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三路人马分头从不同的门出了安全屋。
方维新走的最早。
六点十分，穿了件洗的发白的蓝布长衫，围巾裹到下巴，从一楼后门出去拐进消防梯旁的弄堂。
手里提着个公文包，里面装了半叠空白纸和一支钢笔，伪装成文书跑腿的洋行小职员。
目标直指法租界公董局的旧档案室。
赵德隆前天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公董局二楼杂物间管档案的巡捕姓吴，安徽人，抽黄金龙牌香烟。
刘向东晚了二十分钟出门。
穿着赵德隆弄来的粗布棉袄，戴了顶油腻腻的毡帽，腰里别着一把扳手，扮成上门修水管的工人。
赵德隆约了一个熟人在霞飞路东段一家茶馆碰头，那人在法租界做了十几年的房产经纪，法租界谁的房子租给了谁他门清。
沈玉兰走的最晚。七点整。
还是昨天那身藏青色碎花棉袄，灰围巾，竹篮子里铺着白布盖着青菜。
林素贞在二楼窗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口，转头问身边的吴庆余：“嫂子让你今天干什么？”
吴庆余正在用一块旧布擦手枪零件。
“背撤退路线，第三遍了。”
林素贞把窗户关上。
方维新在公董局花了四十分钟。
两包黄金龙烟塞过去，锁一拨就开了。
杂物间里积了半寸厚的灰，木头柜子排了一溜，抽屉上的标签用法文和中文各写了一行。
方维新翻到1934年度新注册商号那个抽屉，一份一份扒拉，手指头都搓黑了。
光华照相馆，注册号F-1934-0871，注册日期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经营者陈耀宗，福建福州人，法租界居住证编号2290。
把这页抄下来后继续往后翻，找到1937年度的变更登记。
光华照相馆十二月提交复业申请，复业登记表上多了一栏，写着新增股东叫渡场三郎，日本国籍，持股百分之四十。
方维新看到这名字整个人都懵圈了，抄写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停了一秒。
记下页码又往后翻了两页没更多信息了，算了，有这名字也算是够了。
在茶馆里等了十分钟，确认没人跟踪，这才绕了两条街回安全屋。
刘向东回来的晚，将近中午了。
带回来的信息不多但每条都实在。
光华照相馆的房东是个葡萄牙裔商人，叫费雷拉，在法租界有七八处房产，自己住在霞飞路西段的洋房里，基本不管事。
月租三十五法币，每月初由一个穿西装的中国男人来交。
赵德隆的人跟了两次，认出这个交租人是法租界德丰洋行的跑街，人在洋行里不太起眼，做的是杂务。
“赵德隆说要继续查可以，但得加钱。”
刘向东坐下来灌了一大口凉白开。
“他原话，这破活儿费鞋底子，一双布鞋五角钱，我的人穿坏了三双了。不过话说回来，老西门的布鞋确实是不耐穿。”
徐望川没理这茬。
他表面稳如老狗，实则手心全是汗，把方维新抄回来的工商登记信息和刘向东带回来的房东情报并排放在桌上看了一遍。
渡场三郎，日本商人，持股百分之四十，淞沪会战后入股一个中国人开的照相馆。
指尖按在渡场三郎四个字上反复摩挲。
这个名字他不认识，压根不在脑海里。
但这不说明什么，1938年初的上海有成千上万个日本侨民，商人，掮客，间谍，他不可能全记住。
下午四点半，沈玉兰回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脸色比出门时难看的多，气得够呛。
竹篮子搁在桌角，围巾扯下来搭在椅背上。
她没坐下，直接走到地图前面，拿起铅笔在菱形结构西南角菜场的位置旁边画了第五个圈，标注了一个门牌号。
“灰衣男。”徐望川接话，猛的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今天没看鸡蛋女人。”沈玉兰的语速比平常快。
“我盯的是灰衣男那个买主，第九个客人，上次拎布袋走那个。好家伙，他今天又来了！还是十点出头到菜场，还是蹲在鸡蛋摊前挑蛋。这次我逆着他来的方向倒跟了一段，发现他居然是从南边弄堂过来的，压根不是从环龙路方向！”
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
“买完鸡蛋后我没继续跟他，而是倒着走，顺着他来时的路线摸。弄堂往南拐两个弯，出口对着条横马路，马路对面一排石库门。亲眼见着他是从第三栋石库门的后门钻出来的。”
她停了一下。
“那栋石库门二楼的窗户上晾着一件日式浴衣。”
屋子里安静了三秒。
刘向东第一个反应过来，嘴巴张了张硬是没发出声。
方维新手里的铅笔掉桌上弹了一下。
徐望川没动，就这么盯着地图上新画的第五个圈。
“你确定是浴衣？”
“我在东京住了七年。”沈玉兰冷着脸。
“深蓝色棉麻料子，腰带位置有两道白色横纹，下摆的花纹是菊瓣。那不是中国人穿的任何一种衣服。”
徐望川眯起眼。
灰衣男，十二月份他和沈玉兰第一次去菜场踩点时认出来的三个盯梢人之一，报摊灰衣男，修鞋匠，卖鸡蛋女人。
前两个被确认是党务处的外围眼线，赵德隆的线报和沈玉兰的跟踪结果对得上。
可现在灰衣男住的石库门窗户上晾着日式浴衣。
这东西不是证据，不能凭一件浴衣就下结论。
但沈玉兰不会拿不确定的东西来说事。
“灰衣男在菜场跟鸡蛋女人之间有脚碰布袋的传递动作。”徐望川慢慢的说。
“鸡蛋女人是日本人，灰衣男住的地方又挂着日式浴衣，这两条要是凑一块儿的话……”
“他搞不好两边都是。”沈玉兰接上了。双重身份。
徐望川手指在桌沿扣紧了。
心里飞速过了遍逻辑链，如果灰衣男本身就是日方的人，借着党务处外围眼线的身份做掩护混在菜场里，那之前认定三个盯梢人里有两个党务处一个日本人的判断就全盘错了。
实际情况可能是两个日本人一个党务处，甚至三个全是日本人。
这意味着什么？说明小日本在法租界的渗透压根不是撒几颗钉子那么简单。人家是在用完整的网，多重身份和交叉掩护，搁这儿经营系统化的情报据点呢。
沈玉兰把本子合上，铅笔搁在桌边。
“如果灰衣男根本不是党务处的人，那我们之前对三个盯梢人员的判断就要推翻一半。这盘棋比我们想的大。”
徐望川沉默了几秒。
“先别急。”他把声音压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程度。
“让方维新今晚截听一下日方的短波通讯。”
“找什么？”
“找渡场三郎这四个字。”眼神在地图和沈玉兰之间来回切换。
“如果他真的是照相馆的日本股东，那这个人在日军电台里应该有记录。有记录，就有底。”
沈玉兰点了一下头。
三楼传来方维新调试电台的细碎声响。楼下缝纫机嗒嗒嗒的踩着，伊万诺夫还在赶一件大衣的活。