爸短地叫。可外头的孩子，你多说一句，她记你一辈子。亲闺女是喂得熟的，外面捡的，你喂不熟。”
常莹说完，自己先点了点头，觉得这个比方打得实在妙，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咕咚咕咚灌了两大口凉白开。花生吃得太多，嗓子眼儿干得冒烟，水顺着嘴角淌下来一滴，她拿手背一抹，打了个嗝，又接着说。
她比了个手势，话锋一转，换了副腔调，摇头晃脑的，像是讲古的先生：
“我跟你说，这就叫‘多尔衮的教训’，你知道吧？当年多尔衮，多大的权力，把死孩子扶上皇位，掏心掏肺，鞠躬尽瘁。可死孩子长大了，怎么对他的？挖坟鞭尸啊！为什么？因为不是亲生的！你呀，你就是那个多尔衮，英子就是那个死——顺——顺——顺治！对，顺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