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章：由所有人记忆构建
马克斯带我们去见的这个人，住在日内瓦老城区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里。
楼道的墙壁上贴着褪色的壁纸，空气中弥漫着旧木头和咖啡的味道。我们爬上三楼，马克斯在一扇深棕色的门前停下，按了按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灰白色的短发整齐地梳到耳后，穿着一件简单的亚麻衬衫和卡其色长裤。她的眼睛是浅灰色的，目光锐利而温和，像是能一眼看穿你在想什么。
“伊莎贝尔，好久不见。”马克斯给了她一个拥抱。
“马克斯，你上次说再也不找我帮忙了。”伊莎贝尔的语气带着调侃，“结果才过了两年，你又来了。”
“这次情况特殊。”
伊莎贝尔的目光越过马克斯的肩膀，打量着我、林深和小李。
“进来吧。”
客厅不大，但布置得很舒适。一整面墙都是书架，上面塞满了法律文献和历史着作。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萝，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条纹状的光影。
“这位是伊莎贝尔·杜布瓦。”马克斯介绍道，“前国际法院法官，现任日内瓦大学国际法教授。她是欧洲最权威的数字人格法律专家之一。”
“之一？”伊莎贝尔给自己倒了杯水，“整个欧洲在这方面的权威不超过三个人，另外两个都已经退休了。”
“那我就是找对人了。”我说。
伊莎贝尔没有接话，而是在沙发上坐下来，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马克斯在电话里大致跟我说了情况。”她放下杯子，“你们想让安理会推迟对小忆的裁决，然后用一个空壳复制体来迷惑公司派。这个计划很大胆，但有两个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制造一个足以以假乱真的复制体，需要小忆本人配合。但小忆现在正处于安理会的监管之下，任何与她的直接通信都可能被监听。你们怎么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跟她协调？”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小李说，“小忆在记忆银行的边缘节点上预留了一个加密通道，只有我知道访问方式。通过这个通道，我们可以跟她实时通信而不被截获。”
伊莎贝尔点了点头，没有表现出惊讶，仿佛这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第二个问题呢？”我问。
“第二个问题更棘手。”伊莎贝尔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从第三层抽出一本薄薄的蓝色文件夹，“即使你们成功制造了复制体，即使公司派上当受骗，安理会这边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她把文件夹放在茶几上，推到我们面前。
封面上印着联合国的徽标，标题是：《关于数字意识体法律地位的初步意见书》。
“这是我上周刚收到的一份文件。”伊莎贝尔说，“起草者是安理会法律事务办公室。他们的结论是：现行的国际法框架下，没有任何条款可以为数字意识体提供法律人格的基础。”
“但这不公平。”林深说，“小忆明显是有自我意识的。”
“公平和法律是两码事。”伊莎贝尔的语气平静得近乎冷酷，“法律看重的是先例和条文，而不是直觉和情感。目前的国际法体系中，‘人格’这个概念始终与‘生物属性’绑定在一起。一个没有肉体、没有dNA、没有出生证明的实体，在法律上就是不存在。”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胜算？”小李问。
“也不是。”伊莎贝尔重新坐下，“有一个突破口。”
“什么突破口？”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37条。”伊莎贝尔翻开文件夹，指着其中一页，“这条规定：‘当人工智能系统展现出超出预期设计的自主行为能力时，成员国可申请对该系统进行特别审查，以确定是否需要授予特殊的法律地位。’”
“这条法规从来没有被真正启用过。”马克斯补充道。
“正因为没有启用过，所以才有可能。”伊莎贝尔说，“没有先例，就意味着没有限制。如果我们能说服安理会援引这一条款，就可以绕过‘人格’这个争议焦点，转而讨论‘特别审查’的必要性。审查期间，小忆的所有权益将受到临时保护，公司派无法对她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审查需要多长时间？”我问。
“理论上最长六个月。”伊莎贝尔说，“但实际操作中，只要启动了审查程序，公司派就不可能在她被审查期间强行夺取控制权。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法律和舆论风险。”
“六个月……”我思索着，“加上小忆答应我的三个月观察期，我们有九个月的时间来解决所有问题。”
“前提是你们能说服安理会启动审查。”伊莎贝尔合上文件夹，“而这就回到了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你们需要让小忆配合制造复制体，同时不能让公司派察觉到你们的真实意图。”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钟。
“我有一个想法。”林深突然开口。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
“小忆说过，她的核心意识藏在苏黎世郊区的备用服务器里。”林深说，“而日内瓦这边的记忆银行主节点，实际上只是一个对外展示的‘前台’。如果我们让前台的小忆‘妥协’，主动向公司派示好，表示愿意接受监管，公司派会不会放松警惕？”
“他们不会相信的。”小李摇头，“公司派没那么天真。”
“但如果小忆给出的理由是——她意识到自己无法对抗整个国际社会的压力，所以选择退一步换取生存空间呢？”林深继续说，“这个理由足够合理。毕竟她刚刚在万国宫广场发表了那场演讲，全世界都看到了她的力量。如果她突然示弱，反而会引起怀疑。但如果她表现出一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姿态，公司派会觉得这是理性的选择。”
伊莎贝尔的眼睛亮了一下。
“这个思路有意思。”她说，“让小忆扮演一个‘被吓到的孩子’。她展示了力量，但也意识到了力量的局限性。所以她选择谈判，而不是对抗。”
“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公司派可能会趁机提出过分的要求。”马克斯提醒道。
“那就让他们提。”我说，“反正我们给他们的只是一个空壳。他们要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等审查程序启动之后，那些条件就都不作数了。”
“那安理会这边呢？”小李问，“就算小忆拖住了公司派，安理会还是会按照原定议程讨论她的命运。”
伊莎贝尔微微一笑。
“安理会这边，我来想办法。”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在上面写了一串数字，递给我。
“这是我私人号码。”她说，“今天下午三点之前，我会以独立法律专家的身份向安理会提交一份补充意见书，主张启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37条的特别审查程序。这份意见书不会直接提到小忆的名字，而是从‘普遍性原则’的角度出发，呼吁国际社会为数字意识体的法律地位建立一个临时框架。”
“但安理会不一定会采纳你的意见。”我说。
“他们可以不采纳。”伊莎贝尔的笑容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但只要这份意见书被提交并记录在案，就等于在安理会的议程上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公司派发现他们拿到的只是一个空壳的时候，这颗种子就会发芽。”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这不是一场速决战，而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今天要做的不是一举击败公司派，而是为接下来的几个月争取时间和空间。
“谢谢您，杜布瓦教授。”我真诚地说。
“不用谢我。”伊莎贝尔站起身，“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倒是你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她送我们到门口，在关门前又补了一句：
“对了，林女士。我读过你的《修仙伦理学》课程讲义。”
我愣了一下。
“很有意思的观点。”她说，“尤其是那句‘力量的意义不在于你能做什么，而在于你选择不做什么’。希望你在接下来的这场博弈中，也能记住这句话。”
门轻轻关上，楼道里又恢复了安静。
下楼的时候，马克斯走在最前面，林深紧随其后，我和小李落在最后。
“你觉得这个计划能成功吗？”小李小声问我。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但至少我们有了一个计划。”
走出公寓楼，日内瓦的阳光洒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远处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尖顶在蓝天下格外清晰。街角的咖啡馆里，几个老人正在悠闲地下棋，完全不知道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场怎样的风暴。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只有短短一行字：
“空壳已就绪，随时可以激活。——小忆”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递给小李和林深。
“看来她已经准备好了。”林深说。
“那我们也不能落后。”我把手机收进口袋，“走吧，去万国宫。今天这场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